一个政权的政策方针必须与领土内的百姓心理和历史文化保持一致，才能长治久安。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入主中原后，就面临着相对落后的本民族政治文化与已经成为统治根基的中原政治文化脱节的问题。在孝文帝的主持下，拓跋鲜卑果断地与本民族的政治文化告别，全面彻底地融入中原。快速、深入的融合在鲜卑民族内部引起了阵阵血雨腥风……
王朝的瓶颈
一
如果南方人见到大同，通常都会惊讶于此地恶劣的自然环境。
大同公路旁最多的是煤矿工人们；除了云冈石窟景点附近有若干绿化，乡间基本见不到成片的绿化；人们在大同每天都得换洗衣服，因为衬衫的领子一天之内就会由白变黑。大同现在的经济支柱显然是煤炭行业。但是在煤炭还不能成为一个行业的古代，自然环境欠佳的大同物产非常有限，因此也就很难发展成为一个人烟密集的大都市。可是在南北朝的时候，大同（当时叫做“平城”）却成为了北朝第一朝北魏的首都。见惯了南京、杭州和西安等“古都”的人们很难将大同和一个伟大王朝的首都形象联系在一起。
在平城立都的北魏是鲜卑族拓跋部所建立的政权。
鲜卑拓跋部，属于辽西鲜卑，原来居住在现在的大兴安岭附近，是典型的游牧民族。漠北地区的北匈奴西迁后，拓跋部趁机向西迁移，逐步占领消化了原来北匈奴的地盘。到拓跋力微担任酋长时期，拓跋部又大规模南下，最后迁居到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与曹魏、西晋发生往来。尽管拓跋部还处于部落联盟的落后阶段，但已经成为中国北方不可忽视的力量了。
五胡乱华时期，强大的拓跋部很自然就成为了各方争取和利用的对象。拓跋部也利用西晋末年的乱世，四处出击，博取功名利益。东晋咸康四年（338年），拓跋什翼犍成为“代王”，设官分职，颁布法律，制定国家机构，代国正式建立。初生的代国四处征战，到处掳掠，日子过得很不错。可惜它遇到了更强大的敌人前秦。376年，前秦大帝苻坚趁代国内讧征服了代国。前秦的辉煌没有维持多久就在淝水之战后土崩瓦解。386年初，拓跋珪重新聚拢力量重建国家，改国号为魏，自称魏王。北魏王朝正式建立，拓跋珪就是北魏开国君主。之后，拓跋珪几经鏖战，将现在山西、河北大部分地区纳入囊中。398年，拓跋珪定都平城，称帝。经过拓跋鲜卑几代人的经营，到拓跋焘时，北魏先后消灭了夏、北燕、北凉等割据势力，基本统一了北方。南北对峙的局面正式形成。
北魏成为整个中国北方的王朝后，都城依然定在山西北部的平城。这里是拓跋鲜卑祖宗耕耘之地，靠近本民族熟悉的草原。平城当地越来越满足不了一个日益强大的帝国的都城的经济需求，北魏王朝不得不定期从中原各地征调物资和人口来支撑首都平城的正常运转。各种各样的政策法规从山西北部的山城平城发出，指挥着北方各地的政务和经济运转。鲜卑贵族们依然保持着勤奋好强的精神，政治也算清明，但北方各地的汉族起义越来越多。
坐江山不容易，守江山更难。作为从蒙古高原南下的游牧民族，拓跋鲜卑的北魏遇到了政治发展的瓶颈。汉族人已经成为了王朝人口的多数，成为了王朝政治的根基，但鲜卑人显然和他们缺乏沟通，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坚定支持。偏居平城的鲜卑贵族们深深明白守江山的艰难。他们想改变，但不知道改变从何开始。
二
公元471年，北魏皇帝拓跋弘将皇位禅让给了五岁的儿子拓跋宏。
这原本是北魏王朝的一桩宫廷丑事，却开启了一场伟大改革的序幕。
北魏皇太后冯氏一直在幕后掌握政权，将拓跋弘置于虚君的位置。拓跋弘不满，杀死了冯太后的情夫，想以此来打击政敌。结果，冯太后强迫他退位，还将他软禁起来。不久，拓跋弘就在软禁地“暴亡”了。新即位的拓跋宏年幼无知，无法处理政事，朝中大事小事均由太皇太后冯氏执掌。冯氏虽然是鲜卑人的太后，却出身汉族人家。她提拔了许多汉族人进入朝廷，对新皇帝拓跋宏也进行了正规的儒学教育。在政治上，冯太后并不因循守旧，而是大胆进行了改革。
