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是人口大省、农业大省，至今农村人口仍占有很大的比重，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较小。如何发展农业、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之与四川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共同富裕的目标，一直是治理、建设四川的重中之重。
回顾当代四川农业发展的历程，对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对现在和今后治理、建设四川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整修都江堰，恢复农业生产
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川西平原农业生产的保障，对它的修缮和管理十分重要，李冰留下了“深掏滩，低作堰”的经验，前人总结出“每年岁修，例有一定”，“自霜降节起始，截闸外江河口断流后，行掏挖砌筑工程，立春节前一律完成，复开放内江。此岁修常例，历人奉行惟谨”（《都江堰水利述要》。）。但在国民政府时期，岁修工程经费被大量贪污，使得岁修工程草草了事，灌溉面积逐年缩小。在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进行大修之后的1949年，情况更加恶化，春遇干旱，秋遭洪水，渠首堤堰被冲毁，坝埂坍塌，河流改道，滩口淤塞，而本应于10月开始进行的岁修，到12月还没有开工。
人民解放军在进军四川前，中共中央就指示入川后要立即组织春耕生产。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等为迎接解放军，前去西安向贺龙汇报川情时，专门反映了都江堰失修的情况，并建议解放军在进川后，应迅速赶修都江堰以保证来年的春耕。贺龙在进军途中召开的一次会上作出决定，解放川西后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赶修都江堰，保证春耕，安定民心。解放军进入成都的第二天，就研究了整修都江堰的各项具体工作。第五天，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克服财政困难，将解放军从西北用骡马驮运进川的银元作为整修工程资金，成立都江堰临时督修处，领导和监督整修工程。参加整修工程的人员除民工以外，还有驻灌县（今都江堰市）的解放军184师的一千五百名官兵。由于川西刚刚解放，土匪猖獗，整修工程面临很大的困难和危险，交通被截断、物资遭盗抢和人员被袭击的事时有发生。军民们一边战斗，一边加紧施工，仅用了两个多月就完成了岁修工程。一位曾担任过水利知事的老人站在都江堰边说：“我活了八十多岁，用三个月不到的时间，修好这么大的工程，还是头一次看见。”1950年4月2日，都江堰提前放水（一般为4月5日清明节放水），使川西数百万亩农田得到了灌溉。整修都江堰，为成都平原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第一个农业丰收年提供了重要保障，为民众所称赞。川西行署主任李井泉说：“据郫县一个士绅在成都反映，过去乡间只有50%拥护你们，现在已有90%以上拥护你们，空气完全变了。”（《李井泉同志向刘、贺、邓的综合报告》，1950年5月23日。）
二困难时期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沉痛教训
从1958年到1960年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及其他错误的农村政策，使四川从1959年到1961年经历了十分严重的经济危机，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因粮食短缺大量非正常死亡，从1958年到1961年，全省人口连续四年出现负增长，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八百万至一千万（廖伯康：《历史长河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见《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虽然同时期全国其他省份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但四川死亡人数之多却在全国首屈一指，除了当时的宏观历史背景外，这与当时四川主要领导人执行具体政策的严重失误有很大关系，其沉痛教训应当吸取。
（一）水肿病流行，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1958年为了大办钢铁，四川抽调了八百万农民上山炼铁，直接影响了当年的秋收，当年粮食增产不增收。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钢铁战线和因工业“大跃进”导致剧增的城市人口所需粮食增多，使1958年粮食销量比上年激增428%，大大超过粮食产量实际增长54%的幅度；又由于虚高的粮食产量指标，维持了高征购的任务，为完成国家的任务，使外调粮食数量比省内当年购销余额多出155万吨，加上公共食堂浪费的粮食，粮食短缺问题已在四川出现。
1958年冬，由于基本口粮不足导致的营养不良所引起的手脚或全身浮肿的“肿病”开始在部分地区发生。1959年春，各地报告时有肿病发生。此后，水肿病范围逐渐增加，到1959年秋后，水肿病影响区域更是猛增，并已出现了死亡病人。
