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狂妄地叫嚣，要在48小时内将中原我军部队一举包围全歼。
按照预定的计划，中原军区主力分北路军、南路军两路向西突围，其他部队分别在东、西、北线行动。由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及第2纵队第13旅、第15旅45团、第359旅和干部旅（含中原军区警卫团）为北路军（右翼）；由王树声等率第1纵队第2、3旅为南路军（左翼），向西突围。陈先瑞和旅长王海山率第15旅（缺45团）随第1纵队行动，计划过平汉路后，于唐河以南之祁仪镇再归还建制。由皮定均、徐子荣率第1纵队第1旅在原地抗击，掩护主力向西突围，尔后向东转进。
大规模的突围行动开始了。陈先瑞与旅长王海山率15旅直属队和第44团随第1纵队一直往西，一路上，连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疯狂阻击和拦截，陈先瑞率部顽强抗击，边战边突，于7月13日渡过襄河。24日，中央军委向南路突围部队发来祝贺电报，并指示南路军在长江以北、襄河以西以南广大区域实行机动灵活作战，各个歼灭敌人，发动民众建立根据地。
向西突围的北路军，在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的率领下，在“七一”之前越过平汉铁路封锁线，一举突破敌内层包围圈，后又数度粉碎敌军的追堵合围计划，直抵陕南，开始创建豫鄂陕革命根据地。至7月底，中原军区各路突围部队都先后实现了战略转移，并已肩负起在外线继续牵制敌人的重任，标志着中原突围战役胜利结束。
中原突围战役，是中央军委和******主席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原突围虽然有损失，但基本力量保存下来了，而且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杀伤了大量敌人，调动和牵制了国民党军30多个旅，有力地配合了华东、华北、西北等解放区的斗争。
1946年8月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头条新闻并配发社论说：“中原突围这一令人兴奋的消息，证明了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求和平、求团结、求生存的铁的意志面前，反动派的包围、阻击、袭击、困扰，种种残忍阴谋，显得何等无能……”美国新闻记者史沫特莱惊奇地说：“你们的成功，我一定要告诉全世界人。”
陈先瑞率领15旅在中原突围过程中，先后遭到国民党军十几个旅的围追堵截，战士们不怕牺牲，英勇转战，分别在鄂西和豫鄂陕边站稳脚跟，创建了根据地。
1946年9月，中原局指示鄂西北军区，将陈先瑞率领的15旅转移到陕南，归入第2纵队建制。按照这一指示，鄂西北军区决定由陈先瑞先率一个大队去豫鄂陕军区，第15旅待后行动。9月24日，豫鄂陕边区党委扩大会议在商县封地沟西沟老院召开，宣布边区党委和军区正式成立。陈先瑞为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先瑞率队于10月初到达豫鄂陕边区。10月8日，鄂豫陕边区党委在汪锋书记主持下于陕南蔡川上庄坪召开会议，对党委和军区的工作进行了安排，并对下辖的五个地委和分区领导人作了调整。陈先瑞分工到第1和第5军分区指导斗争。
在新的形势下，陈先瑞按照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抓紧恢复联系陕南、关中地区党的组织，依靠地下党组织在国民党部队和地方武装中开展工作，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在陕南山区创建游击队和根据地，同时创建鄂豫陕根据地。
中原突围部队到达豫鄂陕边区后，尚未来得及休整，即遇到敌人向鄂豫陕边区的全面“围剿”。
******电令胡宗南、程潜、刘峙，调集各部兵力，分别对我新创的根据地进行“清剿”。陈先瑞率领分区部队、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按照李先念等领导制定的作战原则，开始了反“清剿”斗争。
陈先瑞率领的部队，经过长途奔袭的突围之后，由于战斗频繁，部队经常日夜行军，饮食极度困难，整天吃不到一顿饭，常常找不到粮食和油盐菜；穿的也极其困难，尤其鞋子破损厉害，无法修补，行路不便；缺医少药，伤病员无法得到及时治疗，部队体力虚弱，减员不断。所以，反“清剿”斗争开始后，陈先瑞看到部队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吃和穿的问题。
