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码头人位，换班回里，无庸言矣。告假者，脚费自备。设 遇因亲或家政有要事者，总领(经理)酌夺，顶下班回祁者，脚费俱系公出。余别归里者，一 应花费自出”。“如夥友服汤药号出，若服参茸丸散记为已身。”
——票号号规
家长制：错过了票号改组银行的机会
所有权和总经理的经营权分离开来，虽然极为有利于经营和票号发展，但也存在一些弊端。最严重的是，在赋予总经理经营全权的同时，却没有建立严密而有效的监督机制。
作为票号所有者的东家，对总经理的约束仅仅依靠双方所订的合约和号规，而合约和号规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责任制度。赔钱了或是做的不好，大不了就是辞退而已，这就是最严厉的惩罚了。所以晋商在经营上的风险，不能不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漏洞。
虽有担保制度约束经营者，但那是以防万一，平时对总经理的监督措施几乎没有。东家签了合约，订了号规，商定给总经理的顶身股后，便把票号的经营管理大权全部交给总经理了。票号经营的亏盈、人位的增减、项目的选定，都由总经理独裁。总经理以下人员，都是总经理委任的办事者，只有听命于总经理的义务，而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
总经理犹如一个封建家长，一般不会倾听别人的建议，尤其是票号内伙计的建议更不会听。即使伙计说的对，也不会听，若听了，不是证明总经理不如伙计吗?就是东家，有什么经营的想法，也只能与总经理商议，否则，就违犯了东家不得干预号事的惯例。
显然，总经理全权负责制对东家特权的限制是严格和有效的，而对总经理充分放权的同时却未能有效限权。尤其是从法规和实际上，完全剥夺了总经理以下伙计参与管理和决策的权力。这与现代公司制度相比，就是一种极大的弊病。
按说，对总经理最有效的监督是市场，赚不回来银子，说什么都不管用。撤庄、亏损的教训，足以证明总经理经营的失误，但那都是“马后炮”，是事后诸葛亮，不能防患于未然。这样的监督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很多时候，是拿一个人的运气来赌商号的命运，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20世纪初，国内众多银行的创办给山西票号造成了强劲的压力。近代五口通商伊始，外国银行踏上了中国土地。众多银行及各省官银号、官钱号纷纷开张，短短十几年中，竟达四五十家之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不可能是无限量的，众多银行的建立就意谓着与山西票号争利。1905年开户的大清户部银行，成为山西票号最主要、也是最可怕的竞争敌手。
山西票号与新式银行比较起来，在组织、管理上有相当明显的缺陷。如户部银行为官商合办，实行有限股份制，公开召集社会资金，因而起始资金就相当庞大，开办资本为400万两，分4万股，每股100两。“无论官民人等，均准购买”。到1908年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资本增为1000万两，为任何一家票号都望尘莫及。
“多财善贾”，资本的雄厚便是金融机构信誉的保证。这样，不仅社会上大量闲散资金被吸收作为银行股份，大批存款户也转向了大银行。更让山西票商叫苦不迭的是，新设立的银行很多为官办的，拥有倚势压人的特权，使票号丧失大量的业务。
更为重要的是票号的经营方式始终取信用放款形式的无限责任制，而相比之下，银行的押款、担保、取有限责任制形式，在时局动荡，内外战乱迭起的年代里，则更为优越、可靠。
这时的形势是：票号若不立即变革，必然将承担更大风险，等于作蚕自缚，坐以待毙。
清末的经济危机和外国侵略势力的深入，社会有识之士对票号普遍有危机感，他们撰写论文尺牍，在谈形势的变化和票号的危险，组织大银行的必要。然而，就在这时代大变革的浪潮中，山西票号出于主观、客观的种种原因，没有能把握住自身改革的历史时机，最终走上了衰亡之路。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身为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曾邀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山西票号婉言拒绝。第二年(1904年)，户部尚书鹿钟霖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为借助山西票号实力，主动邀请山西票号入股，并提出由票号出人帮助组建。但山西票号的个别主持者们看不清金融局势的发展变化，担心受制于官，对号权不利，却不考虑组建银行的重要意义；虽然北京分号的许多掌柜跃跃欲试，但无总号指令便不能“轻举妄动”，结果坐失机缘。
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仍是官商合办，本金高达1000万两，分行35处，遍布全国主要城镇。大清银行再次邀请山西票号参股，山西20余家总号竟无一家响应!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失去了一次改组银行的有机时机。
改组为银行，这件关乎整个票业乃至晋人未来的大事，在这种缺乏活力的制度面前，一次又一次被延误。
让我们分析一下制度的缺陷如何造成这样的结局。上情可以下达，是这种制度的长处，可以保证总号对各分号的有效统辖，尤其是总经理的决策能够贯彻执行；但是下情难以上达，却是这种制度致命的弊病。