省卫生厅在省委指示下，多次进行了调查。但因当时在“反右倾”的政治形势下，忌讳甚多，卫生厅领导不敢将已经发现的由于公共食堂粮食供应不足，造成人们营养不足、热量不敷而引起低蛋白性水肿的真实情况上报，只好归结为其他原因。在治疗上，试图用中草药或“针刺”消肿。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水肿病已从农村蔓延到了城镇、机关、学校和工厂。1960年4月，奉省委指示，省卫生厅厅长潘阳泰率卫生专家到水肿病发病最严重的雅安专区进行调查，确认肿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营养不良造成的，是营养不良性水肿病。1960年5月14日，潘阳泰以个人名义向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进行了书面报告。1960年6月6日，四川省省委正式批示潘阳泰的报告，转发各地市州县委，主要因粮食短缺引起的水肿病才得以正视。此后，各地普遍设立肿病医院，救治严重的水肿病病人。但由于粮食短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是有大量的水肿病病人死亡。
从1958年到1961年，全省人口连续四年出现负增长。人口死亡的高峰时期是在1960年。
1961年7月，四川停办公共食堂以及调整相关的农村政策后，到1962年，水肿病才停止蔓延，大批病人逐渐康复。1963年没有新的水肿病报告。
（二）原因分析
1高征购与外调粮食过度
1959年至1961年四川连续三年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是“公社化”以来农村政策的严重错误和农业生产的瞎指挥并没有得到纠正，反而开展了“反右倾”、“反瞒产”等政治运动，四川农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
1960年和1961年的粮食产量仅相当于1949年的896%和773%，三年间国家征购占产量的比重反从1958年30%左右上升到489%、462%和388%。同期粮食征购率全国平均为417%、355%和296%。国家征购是按地方上报的粮食产量指标下达的。而四川的粮食产量指标是按“大跃进”精神报的，有相当的浮夸程度，而实际粮食产量远远低于上报数。虚高的粮食产量指标，维持了高征购，而四川也没有及时调整粮食指标。
由于全国粮食普遍紧张，1959年、1960年连续两年四川粮食任务却大增，1959年外调粮食245亿公斤，比1958年增长233%；而1960年又外调粮食342亿公斤，又比1959年增长283%；即使在粮食产量最低的1961年仍外调粮食279亿公斤。
在当时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四川也不愿外调粮食，虽向上级反映了情况，但为了顾全大局，还是服从了中央的指令。
与此相反的是，四川留粮水平屡创新低。1959年到1961年三年间农村人均留粮分别只有139公斤、130公斤和129公斤。同期全国农村人均留粮为188公斤、176公斤和184公斤。
城市人口的口粮定量标准也一再减低，1960年居民每月只有85公斤（《当代四川简史》，第12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1960年9月，四川宣布地方粮票作废，共作废了正在流通的4800万公斤粮票，这失信于民的做法，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
高征购、外调粮食过度导致城乡居民口粮严重不足，是四川肿病流行，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
2公共食堂解散晚
农村公共食堂是1958年“大跃进”中搞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和“吃饭不要钱”的产物。从一开始就暴露出许多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如规定社员必须在公共食堂吃饭，把个人应分的粮食统一由食堂掌握，完全剥夺了社员在吃饭问题上的自主权。1959年，全国粮食普遍减产，农村公共食堂的困境越来越深，问题越来越多，群众意见也越来越大。
这段时间，四川针对食堂存在的问题，采取过一些变通的措施，如在1959年7月，省委批转南充地委《关于改进伙食供给制和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在批语中提出：“在积极办好的前提下，实行自愿原则”，“食堂吃饭实行‘以人定量、分配到户、食堂吃饭、节约自得’”等。
但这些变通措施的指示刚下达不久，1959年8月省委在传达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开展反“右倾”斗争的会议上，错误地把泸州地委解散公共食堂等做法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后又撤销了泸州地委几位书记的职务。紧接着在9月、10月，省委发出了一系列关于恢复、巩固公共食堂的指示。
到1960年，全国许多省区由于灾情严重，粮食紧张，公共食堂大都难以维持，不少地方已经名存实亡，但是四川仍然千方百计保住公共食堂，并在8月底的省委工作会议上，针对有些地方自行解散公共食堂的情况，提出要“反对右倾畏难情绪”，并明确要求，“公共食堂不能散伙”。
1960年底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调整。有的省在此之前已经开始调整，而四川在1961年7月传达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后，全省公共食堂才相继解散。因此，同全国多数省市区比较，四川解散公共食堂晚了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解散公共食堂的时间越晚，群众遭受的困难和损失越大，肿病和非正常死人的情况也越严重。
