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着说，电话号码好像掉了一个4。我当时想，肯定是我来投稿时忙着把事先准备好的信塞到档案袋里，一时疏忽把手机号写掉了一位数。
中年男子微笑着伸出右手！他说，你好！我姓何，是社里的编辑！
我赶忙伸出手迎上去，您好！何编辑！在我的记忆里，那好像是我第一次和人握手，像我看过的电影里商务谈判合作成功一样。我想，那也许是我走入社会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之后的那个下午，我的脑袋一直处于高分贝的嗡鸣状态，何编辑跟我讲我的稿子要如何如何修改，我很努力去听，但我好像只能看见他的嘴巴在动，却完全听不到声音，像场哑剧。我知道，我是太激动了，我甚至能感觉到自己头皮的毛孔一阵阵收缩。我尽量装得很平静，但内心却暗流涌动，我把手一直放大腿上偷偷地掐自己，生怕又是春梦一场。倾其所有耗费了四年一厢情愿去努力的事情得到认可，就跟在山洞里一心向北走了好多年已经支撑不下去想放弃时看到前方透出一丝曙光一样，我的头脑早已被这突如其来的幸福冲击得七荤八素，我那状态有点像叶公好龙这典故。
我一个劲跟编辑说，您帮忙把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写下来，我怕太多，回家就忘了。其实那时我一个都没办法用心记下来。
何编辑人挺和善的，不厌其劳地帮我把需要修改的要求一条条写在文稿纸上，足足十四条。大概最主要的就是我那稿子写得太灰暗了，虽然是中专，但也得是积极向上的，要把中专生定义为成绩不好，但思想品德行为依然符合国家和人民对一个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员的标准要求。比如可以写逃课，但不能写分帮派扯皮打架，更不能弄得进警察局；可以写谈恋爱，但不能写男女之间那些少儿不宜的事，更不能怀孕做人流；可以写通宵泡网吧，但不能写通宵泡酒吧，更不能写把妹搞一夜情这类似的。反正归根到底一句话，要有宣传教育意义，要让买这书的孩子喜欢，也得要买这书的孩子的家长和老师喜欢，对了，最好还得要让媒体喜欢。所以从那时起，我内心就被埋下了一个有咱国家特色种子，做人要做到谁都喜欢，不要有自己个性，因为个性这东西往往容易让别人不喜欢；做事要做到有宣传教育意义，不能太拘泥于事实，因为事实这东西往往不太具有宣传教育意义。后来有个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不就自我批评说他自己的相声太三俗，只会让人笑，不具有教育意义吗，我之后每次去北京也都会到他的剧场不受教育的开怀大笑，不过黄牛票挺贵的，这可能说明如今的人们都不思进取不想受教育。
何编辑提出的其他一些要求基本都是本着出版成一本小说应具备的必要条件这类似的专业角度出发，就像那些喜欢唱歌的少男少女参加选秀节目去接受评委的专业点评一样，我听得有些懵懂，但大概好像似乎又确实有那么点道理。
出编辑办公室时，何编辑一再强调，小伙子，你这稿子只能说是正好迎合了当前青春期读者的口味，有修改价值，但绝对不表示我答应给你出版了！从程序上说算是通过了一审，最终能不能出版，还是要取决你稿子修改后的市场价值，回家好好修改！说实话，取决于稿子的市场价值这话，我早在几个月前就在电话中听全国各地出版社负责接电话的工作人员用各种带有浓重地方腔调的普通话对我说过，所以当何编辑这么说时，我一点都不悲观。
我很诚恳地说，只要有修改价值，我就很激动了，起码明确了努力的方向，比我在学校写这稿子时那种茫然的心态要强百倍，您放心，我一定会努力为了理想去实现的。这话虽然听起来有些客套，但绝对是我当时的肺腑之言。