当时正值秦岭山区进入冬季，天气寒冷，敌人对根据地封锁禁运，部队的食物和衣服成为严重困难。陈先瑞号召战士们，率领当地政府和群众，冒着敌人封锁禁运的危险，买土布、买棉花，动员妇女组织起来，为部队缝军衣，做军鞋。使部队基本穿上了棉衣，保障度过严寒的冬季。同时做当地开明士绅工作，对地主豪绅进行打击和教育，以此为部队集粮，解决部队吃粮难的问题。
在解决粮食和冬衣困难的同时，陈先瑞组织各部队开展反“清剿”军事行动。各军分区部队都打了一些大大小小的胜仗，到10月底，取得了反敌第一次“清剿”的胜利，豫鄂陕边区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第一次“清剿”失败后，敌人又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清剿”行动，国民党军队先后调集9个正规旅和17个保安团，向我豫鄂陕根据地发动第二次“清剿”。敌人主要采取分区“清剿”和反复“扫荡”的战术，对我边区实行经济封锁，摧毁我生存条件，企图困我军于死地。敌军所到之处，大肆抢掠粮食，封锁交通，实行惨无人道的恐怖政策，并安插据点，修筑碉堡，移民并村，企图将我根据地一块一块地吃掉。
陈先瑞在边区党委的领导下，和边区军民一起，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陈先瑞和军区其他几位领导分别到各军分区去指导斗争。陈先瑞具体分工到第1和第5军分区指导斗争。
陈先瑞到第1、第5分区后，首先组织召开了两个军分区干部会议，提出了巩固已建立的政权，扩大游击根据地，进行反“清剿”的具体斗争策略。在分区机关成立了反“清剿”指挥所，抽出一批干部加强基层战斗部队，派干部突击粮食征收及分散密藏工作。面对敌人残酷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和恶劣的自然环境，陈先瑞采取机动灵活、避强击弱等游击战术，毫不动摇地同敌人展开斗争。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给敌以狠狠的打击，有效地保存了自己，使敌人的“清剿”计划难以实现。
1947年1月8日，豫鄂陕边区党委、军区正式组建野战纵队，其主要原因是，在敌人的反复“清剿”下，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活动逐渐困难，原来相对稳定的局面已经打破，分散兵力进行斗争已不能歼灭分散之敌。边区党委决定，第2、第3、第4分区主力5000余人为第一野战纵队，部队即向南召、鲁山地区挺进。为使内外线作战能机动配合，各军分区在内线的部队由陈先瑞和韩东山统一指挥，向西行动，牵制敌人。2月4日，边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军区主力撤至黄河以北休整，留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
1947年2月14日，陈先瑞和韩东山带军区、行署留在内线的机关和几个分区的内线部队在河南卢氏县与陕西商县一带活动。这时，按照上级指示，陈先瑞和韩东山迅速把内线部队集结起来，组成第二野战纵队，准备北渡黄河。陈、韩率已集结的部队1000余人，沿着第1野战纵队北渡的路线，日夜兼程，经上戈、洛宁、韩城等地进至渑池藕池，尔后迅速从千秋镇过陇海路，直奔黄河南岸渡口。
黄河渡口，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滔滔的黄河，每当洪水季节，黄河泛滥，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很大损失，国民党政府不仅不修河堤，还故意决口淹没人民。此情此景，使指战员们更加仇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增强了革命到底的决心。
当部队到达渡口附近时，发现情况有些异常，渡口两侧山上都有部队活动。为了摸清情况，陈先瑞派了一名参谋带人前去查明情况，结果被敌扣留。原来，太岳军区部队奉命接走第一野战纵队后，遭遇国民党正规军两个团及三个地方保安团的攻击，部队遂撤出黄河南岸渡口。国民党军猜测解放军还将北渡，于是设下重兵，冒充太岳部队，企图诱入渡口，一网打尽。陈先瑞及时识破了国民党的阴谋，指挥部队迅速撤离渡口，决定返回伏牛山区，继续收拢和整顿部队，待机再北渡。
陈先瑞将所有人员都编成班、排、连战斗组织，尽量配备武器，加紧训练，加强学习，准备迎击敌人。同时，陈先瑞派出侦察人员，了解周围和黄河沿岸的敌情，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便于部队行动。他还要求部队做好两手准备，一是准备待机北渡，二是准备北渡不成即向西到镇安、柞水、宁陕、佛坪地区打远游击，作长期坚持的打算。陈先瑞指出，大家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群众，依靠群众。