当然了，冯太后改革的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太后的权力，削弱潜在的政敌。要想打击政敌，人事和吏治整顿往往是最好的突破口。冯太后就从整顿吏治入手，规定地方官只要治绩突出，任满一年就升迁一级；而治绩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处罚。过去，拓跋鲜卑的赋税制度混乱，地方上州郡县各级官府争相征收租调。现在朝廷严令只能由县级政权征收，削弱州郡的财权。如此一来，朝廷（其实就是冯太后）对地方官的控制就加强了，地方反抗中央的资本也大为削弱了。冯太后的人事改革也有许多清明的地方。比如北魏一改鲜卑民族的掠夺本质，在朝廷执行俸禄制。鲜卑贵族原来是没有“薪水”的，要用钱的时候就到地方财政上拿，或者问部下索取；现在冯太后申明任何官员在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者，处死。考虑到许多官员都拖家带口的，俸禄可能不够，朝廷又规定地方官可以按官职高低领取一定数量的俸田，耕种收获，补贴家用。俸田不准买卖，官员离职时要移交给下任。后来其他政权觉得“俸田制”不错，纷纷效仿。冯太后也算是为中国政治史提供了一项原创制度。
有一项改革可能在冯太后心目并不是重点，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就是“均田制”。作为汉人的冯太后对农业结构的基本理解是地主与雇农的结构。长期的战乱造成了大批无地农民，也让北魏朝廷掌握了大量无主的土地。朝廷于是颁布均田令，根据百姓家庭的不同情况，授予不同数量的国有土地。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别。其中露田种植谷物，不准买卖，得田百姓七十岁时交还国家；桑田种植桑、榆、枣等，不须交还国家，允许百姓自由买卖。均田制的推行对于“不习农桑”的鲜卑经济来说是一大进步。它的本质是国有经济，以国家掌握的土地和人口为基础。因此北魏又和地方豪强和宗主展开了对人口的争夺。冯太后在国内推行邻里党的乡官组织，抑制地方豪强荫庇户口。与均田制相适应，朝廷调整了租调制，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交纳帛一匹、粟二石。均田制和租调制相结合产生的成功，以至于它日后漂洋过海，为日本等国所效仿。这些后事大大出乎了当初改革者的预料之外。
这些改革带有突出的汉族色彩，都是以拓跋宏的名义颁布施行的。但是年幼的拓跋宏只是一个傀儡而已。他受到冯太后的严格教育和严密监视，终日战战兢兢，生怕惹怒太皇太后，招来被废的厄运乃至杀身之祸。拓跋宏就是在大权旁落、担惊受怕的环境中日益长大。如果说他有什么突出之处，就是他成功地和冯太后处理好了关系，并且养成了沉稳老练的性格，深谙政治。而改革的倡议者和主持人冯太后虽然缺乏高尚的目标和响亮的口号，却在南北朝历史上刻上了深深的痕迹。
只是冯太后此人，精于权谋却疏于政治，长于战术却短于战略。她仅仅揭开了一次伟大改革的幕角，没有能力让它成为一场辉煌的大戏。
三
公元490年，冯太后终于死了。拓跋宏将老人家风光大葬，然后从权力舞台的幕后走到了前台。