何编辑一直送我到出版社大门，最后他又跟我握了一次手，他说，你放在档案袋里的信我看了，我能感受到你的真诚，我原来当过一个三类高中的老师，你的心态我都深有体会，我也希望最后能帮到你，回家好好修改！
今年的出版书号，我暂时为你留一个！
编辑话还没说完，我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了，我想说什么，可刚想开口，喉咙就像被什么堵住似的。我没说什么，只是深深地向何编辑鞠了个躬。
何编辑笑了笑，傻孩子，快回去吧，我等你修改好稿子来我这里进行二审。
走出出版社时天空已经飘起了小雨。九月末，渐渐没有了燥热的暑气，空气被这场雨净化得清新自然，有种百废待兴的气味，那种味道，叫做希望。就像那年初开始，人类经历的那场叫做SARS的浩劫一样，一切阴霾都逐渐开始散去，明天依然美好。
我就那么一直在雨中走着，似乎依然没有从兴奋中调整出来。那是我第二次感受到如此强烈而真实的幸福，第一次是江静收下我那火红的二十一朵玫瑰，如果那算爱情带来的幸福，那这次，不知道算不算事业所给予我的幸福。我一路笑，像个花痴，脑袋里好像有个复读机在重复着我真的要出书了我真的要出书了，路人都用奇怪的眼神望着我。
雨水渐渐湿透了我的头发和衣服，我突然意识到是不是该找人庆祝一下，我想打电话约寝室那帮狐朋狗友出来，可拿出手机才发现我的V70已经被雨水浸湿到无法开机的地步，什么叫乐极生悲来着，我想我该换手机了。
那天博哥一定要隆重地为我庆祝。他在酒吧定了个很大的台位，还叫了一大帮美女。我说，你他妈又开始进军色情业做贩卖人口的生意了？他说，哪能啊，这都是我认的干妹妹！我靠，我当时那个晕眩，真想唱一曲《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博哥跟每个美女介绍我时都说，这是我兄弟，一位即将出版小说的作家，你们都只见过小学课本里鲁迅那种已经入土的作家吧，这回让你们开开眼，活的作家！我再次感叹一句，我靠！
之后的那几个月里，我拒绝一切邀约，闭关在家很努力地按照具有宣传教育意义的宗旨去修改我的小说，那段日子痛苦但却快乐。每天我凌晨改稿子，白天睡觉。偶尔没有灵感时深夜里跑大街上天桥上去溜达，看那些拖着长长车尾灯的车辆从我眼前飞驰而过，看那些妖娆的女人被身旁的男人搂着然后眉飞色舞地笑，看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在街角随遇而安，看醉酒后的男女一边哭泣或呐喊一边呕吐，我觉得夜晚是如此的美妙，每个人都脱下面具在这个欲望纵横的城市里赤裸着自己纵横的欲望。
那时我总想，如果SARS再次来袭，我一定是最不会被感染的人，因为我已经被自己封闭隔离得无比严实，抢醋抢中药那种事情绝不可能也不需要发生在我身上。我可以好多天不出门，好多天不说话，那段时间里，我唯一可以交流的对象就是丑丑，它的大眼睛总是清澈而明亮，我喜欢凌晨写稿子时听见它趴在我脚边凝重的呼吸。我仿佛只活在自己小说里的那个世界，而现实中的我只需要维持基本的温饱，然后忠实地记录脑海里每个主人翁的喜怒哀乐。那种生活其实是压抑和扭曲的。李露后来说，那时的我是靠一种强大的信念在无意识地存活。
我拿着稿子再次到出版社进行送审时，已经和之前那稿有本质的差别。换句话说，已经很具有宣传教育意义了。
何编辑不到一周就给我了回复，他说稿子修改得不错，没什么需要再大的改动了。但那时已经是年底，这个时候出版怕销售成绩不理想，干脆再找人画些插图配在书里，明年开春后好好地包装宣传一下，重拳推向市场。
