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审读古人，大多是盛世中的明主、乱世中的枭雄，“分而治之”，其实，他们的众多共同点也难能可贵。看看帝王的恩爱排名，分析亡国之君的行径，收获的依然是生动的历史。
也谈对亡国之君的评价
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是不是历史的本来面貌？这要认真分析。不过，有一点我很有把握地说，在中国几千年中，关于亡国之君的记载以及历史评价，有很多有规律的地方，让人无法判断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
对大多数非专业人士而言，接触历史的途径不外乎电视、报纸，以及《非议古人》这样的小书，可这些东西并不是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这些东西的来源无非是根据《史记》、《汉书》这样的正史以及更多的野史提供的资料进行的加工整理推理假说正说反说甚至胡说，所以，比起普通的传媒，历史上的各类史书才是更基础的资料。
历史上的各类史书，大体分为正史和野史。顾名思义，正史是官方主持修订的史书，而野史则是民间人士或某些官员以私人名义修订的史书，这两种史书，哪种更可靠？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民间人士出于人力精力特别是接触到资料方面的缺陷，根本就没法与有着政府强大支持的正史相抗衡。正史，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24部书，这24部书，记录了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如《史记》，它记录的是从三皇五帝到汉武帝时期的事，时间跨度这么大，所记准确吗？它的记载，根据是什么？
不用担心，中国从黄帝的时候就有记史的传统，这个记史还不是一般的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个“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很厉害，那些史官一定痛恨当年没有电视机录音机，得整天跟在君主面前转悠记载他的一言一行。国家的大政方针，不可能不通过君主，所以记载君主的一言一行，不仅仅是对君主的现场直播，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国家、对历史的现场直播。
除了对君主的现场直播，还有其他的现场直播及第一时间的编辑整理。按《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曲礼》曰：“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大戴礼》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则有司过之史。”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这种现场直播式的历史，加上分类齐全的档案，就是掌握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后人整理编纂《二十四史》，最直接最可靠的依据，就是这些最原始的资料。
有了现场直播是很好，但其准确性，又用什么去保证？
董狐是春秋时晋国的史官。《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聚敛民财，残害臣民，执政大臣赵盾多次劝谏，灵公不但不改，反而想害死他。赵盾只好逃亡。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灵公，于是赵盾返回继续执政。董狐记载道：“赵盾弑其君。”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这就是所谓的“董狐直笔”。
董狐是一个不错的史官，他如实地记载了“赵盾弑其君”，赵盾觉得不是这样的，进行辩解，这就引出来一个问题，原来史官的工作，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当权派随时可以查看的。像赵盾这样的好官，给自己辩解一下，史官不同意修改，他也就作罢。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赵盾越想越窝火，觉得不能留下这个骂名，硬逼着董狐修改他的记载，或威之以刑，或诱之以利，董狐还会不会坚持他的原则呢？这是很可疑的。
同样是在春秋时代，齐国大臣崔杼纵容旁人杀死君主齐庄公，齐国史官也这样记载：“崔杼弑庄公。”这个史官没有董狐那样的运气，崔杼不满意他这样写，就把他杀了。接任的太史，是原太史的弟弟，照旧记上“崔杼弑庄公”，崔杼把这个弟弟一样杀掉。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的弟弟史官，一样照旧，崔杼没法了，放弃了，你爱怎么记就怎么记吧。第一个史官，在杀他之前，崔杼有没有利诱他，或者威逼他，不好说有没有。但接下来的弟弟们，照旧秉笔直书，则明显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这两个史官，至少是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没有低头，而前面提到的董狐，却并没有面临这个威胁，齐国的史官兄弟，较之直笔的董狐，无疑更胜一筹。