年轻的拓跋宏接受的政治遗产非常复杂。祖母启动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却没有解决帝国的深层次问题：北魏王朝与作为政治根基的汉族民族依然存在隔阂。中原各地零星的反对鲜卑的造反事件层出不穷。一道道镇压的使命不断从平城发往各地。拓跋宏对祖母的改革是持完全肯定态度的。这不仅仅出于对政策方针本身的认同，更是因为冯太后留下了一整套政治班子。拓跋丕、穆泰、陆睿等冯太后的老臣把持着朝政，依然分割着皇权。拓跋宏通过对冯太后的高度尊崇，全面继承祖母的政策来压制这部分人的潜在政治威胁。
但是带有汉族色彩的改革引起了鲜卑民族内部的不满。鲜卑贵族在马上得的天下，王朝建立后也始终保持着游牧民族的本性。他们居住在祖宗经营多少代人的首都平城，自豪而且自信。他们感谢祖先留下的富贵生活，也愿意为捍卫这样的生活方式而奋斗。冯太后通过自己的权威和高超的政治手腕推行了许多改革，却丝毫没有触及鲜卑民族精神层面上的这些内容。拓跋鲜卑依然保持着保守的面貌。当年酋长拓跋力微的儿子在晋朝当质子后返回晋北，用弹弓打鸟。这个很寻常的行为竟然引起了部落贵族的恐慌。因为在拓跋鲜卑的历史上，弓都是用来发射箭，再用箭来射鸟的，从来没有人用弓发射弹子。于是，惶恐的贵族们认为酋长儿子已经被南方汉族人的风俗习气给“污染”了，担心他日后继承了大位后，会改变鲜卑旧俗，进而对部落贵族们不利。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建议拓跋力微杀死儿子，再挑选本分朴实的人为继承人。直到拓跋宏出身前的十几年，北魏王朝还发生了一桩“文字狱”。汉族大臣崔浩在著作《国记》中忠实地记录了拓跋鲜卑的早期历史，并且刻在了石头上。鲜卑贵族们认为崔浩是在“暴扬国恶”，竟将崔浩处死。这些保守的鲜卑贵族对已经开始的改革的不满情绪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女强人”冯太后死了，这种情绪可能会寻找途径爆发出来。
从小接受正规儒家教育的拓跋宏显然不是旧式贵族的同路人。他认定只有继续冯太后开启的改革，仿效中原先进的政治文化，才能破解鲜卑族落后保守的面貌，才能突破王朝发展的瓶颈。
拓跋宏需要做的是寻找在旧贵族包围中突围而出的方法，一种既可以巩固和扩大皇权又能够推进改革的两全其美的方法。拓跋宏想到了一个好方法：迁都。平城是拓跋鲜卑的老根据地，为北魏王朝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里埋葬着本民族的列祖列宗。但且不说平城气候恶劣、环境恶化、经济薄弱，也不说平城远离中原腹心地区，不利于王朝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就只说平城笼罩着的浓厚的游牧民族气息和保守的思想就让拓跋宏接受不了。平城的气氛与拓跋宏的思想不符，也不利于王朝的长远发展。当时北方逐渐崛起的柔然不断进犯北魏云中地区，直接威胁到平城的安危。拓跋宏觉得如果再继续和柔然这样后期的游牧民族纠缠下去，北魏朝廷就永远摆脱不了游牧民族这个圈子了。现在的北魏王朝已经不是游牧王朝了，需要一次飞跃。那就迁都吧！
至于迁都到什么地方呢？拓跋宏认为“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他计划迁都到中原腹心的洛阳去。
洛阳是之前东周、曹魏和西晋王朝的首都，处于中原汉族人口和经济的中心，具有深厚的汉民族政治文化智慧的积累。迁都洛阳，可以解决物资保障问题、接受汉族政治遗产的滋养、争取汉族主体的支持。而平城的那些旧贵族们，就让他们就和游牧后辈柔然人去纠缠较量吧！拓跋宏认定自己给北魏王朝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方向。