陈先瑞率部由伏牛山区又进至豫陕边一带。不久，先后会合了第2、3军分区的部队和几个地方支队及一些小部队和干部。经过第一次北渡的教训之后，陈先瑞抓住时机，在卢氏县五里川与县城之间的一个村庄，召开了有各分区领导、部队团（支队）领导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分析了军区主力北渡以后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
在渡河准备期间，陈先瑞为了迷惑敌人，指挥第二野战纵队先向西到官坡、木桐沟地区活动，尔后秘密向北靠近黄河，同时加强与中央军委、中原局、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以及太岳部队的联系，积极准备北渡与主力会合。3月14日晚，中原局电告陈先瑞：“于20日组织北渡，届时太岳军区将派部队接应。”得到这一消息后，纵队全体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为了保证北渡的胜利，陈先瑞要求部队认真做好战斗和急行军的一切准备。
在太岳军区部队的帮助下，陈先瑞率领第二野战纵队3000多名干部战士，于20日上午9时顺利渡过黄河。至此，陈先瑞完成了坚持豫鄂陕边斗争的任务，按照中原局指示，向山西晋城开进。
22日，陈先瑞率纵队到达晋城，与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及先期到达的第一野战纵队会合。豫鄂陕军区主力共7000余人安全北渡。3月底，部队整编为第13旅、14旅、15旅。是年7月底，按照中央军委决定，中原突围部队改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
1950年5月，陈先瑞被任命为陕西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1月，陈先瑞担任第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十九兵团的司令员是杨得志，政委是李志民，郑维山任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1月22日，陈先瑞随兵团移驻山东兖州一带。兖州是一座很小的县城，一下驻进一个兵团机关和直属部队，住房十分拥挤。为此，陈先瑞让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门一定做好群众工作，注意部队的群众纪律，要经常检查督促，搞好与地方政府机关的关系。这个时候，做好群众工作就是重要的政治工作。
在兖州待命期间，各级司令部门主要抓好出征前的临战训练，陈先瑞带领兵团政治部和各级政治机关，主要抓好新兵教育，同时配备好各级干部，特别是基层连排干部，调整好党团员骨干，做到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有党员。按照兵团党委要求，陈先瑞带领兵团政治部起草和颁发了《赴朝鲜作战守则》，从政治工作方面提出了一些规则和要求，其中包括：遵守政策纪律守则九条；团结守则十条；优待俘虏守则七条。各项守则条文既有原则规定又具体可行。这是经过各级政治机关征求部队意见后统一整理确定的。陈先瑞要求把这些守则印发到所有班排，要求人人牢记，严格遵守。陈先瑞还组织政治部派出工作组，到连队抽测检查，督促部队记牢背熟，以确保自觉的遵守执行。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入朝部队赴朝作战，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2月3日，陈先瑞随十九兵团领导机关北上，就在登车的当天，陈先瑞以兵团政治部的名义发出了《开进中的政治工作指示》，对行进途中的政治工作提出了要求。2月10日，陈先瑞随十九兵团机关和第64军抵达安东（今丹东），与安东隔江相对的是朝鲜的新义州，一座大桥把两个城市连接了起来。桥下是滚滚的鸭绿江水，这条700多公里长的江水，把两个唇齿相依的兄弟国家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江上的铁路桥，是中国通往朝鲜的主要通道。由于敌人飞机的轰炸，桥梁多处被破坏。要过桥的不止陈先瑞他们的一个兵团，还有大量物资运输，因此，如何以最快的速度过江，成了最急迫的问题。
陈先瑞参加了兵团党委召开的专门研究过江问题的紧急会议。兵团决定，除兵团指挥机关乘几节指定的车厢开过铁桥外，所属三个军的部队分别架浮桥通过。就这样，陈先瑞随兵团指挥部于16日傍晚乘列车越过了鸭绿江，踏上了朝鲜的国土。