3自留地恢复迟
自留地是合作化时期土地入社后留给社员的小块土地，自留地上种什么作物，是自用或出售，均由社员自己决定。人民公社化后，在“一大二公”的指导思想下，“共产风”“平调风”等“左倾”错误盛行全国，都把社员的自留地、私有牲畜、屋基等统统收归公社所有；举办公共食堂后，这部分自留地又交给食堂统一种植蔬菜和饲料。
后来全国多数地方随着公共食堂的解散，自留地又全部或大部分划归社员个人。这在当时粮食紧缺的情况下，对缓解群众生活困难、顺利度过灾荒，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而四川为保住公共食堂，自留地划归社员比其他省市区晚了整整两年时间。早在1959年5月，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指示》中就提出允许社员私人养猪，可以给社员恢复一部分自留地。而四川在转发这一《指示》时却指出：“四川各地已规定结合公共食堂和专业养猪基地留了一定数量的菜地和饲料基地，这样就可以达到多养猪的目的，一般即可不必再恢复自留地了。如果恢复自留地，就会影响公共食堂的巩固。”同年6月，省委根据中央关于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精神，发出了把几项权力下放给生产队的《规定》，“允许社员在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种庄稼，产品自行支配”，但仍明确规定“一般不给社员划自留地”。
不给社员恢复自留地的状况在四川一直维持了一年半的时间。到1961年2月，中央关于农村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下达后，四川省省委才在全省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的指示中规定“给社员划自留地”，但由于当时公共食堂尚未解散，又正值整风整社期间，实际上很多地方并未贯彻落实。一直到1961年7月，省委正式发出“不办公共食堂”的指示后，才于当年8月批转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社员自留地划拨情况的检查报告》，要求各地对落实自留地政策进行检查，“没有划够的应立即按规定补足”，该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
困难时期群众把自留地称为“救命地”，四川在恢复自留地问题上拖的时间太久，解决太晚，没能及时起到它的“救命”作用，也是导致四川非正常死亡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
4反瞒产私分搞错了
从1959年起毛主席就多次提出不得在群众中搞反瞒产私分，1960年中央也发文指示各地不得在农民中搞瞒产私分。
1960年冬，苍溪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查粮食、反瞒产”的工作，共查出隐瞒的粮食264万公斤，占已收大春粮食的3%。省委于10月下旬转发苍溪县的报告，在批语中要求“其他地区应仿照苍溪县委的作法，把‘四粮’（征购、口粮、种子、饲料）落实”。报告下发后，各地普遍进行了反瞒产。为了追溯“隐瞒”的这部分粮食的去向，有的地方就给基层干部甚至部分社员加上“私分”的罪名，到他们的家里进行搜查，打破坛坛罐罐，把社员长期节约下来的一点存粮统统拿走；有的地方甚至因此逼死人命。后来省委书记廖志高到涪陵地区发现这一情况后，迅速向省委汇报，并以紧急电话通知各地立即停止反瞒产的作法，才制止了事态的发展。
虽然反瞒产私分工作进行的时间不长，但影响极坏，造成的危害极其严重。
（三）沉痛教训
造成四川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当时四川的主要领导没有以人为本，不从四川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实事求是地作决策，盲目追求“大跃进”的高进度、高指标，是重要原因。上级的精神能否与本地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能不能执行、如何执行，是地方官员执政理念、执政水平的问题。
的确，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全国都存在浮夸风、高指标的问题，但有的省份能及时纠正盲目冒进的错误，而四川没有。高征购、外调粮食过头就是这一问题的表现。
中央的一些正确的方针或政策没有在四川得到贯彻落实，以致于在工作中推行严重脱离客观实际的错误决策。如1959年4月，毛泽东发表《党内通信》，明确反对主观主义、强迫命令，这在四川基本没贯彻落实。而解散公共食堂晚、恢复自留地迟、反瞒产私分是四川特有的或比其他省市区更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加剧了四川人民群众生活困难，增加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三水利、农田水利建设
四川虽然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但在新中国成立时，除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外，没有一处电力提灌站、一座真正的水库，只有一些质量差、功能低的小堰塘。全省只有83％的耕地面积得到了灌溉。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但在各个时期中，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收到不一样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