有学者从年轻的拓跋宏的心理出发，认为由于冯太后“临朝专政，……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不关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导致了拓跋宏和心理和现实上始终处在冯太后的政治压迫之下。“平城诸多鲜卑元老重臣无时无刻不想把孝文帝（拓跋宏）控制在自己的掌心。而且，冯太后已经固有的政治业绩在平城已经达到颠峰，不可能再有更大更多的发展，孝文帝（拓跋宏）在平城很难施展抱负。”
迁都与反迁都
一
太和十七年（493年），拓跋宏突然嚷嚷着要南伐宋朝，统一全国。
皇帝的行动很快，在明堂上当众命令太常卿王谌亲自去作龟卜，看看南伐是否吉利。
王谌是九卿之一的太常卿，本不应该由他亲自去钻乌龟壳做占卜。这些事情本应该让下面的仆吏去做。拓跋宏下诏要王谌亲自去做，顿时让群臣感觉到了皇帝对南伐一事的重视。其实在诏书下达之前，拓跋宏偷偷把王谌叫到一边面授机宜了。没多久，王谌就呈上来一个大利于出兵的“革”兆。商朝汤武当年伐夏前占卜就得到了一个“革”卦。
鲜卑人迷信占卜。拓跋宏见此，高兴地宣布：“这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吉卦。我们要择日兴兵，南伐宋朝。”群臣知道皇帝要来真的了。可讨伐南方统一全国是大事，关系王朝兴衰，不是仓促能够准备好，更不能儿戏。但是占卜的结果又是有利于出兵的吉卦。大臣们一下子懵了，都低头不敢说话。
任城王拓跋澄仗着自己是拓跋宏的叔叔，出来说：“易经说‘革’是更改的意思。将欲应天顺人，变革君臣的地位，所以汤武得到‘革’卦是吉卦。但是陛下拥有天下，有好几代了。现再占卜出征，只能说是‘伐叛’，不能说是‘革命’。因此，占卜得到‘革’卦，并非君人之卦，并不吉利。”有几个群臣见有人挑头反对南伐，在拓跋澄话落，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拓跋宏厉声反驳说：“象云‘大人虎变’，何言不吉也！”拓跋澄也和侄子“戆”上了，说：“陛下龙兴已久，怎么能和虎变相提并论！”拓跋宏想不到遇到这么大的阻力，气得脸都变了颜色：“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王难道想破坏士气，阻碍国家南伐嘛！”拓跋澄也不示弱：“社稷的确是陛下的社稷，但臣是社稷的臣子，既然参预政事以备皇上垂问，就不能不竭尽所能，畅所欲言。”拓跋宏早就下定了迁都洛阳的心思，现在提南伐只是找个借口而已。想不到南伐刚提出来，就遭到了拓跋澄的坚决阻击，心里一下子就烦燥不安起来。拓跋宏毕竟是拓跋宏，很快就从不快情绪中解脱出来，认识到：“我和拓跋澄只是都将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而已。拓跋澄也不见得就是个老顽固。”拓跋澄反对南伐，是为国着想。既然为国着想，就不会反对迁都。当日退朝，皇帝车驾回宫后，拓跋宏就召见了拓跋澄。
拓跋澄还没走上台阶，拓跋宏就远远地对他说：“我们再不谈什么革卦了，刚才在明堂之上，我是怕众人争相发言，阻我大计，所以厉色震慑群臣。我现在叫你来，是希望你能了解我的真意。”接着，他把名为南伐、实为迁都的计划单独告诉了拓跋澄：“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拓跋澄原本是担心年轻的拓跋宏一时兴起，冲动地讨伐南宋伤害了国家元气。现在他终于知道了拓跋宏深谋远虑，为国家发展着想的真实意图，立即表示支持：“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拓跋澄也认为洛阳地处中心，迁都洛阳有利于对全国加强统治，可以达到“制御华夏，辑平九服”的效果，是件大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