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这样一个坐立不安的人成为一名旅行者并非怪事。我们有些人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快乐得多。有别人在场的时候，他会感觉自在得多。他希望以你不知道的东西给你留下印象，他很热情地纠正我对“Gouda”这个词的发音，并且，在《坐立不安的解剖》一书中，他告诉我们说：“恋物癖这个词来自一个葡萄牙语，即feticceio，你看，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来源的。他谈得很紧张，饶有兴味，他吹牛，开玩笑，闲聊。他的思想总在大量出现。然后，他就需要在孤独安静中暂缓一下子，或者，他需要新的倾听者了。
他对矛盾有执迷的狂热，需要它，也能够因此感到自足。《在巴塔哥尼亚》、《乌茨》和《歌行》的美妙之处就是它们的怪诞不经——古老的民俗、无法预料的事件、奇怪的词源。当然，布鲁斯往往会循环使用自己的发现。《解剖》当然是切特温桶的桶底，在这本书里，布鲁斯第n次告诉我们他是如何为大家推测出巴塔哥尼亚这个名字的起源的。那是他的词源绝活。
常有的情况是，布鲁斯会拿到棍子错误的一头，但是，他仍然能够在这个错误上面建起一座摩天大楼。游牧民族是他感兴趣的话题。他崇拜游牧民族的冲动。他讲旅行精神的最长和最复杂的历史札记，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上的：“阿拉伯这个词意思是‘帐篷居住者’。”但是，任何一个拥有一本阿拉伯语和英语双语词典的人都能够告诉他，从词源学上讲，“阿拉伯”的意思是“表达自己的民族”——是从词根阿拉布上派生出来的，意思是阿拉伯的，一个清晰的表达者，一种澄清，一种表达——跟帐篷没有任何关系。布鲁斯继续说：“跟表示生活在房子里的人哈萨尔这个词正好相对，阿拉伯是指较为缺乏人性的一种人。”这也是会起误导作用，同时也是不真实的。
对于奇怪的不准确性，他也有山海难撼的能量。我同意，这样面对一开始的脸红而继续任性下去的能力是更好的阅读能力。但是，从长期来说，真实情况通常就变得很怪了，从而使他下的判断证据不足。他说，罗伯特·史迪文森是“二流作家，”而《金银岛》也是“次品。”事实上，他对史迪文森简约的描述就跟一幅自画像一样。在一篇文章里，他无休无止地大谈匈奴（Hsiung－nu），那是中亚的一个游牧民族，但是，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补充说，那就是匈奴族（Huns）的后裔。假如他这么做了，也许他就不会在这里写出下面这些话：“游牧民族从不破坏文明，假如有的话，那也只是罕见的事情。”
《坐立不安的解剖》不是一本给初识切特温的读者看的书。那样的读者应该从《在巴塔哥尼亚》开始，并从那里按照他著作的编年顺序读下去。那都是些极不错的书。他怎么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其实无关大雅，只不过，它比捍卫他的光芒的那些人愿意承认的更加奇怪，更加有趣。看起来，他要么是一个伦敦团体的生命与灵魂，要么就是生活在乌有乡的帐篷里的一个怪种。当然，真正的布鲁斯·切特温——隐藏起来的、精明能干的、四处急匆匆地巡游着的布鲁斯——却是在这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
格陵兰岛
“最后的一个马尔克斯兄弟去世以后，人们都在周末版上写一些评论文章，而这个马尔克斯兄弟的一个电影人物就是奥迪斯·德里夫特伍德，”格雷汉姆的前妻维维安·格林告诉他的传记作者说，“我想，‘这个名字可以换上格雷汉姆的名字’，他们从来不在一个地方呆到几个星期以上的时间。”
这可真是个奇怪的想法。现在尚在人世的最伟大的小说家是第五位马尔克斯兄弟，他戴一顶可笑的帽子，穿着随风飘动的鞋子，装着假鼻子，拿着爆炸性的《圣经》在全世界旅行——今天去伯克汉姆斯戴特，明天去海地，下个星期去布达佩斯——奥迪斯·德里夫特伍德这位一心二用的作家，他用右手写小说，左手写游记，有时候还能活生生地上演居斯塔夫·福楼拜的生活情景，是那位法国小说家最引人注目的一种行为，即一边跟一个女人做爱，一边写信，同时还要抽雪茄。毕竟，难道不正是这位格林本人在他的戏剧集的前言当中指出，悲剧已经很接近闹剧了？
格林的正式生活当中，有某种胡闹的成分存在着——的确，比如他找一位正式的传记作者的时候。诺尔曼·谢利曾是新加坡大学的一位讲师。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他走之后是我接他的位置的，他的某些学生把这些事情讲给我听了。教职工俱乐部里有人讲故事（顺便说，这也是谢利本人写格林的事情时所取的语调），说为了搜集康拉德小说的背景资料，谢利时常动身前往苏腊巴亚，看看那里是否有一个生活原型，比如《胜利》中的亚克塞尔·海斯特的王厨师，或者看看是否真有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三个神秘人物。实际上，康拉德是从罗伯特·路易斯·史迪文森的一本次要的小说《落潮》中借来的三个恶棍形象。谢利对文学中的先例并没有太大兴趣，他更感到有兴趣的是在赤道国家偏僻的街巷里找到那样的一些人，他很想接触那些少有人光顾的一些乡村地区，一些有异国情调的人，他不怕有可能染上阿米巴性痢疾，因此而给格雷汉姆·格林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康拉德的东方世界》刚刚一出版，格林就跟谢利取得了联系，最后授权由他来写自己的传记。