2月20日，陈先瑞随军兵团机关到达了临时集结地殷山西南里。这是一个紧靠山边的小村庄，由于遭到破坏，也看不出有几所房子，有多少户人家。兵团部驻在这里，在靠土崖子的边上挖个洞，在外边搭了些树木作为指挥所。部队都分散宿营在山间的树林里。
陈先瑞等刚安营扎寨，回国汇报工作的彭德怀司令员途经十九兵团驻地，来看望兵团领导和机关。陈先瑞和兵团领导得知这一消息后，都感到非常兴奋和喜悦。杨得志、李志民、郑维山以及陈先瑞，开始准备汇报的内容。陈先瑞主要和李志民研究汇报政治工作情况。一路来，政治工作情况都在陈先瑞的脑子里，他把需要汇报的内容向李志民政委作了初步的汇报，由李志民向彭总具体汇报。
彭总在听完汇报后，向十九兵团机关的领导介绍了朝鲜战场的形势，彭总说，十九兵团来到之前，志愿军已经打了三次战役，可以说是三战三捷，眼下正在进行第四次战役。前两批入朝的部队打得都很好，打得很艰苦，伤亡很大。但志愿军的素质好，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十九兵团入朝后，要尽快熟悉情况，部队加强战前练兵，争取打好入朝作战的第一仗。
讲完之后，彭总就匆忙赶路了。临走前，彭总仍没忘记告诫大家，要准备打好第五次战役。
为了落实彭总的指示，陈先瑞突出抓了部队的思想动员和教育工作，他首先带领政治机关对兵团进行形势教育，向部队介绍了战局，既讲了兄弟部队作战的经验，也讲了作战的困难，让指战员们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在部队继续开进途中，结合战前练兵，陈先瑞要求政治部对前一段行军情况作好总结，表扬了一批在千里行军中勇于克服困难的突出单位和个人。在报请李志民同意后，陈先瑞带领兵团政治部组织几个工作组到各军去了解情况，他还亲自带人总结了65军“模范指导员吕顺保”的事迹，在兵团进行通报表扬，深入开展向吕顺保学习的活动。同时通报表彰的还有64军“带兵模范连长刘晨柱”等一批在行军中团结互助、热爱战士、为兵服务的模范单位和个人。这样，在部队中树立了团结战斗的好风气，大大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建设。
1951年4月初，第十九兵团与第三兵团、第九兵团等兄弟部队一起，发起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十九兵团所属的第63军、64军、65军及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配属炮8师31团为右翼突击集团。
战役发起前，十九兵团领导按照分工，进行紧张有序的战前准备。陈先瑞和李志民分别带领政治部的干部深入到各师团去，了解部队思想情况，深入进行战前动员，提出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的切实可行措施。在调查研究基础上，陈先瑞组织政治部的同志起草了以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郑维山副司令员和陈先瑞主任的名义向全兵团发出的《打好出国第一仗的战斗******》。杨得志和李志民对这个******很满意，他们认为很有鼓动性和战斗力。其中的几段话非常鼓舞人心：“同志们！加紧准备，等待攻击的命令吧！你们大显身手的机会来到了……这是我们出国第一仗，我们要旗开得胜，全力打好这一仗……我们要在第一仗中经受考验，要在第一仗中立功……”
在这个******里，陈先瑞提出了“打好出国第一仗”的口号，并以此作为整个兵团的行动决心，上上下下都讲这个口号，做到了深入人心，振奋人心。
陈先瑞坚持认为，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双方的对拼异常惨烈，越是在这个时候，战场上的政治思想工作越是不可忽视。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后勤工作较之国内战争的后勤工作要困难得多。在当时的情况下，负责志愿军后勤工作的同志已做了很大努力，在那种条件下，做到那种程度，实属不易。前方与后方、作战单位与后勤保障单位的理解与配合非常重要，这些都需要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在第五次战役中，傅崇碧率领的第63军，打得英勇顽强，他们自突破临津江以来，已经连续作战一个多月，除武器装备、军需给养严重不足外，减员也十分严重。但是当兵团下达命令后，军长傅崇碧、政委龙道权不讲任何困难，决心坚定，态度果断，亲自到前沿指挥作战。