齐国的太史被杀事件，历来被认为是秉笔直书的典范，也历来被认为是史家高尚的道德修养之典范。事物都是有多面性的，这件事恰恰反映出的，是史官们的工作需要很高的道德修养才行；这件事反映出的更重要问题是，史官们的工作没有一个制度性的保障。他们的独立工作，随时可能被外来的力量所打断，从而影响他们的工作成绩——影响现场直播的真实性。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下，崔杼在杀了两个史官以后，并不罢手，而是接着杀下去，杀20个，杀200个，第21个，或是第201个史官，总会有一个，会放弃“崔杼弑庄公”，而改书“庄公卒，临终以国事属崔杼”。
后来，蜀汉的诸葛亮，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干脆就取消了史官，导致后来陈寿在作《三国志》时，资料严重不足。诸葛亮为什么要取消史官？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告诉我们，当权者有时候可以直接地谋杀历史。
在平常时期，国家没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这时多半是和平发展时期，史官们的记载，对国家对自身名誉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因此这时对史官的控制不会那么严密，史官的工作也相对轻松，都是一些小事照直记下也就是了。
但是在非常时期，情况就不一样了，特别是王朝交替的时候，这一段时期的历史，特别是关于亡国之君的记载评论，就相当地令人生疑了。
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亡国之君，是尧帝；第二个亡国之君，是舜帝。
我读中学那时候，历史课本上的说法大致是：夏朝建立以前，国君的产生是靠禅让制，尧舜禹的接替就是禅让制，之后启废了禅让制搞起了家天下，我国就进入了奴隶社会。中学历史课本的说法，也对也不对，说它对是它说的基本是真相，说它不对是它说的并不是真相的全部。
《史记》是从黄帝时期开始记的，从黄帝传到尧帝，他们就是家天下，一直没有停。尧帝的帝位得自于他的哥哥帝挚，而帝挚之位得自于他们的父亲帝喾，可见这就是家天下。到了尧帝晚年，“禅让”给舜帝。舜帝虽说也是黄帝的子孙，可是他和尧帝的关系已经很疏远了，到他这一代已经是七世为庶人，所以说尧帝是亡国之君，并不过分。
“禅让”是怎么回事？观古而知今，观今亦能知古。曹丕篡汉自立，说了一句话：“尧舜之事，吾知之矣。”从曹丕及其以后多次“禅让”的事实来看，“禅让”就是和平方式的夺位，这个和平方式，也是在一面倒的武力及政治保障下的夺位。
结合到当时的情况。尧舜之前是家天下，尧舜之后还是家天下，正好在尧舜的那个时候，他们就不搞家天下了，搞“禅让”，还是真正的、不带虚情假意的“禅让”，说得通吗？唯一说得通的，就是尧传位于舜以及后来的舜传位于禹，都是被迫的行为，而绝非自愿。
尧和舜这两个亡国之君的历史评价相当的高，简直是圣贤中的圣贤。后世人们谈起某个皇帝把国家搞得很好，总是会夸他“陛下乃尧舜也”。
亡国之君的评价，也有不好的，夏桀、商纣、秦二世，这几个人，简直就是恶棍中的恶棍。
《史记》对夏桀的记载比较简略，罪名之一是“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罪名之二是“虐政淫荒”，指的就是他宠爱妹喜，让妹喜撕帛玩儿的这件事。
商纣的恶行就更多了，“帝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飞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憙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
至于秦二世胡亥，则更是过分。商纣的暴行，只是对于百姓，并没有加诸自己的亲人；秦二世上台不久，就杀光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史记》的这些记载，真实可靠吗？
我丝毫不敢怀疑太史公的治史态度，他所处的时代，离尧舜桀纣也很远了，没有必要害怕遭到齐太史的命运。我怀疑的是太史公的资料来源，即第一手的现场直播，是否准确。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一个新的王朝推翻前面的王朝，当它成功以后，需要向当时的老百姓以及千秋万代的历史回答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为什么要推翻它？”如果被我推翻的这个皇帝没有做坏事，没有好女色，没有酒池肉林，没有炮烙大臣，没有杀害兄弟姐妹，甚至走路都没有踩死一只蚂蚁，那么我为什么要推翻他？我的正义性又在哪里？我不代表正义，老百姓凭什么要接受我的统治？
新统治者能做的，也必须做的，就是告诉千秋万代：“这个皇帝真的很混账，做了很多缺德事，老百姓在他手下都快活不下去了，我响应老百姓的需求，所以把他干掉了。”
新统治者怎么样告诉千秋万代？很简单，修改现场直播的内容，现场直播本来好的，说成不好的；本来不好的，说成更不好的。历史，就这样被强奸了。
我这么说有证据吗？没有，一条都没有。证据早就被消灭得无影无踪了，即或现在能有新的文物出土，恐怕也难以还原真相。
我这么说是凭空猜测？当然也不是，我是在事实基础上进行的合理推理。
秦始皇消灭东方六国，收天下之书，焚书坑儒，所为何来？无他，毁六国史册，一任我言尔。清初大兴文字狱，前后近百年，所为又何来？也无他，历史由我来写。