一个作家挣扎和失败的岁月，经常意味着传记作家的成功。毫无疑问，在他紧随格林一生的脚印亦步亦趋的时候，在他掌握了格林所有的文件以后，谢利的运气也来了：他有一个职业，有了一个主题，一份收入，他是一个名人的正式传记的指定作者。
如果《格雷汉姆·格林的一生》不是那么冗长，也没有那么单调乏味的话，那就没有必要提到这些方面的事情了。此时，格林本人正在阻止另一本更符合原味——但不正式的——传记的出版，传记作者是一位安松尼·莫克勒。诺尔曼·谢利的书是纪念碑式的作品之一，看上去写得无微不至，穷尽细节，你差不多可以肯定某些关键的东西都给遗漏了。威廉·福克纳的传记作者也花了两大本书的篇幅来仔细分析一个人的生活，传记作者提到了能够想象出来的最不重要的一些细节，但没有留下一些篇幅来容纳这样一个事实：在一段约有三十年的时期里，福克纳都是一名狂热的通奸者，而且跟一位显然对他极其重要的妇女保持了长期的暧昧关系。看谢利的书，人们不可能不想到，他也利用了同样的圆滑手法。
讲格林生活的第一卷（从1904讲到1939年）当中，有很大一部分讲到了格雷汉姆与他的未婚妻维维安的追求活动。据说，格林的数以百封记的情书都已经销售给了德克萨斯州大学，而且列出了正式的目录，我难道是惟一一个发现此事很可笑的人吗？谢利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信件当中极长和过分热情的一些段落（显示出一个大家都觉得是一条冷鱼的小说家温情、浪漫、脆弱的一面），但是，他只不过稍稍暗示了一点，说他同时过着非常不同的一种生活——跟一些“妓女”、女友和来去无定的一些女人。的确，任何读过格林作品的读者都可以轻松地猜出，他很熟悉那种一夜情式的生活，也懂如何保持长期的****关系，他的力必多在那些年里得到了极好的测验。在那里收录格林来来去去的生活细节，谢利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但是，很明显，格林并不希望讨论其中的许多情景，因此，我们就被迫见证这位传记作家看格林的日记并写出报告的可怜场景。“这部分内容其余的部分有缺损”——或者一笔带过，或者进行修补，或者采取其他的什么手段——又一次提醒我注意到，一本很厚的书里面时常包含比一本很薄的书更多的漏洞。
格林的选择性的自传有《一种生活》和《逃避的种种方式》，这些传记有其优秀的一面，但是，我还感觉到，这些自传多少也有能省略就省略的成分在里面。格林有很强的自我戏剧化的特征，这样的特征显示出的更多是一位旅行者而不是一位小说家，而且我从来都不是很相信那些看上去十分流畅的故事，比如讲俄国式的轮盘赌、失败和学校的欺侮情形的一些部分。至于说精神崩溃的一段，在我看来，格林对于梦的兴趣很快便会引导他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而且纯粹出自好奇，而不是因为挥之不去的神经症。格林讲了很多故事，说他如何不喜欢自己早年写的某些书，如何放弃了早年的某些书，而我同样感觉那些书是为了产生某种效果而进行的夸张。
谢利的传记不仅仅使格林生活当中的这些事实得到了资料上的佐证，而且还使其具备了很多细节。狂躁一压抑型精神病和自杀冲动都是真实的，失败感也多次重复过，而压抑下去的那些小说明显是非常可怕的。格林以诗歌相抗衡，甚至为此发表了一本书，叫《冒泡的四月》，但他转向了新闻和小说，第一本小说便获得了成功，就是《内在的人》，然后就时运不济，写出来的书一本不如一本了，最后竟然使他写了一本讲罗切斯特爵士的书，但三十多年里一直没有得到出版机会。谈到格林早年的写作生活，仅仅用消沉和不利是不足以形容的，因为在不同的时期，他思考过不做写作而去过另外一种生活的选择，也许到曼谷、挪威或日本、缅甸去教书，他还明白了自己放弃在《时报》当助理编辑的薪金优厚的工作的愚蠢所在。
《斯丹姆布尔列车》是格林自觉是为了混饭吃而粗制滥造的一部作品，之后，他受到了大众的欢迎，但是，这样的欢迎只是昙花一现的美事。格林传记的第一部分里面讲了两个故事：格林求爱的故事和结婚的故事，再有就是他作为小说家的头十年的生活。维维安说，格林的内心里有一堆冰渣——正是这一点才使他作为一个作家影响深远，真实于自我。到第一卷的末尾，格林看来已经走到了婚姻的末路，正开始寻找一个作家真正的名望去了。那一堆散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把剑一样的冰柱。
