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时，我一直是个非常自卑的女孩儿。因为丑，因为笨，因为脾气倔强性格孤僻和同学们合不来，因为不会乖言巧语察言观色讨老师欢心。每次调座位，老师都把我安排到最后两排，但其实我个子很矮。（班里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只有好学生才有资格坐前排，而前排中间的位置则是优等生的专座。）后来，我索性赌气似的主动要求老师把我和最后一排的一位男同学调换一下位置，固定地坐到最后一排去。
“为什么？”老师平淡地问。
“因为我眼睛好，他近视。”我没告诉老师，其实我是全班同学中视力最差的一个。
坐在最后一排的几乎都是调皮的男同学。我和他们无话可说，想要听课却又看不清讲台上的板书，所以每次上课，我只是用眼睛呆滞地盯着黑板，做一些毫无意义的遐想——我从小就是个脑袋里充满怪念头的人。比如说：梅花为什么叫梅花？梅花为什么开在冬天？我能不能变成一朵梅花？我若是梅花会是白梅还是红梅……这样滥竽充数地混了半个学期，班主任调走了，接任的是个年轻的女教师。她红衬衣白裙子，齐耳短发，模样甜甜的；不像个老师，倒很像我的表姐，当然远没有想起表姐那么亲切。
“我叫白明，倒着读就是‘明白’，也就是说对每个同学的情况我都能知道得明明白白。”她微笑着自我介绍。
我不屑地瞧着她。她真有那么大神通？她会知道我是近视眼吗？她会知道我不想坐最后一排却又倔着性子坐最后一排吗？她会知道……没想到过了几天，她竟真的注意到了我。
那天语文自习课上，同学们都在做练习册，我也摊开练习册假装做起来。其实我除了做些造句、看图作文之类适合我胡乱发挥的题目外，其他的根本懒得做。正噙着笔胡思乱想，一只手伸过来抽走了我的练习册，我一惊，这才发现白老师已经站在了我身后。
“小脑瓜想什么呢？”她亲切地弹了弹我的脑壳。从未享受过如此“礼遇”的我禁不住心头一暖，但还是老老实实地趴在桌上，胆怯地听着她翻阅练习册的声音。
过了世界上最漫长也最短暂的几分钟，我畏惧地等待着习惯性的雷霆暴怒，却惊奇地听见她轻柔的笑声。
“这些句子都是你自己做的吗？”“嗯。”“非常好，很有想象力，‘花骨朵儿们在树枝上聚精会神地倾听春天’，多有灵性啊。可你为什么不说‘倾听春天的脚步’呢？”“有时候春天来是没有脚步的，是披着绿纱乘着风来的。”第一次受到如此嘉奖，我顿时大胆起来。
她没有说话，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头，走上了讲台，以我的练习册为范本讲起了造句。那半个小时的时光是我上学以来第一次感觉快乐和幸福的时刻。我想我当时肯定有些晕眩和迷醉了。直到下课后同学们纷纷向我借练习册时，我才如梦初醒，惊慌失措地把练习册塞进书包里——要是让同学们看见那上面大片大片的空白区，我该多丢人哪。
这天夜里，我把没做的题全部认认真真地补上了，通宵未眠。
以后的日子里，白老师特别注意查阅我的练习册和作业本，关切地询问我其他课的成绩，还抽空给我讲一些浅显的文学知识。每当她带着清香的气息在我身后停下又带着那清香的气息悠悠离去时，每当她弯下腰挨近我低低地和我说这说那时，我都感到从未有过的紧张、激动、惭愧和快乐。我这才发现，我以往的愤愤不平和自暴自弃是多么无知而愚蠢。我的虚荣和脆弱让我受到的伤害是罪有应得，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积累起受人尊重和宠爱的财富与可以引以为荣的资本！我这样的学生，其实只配坐最后一排。
在我勤恳的努力下，我的各科成绩竟然很快进步起来。可由于眼睛近视看不清板书，也给学习造成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障碍。但我没有告诉白老师，我问自己：你有什么资格向白老师提要求一天，她来到班里旁听数学课，因为没有课本，便和我坐在一起合看。等到做课堂练习时，她便看着我做题。
“这是7，不是1……这是8，不是3……”她轻声纠正着，“怎么抄错这么多？你近视？”我没有说话，眼泪竟大滴大滴落下来。
日子慢慢地过去，终于有一天，白老师宣布进行语文测试，并郑重声明“前五名有奖”。有奖当然令人兴奋，同学们暗地里都紧张地忙碌起来。一向对考试毫不在意的我也禁不住跃跃欲试，积极地忙碌起来——就是不能得奖，最起码也要考得比以前好点儿啊。
公布成绩那一天终于来了。白老师评完试卷，最后才公布分数：“第一名：乔小叶……”天哪，我是第一名我被震住了。
“这次考试，同学们的成绩普遍不错，有个别同学进步很大，比如乔小叶。她坐在最后一排，眼睛还近视，可她不怕困难努力进取，终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不但要奖给她前五名应得的奖品，还要再给她一份特别的奖励。张玉娟、姜春霞、陈庆龙、李明玉……你们几个站起来换一下座位，乔小叶！”我站起来。
“这是你的位置。”她指着第一排中间的座位：“你今后就坐在这里。”我懵懵懂懂地在那里坐下来。
“希望同学们向乔小叶学习。要知道，这世界上有最后一排的座位，但不会有永远坐在最后一排的人。”我的热泪汹涌而出。
这件事已经过去许多年了，这许多年里我淡忘了很多人和事，但那最后一排的位置和白老师的笑容至今历历在目刻骨铭心。我知道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不会忘记这样一个把我的生命和灵魂引向另一种暖意、亮度与高度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