同时，兵团领导对部队的情况也是清楚的。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李志民政委亲自给63军政委龙道权打电话，要他迅速调整好党的组织，健全支部，发挥党支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陈先瑞让政治部的同志专门给第63军、65军发了阻击战中的紧急政治******，要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加强战场鼓动工作，开展杀敌立功竞赛，及时宣扬英雄模范事迹，对表现突出的战士，批准火线入党、入团。
在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舞下，十九兵团的指战员奋勇拼杀，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许多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反复拉锯。冲锋反冲锋、肉搏格斗、面对面厮杀，出现许多残酷、壮烈的场面。用集束手榴弹炸坦克；子弹打光了用石头砸，与敌人抱在一起同归于尽；宁跳崖不做俘虏；整排、整班的牺牲，一个连仅存几个伤员。在第五次战役中，十九兵团所属部队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连队和英雄人物。
63军和65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在铁、涟地区进行了13个日日夜夜的浴血奋战，为兄弟部队休整、为志愿军总部进行战略调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受到了志愿军总部的表扬。
1951年7月10日，双方谈判代表开始就停战问题在开城举行谈判，战场上进行了暂时的平静阶段。陈先瑞抓住环境相对稳定的这个时机，带领兵团政治机关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进行一次深入的战备形势教育。陈先瑞带机关同志深入到连队，在调查基础上召开了兵团政治工作会议，针对开城谈判开始后部队存在的和平麻痹思想和“快打快胜快回国”的急躁、速胜思想，以及少数因仗没打好，伤亡大，产生怯敌、埋怨、怕苦情绪等。部署了部队的形势分析及思想教育。通过教育，使部队深刻理解“积极防御、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认清战争与和谈的关系，树立长期持久作战思想，使广大指战员认识到只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谈打结合，才能夺取最后的胜利。
在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中，陈先瑞善于带领大家总结经验教训，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在陈先瑞的号召下，兵团上下开展了群众性的“三评四比”活动。政治部门开展了庆功活动，军、师、团分别对在作战中好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并组织先进典型介绍经验和英雄事迹，教育和鼓舞部队，争做英雄模范，以实际行动保家卫国。通过这些教育，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增添了干劲，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1952年8月，陈先瑞升任十九兵团副政委。年底，志愿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调回国内，十九兵团政委李志民升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政委调走后，上级再没给十九兵团任命新的政委。此时的十九兵团司令员韩先楚让陈先瑞把政治工作抓起来。陈先瑞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一直到离朝回国，陈先瑞配合兵团司令员，和其他兵团领导一起，为兵团的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做出了贡献。
1953年4月20日，十九兵团接到志愿军总部关于准备实施战役反击的指示。30日，志愿军总部召开了兵团以上干部会议，陈先瑞和新到的十九兵团司令员黄永胜参加了会议。根据会议制定的夏季攻势作战方案，从5月13日开始至7月16日，志愿军予敌以沉重打击，歼敌数大大超过了预定数，不仅阵地面积扩大200多平方公里，而且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陈先瑞从1951年初入朝，到1955年2月回国，在朝鲜战场上整整战斗了四年，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