1935年，格林决定到利比亚的乡村地区走一走，这个决定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这里面最不为人所预料到的一面是，他选择自己的表妹芭芭拉同行，作为旅行中的一个同伴。那位年轻的社会名流看来也不负重托，差不多跟格雷汉姆一样坚强，一样才思泉涌。她自己对这趟旅行的叙述《愚昧的大地》（后来重印的时候改名为《回头太晚》）应该与《没有地图的旅行》一起看。去利比亚使格林相信，他可以忍受艰难困苦，他可以勇敢，可以冒风险，肮脏和粗鄙的地方也有自己的吸引力的。因为心思集中在上面，他让自己相信，他有某种吉姆·霍肯斯的成分，也有史迪文森的一些因素。格林最有吸引力的一个特点是，他总愿意亲身体验。他是个不事声张的人，直接就采取行动。有什么经验专意要用到尽。在第一卷的末尾，经过在墨西哥的仅仅五个星期的旅行，他就写出了两本书，《没有法律的道路》和《力量与荣耀》。
了解一个作家生活中最后的一个细节，这样熊熊燃烧的好奇心中最不利健康的一面就在于，这经常会发出一个信号，说明对一个作家的工作表现出彻头彻尾的漠视。我们知道（如谢利告诉我们的）1938年，圣安托尼奥有一些妓院和妓女，有完整的名字和地址，还说“毫无疑问，格林到那些街上去考察的时候，当时的一些妓女现在仍然健在，”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格林的著作吗？对此，我并不以为然。但是，我发现这本传记很有趣，就如同格林觉得罗切斯特爵士也很有趣一样。而且，我读这本传记的时候带有很大的热情，而正是这样一股热情才使得格林有了活力，使得他想去看看圣安托尼奥进行的一场怪事表演，去看两个死掉的匪徒（已经做成了干尸）、暹罗的双生羊以及“俄克拉荷马的一位太太生出来的蛙脚婴儿”——换句话说，是一种不纯洁的热情。
明显的缺席者
“我恐惧这段时间身体不太好，”格林在伟维的一家医院的病床上给我写信说。“我什么东西都不能喝，因为喝下去就疼，我的日子好像全被输血的活动占满了，还要打维生素，还要吃四种丸子。考虑到我的年龄，人们不妨做更坏的打算。”
这倒是真话。他已经86岁了。但是，哪怕看到这样可怕的描述，我也感觉他仍然是不可摧毁的，而且我并不是很担心他的生命。我知道他身体极好，并不十分吃力，这是跟我认识的任何一位作家都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有人问他如何保持这么好的身体，他就说，他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喜欢喝什么就喝什么，而且他还跟很多人吹牛，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内，他吹嘘说，他从来不进行任何形式的锻炼。事实上，他一辈子都是个狂热的行走迷，但是，他不喜欢户外行走，而且坚持要做一个风流者。“我极喜欢抽上那么一口，”他有时候在美美的一个午餐后吹嘘说，意思是指抽一锅鸦片。
跟他见面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好像他一辈子想要什么都得到了什么，这也许就是他对成败得失轻描淡写的原因吧。当然地，他轻视成功。高贵的失败这个想法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我想，因为这里面意味着奋斗。他经常谈起一个作家才思枯竭的痛苦，但是，他自己却一直保持很高的创作欲望。他全部五十四本著作全都在重印当中。但是，他不希望有任何人认为他主要的成就对他来说全都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举动。他相当肯定，他并不十分在意没有得到诺贝尔奖的事情。不管怎么说，他在评审团里有一个死敌（据说，那个人曾说过，“除非踩着我的死尸”，否则别想得奖），而他不得那个奖反倒名声更响。但是，由于那个奖是根据一种英国人称为“轮流坐庄理论”的东西来颁发的（“现在该轮到阿尔巴尼亚人了吧？”），那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呢？“我看诺贝尔的那班人又开始拿它说事了，”一名尼日利亚人得奖的那年，奈保尔对我说。“他们朝文学上撒尿，就跟每年干的一年。”
人们看到格林，第一印象几乎是英雄主义式的：一个高大的人，带着差不多是一种专横的厌倦看着你。但是，到底有谁真正见到过他？他是个明显缺席的人，就跟史迪文森在萨摩亚岛上一样（格林说，“我的表亲，”而且这是真的；克里斯托法·依舍伍德是另一个表亲）。格林的任何一本书出版的时候，他都喜欢去尼亚加拉瀑布或印度的某个地方。他不喜欢电视，不喜欢去那里当客人，也从不为自己的书做广告宣传。他喜欢当名人，但我觉得他喜欢做一个有恶名的人，甚至是臭名昭著的人。对他进行的所有文学采访都是按他的要求进行的，而且他还故意把自己弄得有些神秘。有一次，他出现在一次BBC电视节目里，但是在一间黑房里，他的脸在整个电视节目期间都看不清。
“他很，呃，”约翰·勒·卡雷就开始寻找合适的词语了——我们在准备一个节目，讨论格林的作品——“呃，很光滑，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