对于新统治者而言，推翻前朝的最重要的宣传，只要强调其最后一个实际在位的统治者是暴君，就足够了。而前面的非亡国之君，一是由于年代相去较远，二是由于没有太大的宣传需要，所以对他们的丑化相对较少。而亡国之君，年代较近，加上新统治者极高的宣传需要，被刻画成魔鬼，也就不足为怪了。
有人要问了，尧和舜也是亡国之君，他们的名声怎么那么好呢？
因为亡国的原因不一样。夏桀、商纣和秦二世，他们是被新王朝的暴力推翻的，当然没有一点儿转圜的余地，不把他们彻底打翻打倒，怎么显得我的英明伟大？而尧让舜，舜让禹，都是和平移交，搞了个“禅让”的仪式，没有撕破脸。舜接尧的位，公开的宣传是尧传给他的，他再把尧骂得一钱不值，说成混账，那么，尧选的接班人也就是他自己，又是个什么东西呢？所以，不能说尧不好，反而要适当地表扬一下尧的“禅让”作风。禹代舜，道理亦然。
尧舜那个时候，毕竟条件简陋，不像后世宣传工具和手段相当发达，但正是因为条件简陋，宣传的效果反而出奇地好。也许舜只想稍微地夸一下他的前任来表明自己的伟大，但是由于宣传手段的简陋单一，众口相传是主要的方式，尧的事迹、名声也就越来越响。舜本人被禹取代，道理一样，待遇相仿。
翻查正史，后世的“禅让”之君，从汉献到光绪（宣统在位仅三年且幼童，故光绪算亡国之君），没有一个有极坏的名声，一个都没有。
至于后世的被武力推翻的亡国之君，情况又有了一些变化。
一种还是类似桀纣的评价，如隋炀帝杨广。
另一种则相对客观，没有什么太坏的评价，如蜀后主刘禅、南唐后主李煜，这又是为什么呢？
武力的推翻，又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政治需要。
前面提到的夏桀、商纣、秦二世以及隋炀帝，他们是直接被内部的反对派推翻的。那些反对派，有的是他们的臣子，有的是他们的子民，起来造反，和他们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需要在政治上彻底把他们打倒，才能使自己的道义基础更高。
而另一种情况，蜀后主刘禅、南唐后主李煜，他们所处的年代，大一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搞分裂本身就是一项重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敌方攻击他们，不需要更多地指责他们本人的人品以及对老百姓作更多的宣传鼓动，一句“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也就足够了，所以对他们的评价，不论在当时或是今后，能相对的比较客观。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有时顺便宣传一下他们的荒淫无道，对于战争的顺利进行，也是有好处的，事后的历史整理，修改现场直播，统治者们当然也不会反对。于是，我们也能看到孙皓剥人皮、孟昶用七彩宝石做尿壶这样的记载。
还有一个亡国之君——明朝的崇祯帝，他的历史评价也并不坏，相反，还相当地高。
道理很简单，清朝一直宣传：“大清非得国于大明，实得国于流寇。”他们实在没必要骂崇祯，给他以比较高的评价，和当初隆重地安葬他，目的相同——把清朝打扮成为明朝复仇的样子，借以收买人心。
历史，从来就是胜利者的历史。
中国帝王恩爱夫妻排名
“只羡鸳鸯不羡仙”。古今中外，美好的爱情故事总是让人无限向往。“无情最是帝王家”，似乎帝王夫妻是没有多少恩爱可言的，小子不才，偏要无情之中找深情，嘿，还真找到了那么几对，顺便排排座次。
奥运会上有很多项目，可是那座次排得容易：跑步，电子计时，用时最少的就是第一；射击,环数最多的第一；踢球，积分最高的第一……这些都好搞，标准在那摆着呢，照着套就行了。体操、跳水难一点，可是也有什么难度系数之类的规定，405b，腾空抓杠，什么动作什么分，都有明确的规定，专业裁判也不会出什么大错。硬要给恩爱夫妻排排名次，总得有个标准！既是古时的事，就得照古时的标准。古时也不流行一夫一妻，多数有点地位的人都三妻四妾的，何况帝王呢！所以，这里的恩爱夫妻，仅指原配夫妻，妻死续弦的不算，小妾（在帝王那叫皇妃）那就更不算了！不然的话这个排行榜又太长了（哪个帝王没有几个所“爱”的）。按照这个标准，唐明皇——杨贵妃是没有参赛资格的，别扔我啊！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他们是大明星就网开一面，呵呵。糟糠之妻不下堂，所以，恩爱夫妻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丈夫的地位提升，妻子是否也夫贵妻荣了，是否终其一生不失地位，甚至死后也能不失地位？可惜，这些帝王动不动说以仁义为本，就算对自己的妻子，真正做到有仁有义的也没几个。标准有了，名次自然就好排了。
第八名：金世宗—乌林氏
金朝完颜亮是一个典型的恶棍型君主，他在位期间，几乎是淫遍国中，连自己的亲姐妹都不能幸免，当时的金国贵族女性，是人人自危。完颜亮看上了乌林氏，于是命令她到他那儿去。乌林氏知道，去了以后必被污辱，于是选择了自杀。后来，金世宗发动政变，推翻了完颜亮，自己做了皇帝。为了纪念他的爱妻，终身不立皇后。这对夫妻，排名为何只居于第八？只因“一个人做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要说“一对夫妻一时恩爱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恩爱”。自杀殉情，虽然轰轰烈烈，但比起一辈子相亲相爱，只怕要容易得多，所以，只能排名第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