一家票号不是一个人的票号，如果不能够集思广益、集合众人的智力、共谋发展，是难以真正“做大”和持久的。而下层在任何时候都是大多数，是最有发言权的，忽视了下层，实际上等于断了根，上层也是不能生存的。
票号的下层就是分号和伙计，不仅人数上占了绝对的大多数，他们所做的业务几乎是票号整个业务的全部。在总号直接做的业务量很小的情况下，分号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但分号只有听命总号的权力，而没有参与重大决策甚至建议的权力。这样，总号的决策者们，躲在晋中小县城和山村中所作出来的决策，往往就和通都达邑甚至海外市场的变化相差很远，有的甚至格格不入。
就说办银行，无论京都及各地分号怎样吁请，总号的决策者们就是不为所动，奔走呼号者没有决策权，到头来只是徒然。与其说这是人为之误，不如说是制度之弊更为确切。
票号的管理者有一种错觉，他们不认为进账银子的日益减少是由于票号本身的弊病所致，而错误地认为是承揽官款业务未做到家。因为票号的辉煌，几乎全是官款的杰作。所以，这些决策者潜心尽力所为者，依旧在继续结交官吏上，而不是研究金融市场的变化。他们深信，过去结交官吏可以包揽大宗官款业务，现在乃至将来永远会这样做。
他们认为此时的危机与“长毛作乱”一样不久会过去，亏损甚至撤庄会随着时局平稳而好转和恢复。却不知此一时彼一时，处于外国银行和大清银行的两面夹击之中，票业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若不断然变革，连补救的机会也没有了。而他们只凭已经过时的经验，就想应对危局，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按照成例进行清理，但其他商办、官商合办的银行都恢复营业，及早加入银行股份的江浙商人就没有遭受太大损失。山西票号坐失参与国家银行的机会，实在是无可挽回的失误。
自清政府倒台，北洋军阀政府登台，曾执金融牛耳的山西票号在痛失变革图存之机后，至1921年，日升昌、蔚字五联号等20家票号总号倒闭、清理、改组，所在各地分号尽数撤销，唯有乔家大德通、大德恒、渠家三晋源和大盛魁的大盛川保存下来。
“辛亥之乱，事起仓猝，为国家未有之大难，亦为商界未有之奇变。 ”——《同舟忠告》
“山西人办事虽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顾大局。”——《南洋商报》
“同治以后，东西洋各银行，已渐次侵入，夺权剥利，殆经庚子之变，中国当道注意财权，大清银行之议，遂遍于各省。夫论信用之强弱，我票商经营二百年，根深蒂固，何事不堪于人争衡，而银行一设，未免相形而见绌者，其间亦自有故。以存款而言，彼则五六厘，而我四厘也。以运款而言，彼则钞票，而我汇兑也。而且金库全归该行，贷款必有抵押，外洋银行则凭借外力，大清银行则倚仗官权，同属财产关系，而彼各挟势力以凭陵。”
“京师默计同行二十。余家，其生意之减少已十之四五，存款之提取更十之六七也。即如京都银行所到之处， 官款即全归其汇兑，我行之间做交库生意者，至此已成束手之势……至于外国银行渐将及于内地，所有商家贸易，官绅存款，必将尽为所夺。”
——《京都祁太平票帮会启》
“查票庄与银行不同。银行资本虽不下数百万之多。皆由集股而成，股非一人，东非一姓。票庄乃一姓之本，即使合股亦不过三五家合开。此其不同也。”——《同舟忠告》
“诸君眼光所及，即能射及全土，尚不足以操纵金融”。
“诸君既以数百年之基础，而能得国民深厚之信用，今后能参以外国之良法美意，而加以扩充，乃反手间事，视学者空谈银行论著，岂可同日而语哉!诸君素以勤俭耐劳著称，几于凡种种实业家应备之美德无一不具，独有一事为诸君缺憾也，则乏进取之精神是也。”
——《梁任公莅山西票商欢迎会演说词》
“人们常说山西票庄的失败，是因为墨守绳法，不敢改革……清未民初，大势已去，山西票庄几次提倡改革，而没有一次实现。这种至死不变、彻底守旧的精神，不能不令人惊讶。”——《山西票庄考略》
“敬启者：我晋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百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乃自甲午、庚子以后，不唯倒欠累累、即官商各界生意，亦日见萧疏。推其原故，因由于市面空虚，亦实以户部及各省银行次第成立，夺我权利；而各国银行复接踵而至，出全力以与我竞争。默计同行二十余家，其生意之减少已十之四五，存款之提取更十之六七也。即如户部银行所至之处，官款即全归其汇兑，我行之向做交库生意者，至此已成束手之势……晚等焦灼万分，榜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以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诸执事久涉界家，阅历最深，于世事变迁更已洞若观火，即无晚等刍言，必已成卓在胸。思为改良之计，晚等睹此变局，悚心骇目，谨合词妄陈，望垂察为幸。专此敬请台安，立候回示为盼。”
——《京都祁太平票帮公启》
“你参与它要开办，你不参与它也要开办，既然挡不住还不如由自家来办好。”——李宏龄给票号的信
“弟系指全局，并非指一人一事。且弟年已六旬有余，蒙东君厚爱，股俸已丰，并非见好东君更思进步，只因在号年久，既有所见，不得不具实上陈”。——李宏龄给票号的信
“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往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已，缓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前后次弟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山西票号成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