领了新的作业回到家，我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一个学美术的人，小鸡的前前前，我也不知道前多少任女朋友，那个小鸡为其改QQ签名为“沟沟沟，我捏我捏我捏”的大胸妹。当我把这事告诉小鸡时，我看到他流露出特别淫荡猥琐的眼神，我知道这匹种马又发情了，脑海里一定在想些不健康的少儿不宜的东西，那些东西不具有宣传教育意义！然后他说，正好我现在是空床期，温故而知新，不知道那道沟是不是又下沉不少。
在美术学院大门口等那位大胸妹时，我就在想是不是空床期这三个字太过暴露，所以人们隐晦而艺术地把它改为了空窗期。
老远我就看见一位大胸妹，我问小鸡那是不是。小鸡感叹一句，那确实，真是未见其人，先见其胸！我差点一口鲜血就喷到美术学院崇高而神圣的校训牌坊上。
我们找了个麦当劳坐下，当我说明来意后，大胸妹很热情地接受了我的请求。
谈完帮我画插图的事后，她就特别深情地望着小鸡，问你过得好吗？你当时是爱我的吗？现在有没有人让你不寂寞？说着说着还唱起来：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我靠，边说边唱，跟在演《新白娘子传奇》一样。看到这种种琼瑶戏似的场景我胃真有点扛不住。我觉得在我们那曾经年轻的岁月里，总是会像痴男怨女一样，把自己天真的一厢情愿当做爱情，并且坚贞不渝的一直天真。有时候，那更像是在和自己幻想出来的一个假想敌在恋爱，为其掏心掏肺又或伤感哭泣。年轻，是段无限美好但却注定遗憾的回忆。
之后那段时间我和大胸妹一起出入她们学校自习室商量插画，或去学校食堂吃饭，又或只是走在学校林荫小道中央，都让我无限怀念那已经远离我的校园生活。那时我一直觉得自己还年轻，二十出头，人生无限美好，可当我看到那些更年轻的孩子在校园里拿着书本边走边说笑打闹，还有那些自行车后微笑的爱情，我突然就觉得自己老了，社会青年的烙印像给猪肉盖合格章一样深深地刺在我身上。抱着丑丑在操场上等江静放学，或和小鸡一起飞奔在足球场的日子已经恍如隔世。
大胸妹其实是个特别有想法的女孩子，在为我的小说剧情配插画时，她总是时不时地闪现出一丝跳跃性的灵感。我想，是不是所有搞艺术的人脑袋构造都会异于常人，所以他们也总被常人觉得另类。不得不承认，大胸妹的插画为我的小说加分不少。这也彻底推翻了我脑海中女人胸大无脑的标签。只是每次当她坐在我旁边讨论小说剧情和插画构图时，她那道深深的沟总会让我觉得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有时我真想也去捏一捏，但我不得不自辩的是，我认为我想去捏完全是出于对超越人类极限事物的一种好奇探知欲，而绝非色情。
签订出版合同，完成后记，文字校对，编辑排版，印刷装订，这样的流程对于我来说全都是陌生而新鲜的，但对于出版社来说，再普通不过。
那年五月，我在出版社第一次见到了自己装订成册的书，一捆一捆地堆在仓库里，那瞬间，我想哭，我想告诉那些曾经嘲笑我的人，我成功了！
按照合同约定，我可以拿走二十本自己的小说。何编辑把书放到我面前时，他说，你知道吗，我们社里每天都会收到全国各地的自由来稿两三份，一年下来就接近上千份，但能从这些自由来稿中真正像你这样作者可以从社里拿稿费出版的不到十本，仅仅是百分之一的概率，其他有些不在乎钱的人就会自己掏钱出来选择自费出版。然后他拍拍我的肩膀，接着说，小伙子，出版一本小说只是你人生目前这个阶段的理想，而以后路还长，你得去做更长远的规划，能以写作为职业，靠稿费为生的人，其实是很少的，只有那金字塔塔尖的一部分人。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早在我窝在教室最后一排动笔写小说时，又或当江静在天台问我要她还是要理想时，有一个人告诉我我出版小说的几率是百分之一，那么我还会依然这样执着吗？
我想起一位独自穿越可可西里的人说的一句话，在我去之前我一直觉得无法再回来也不足为惧，我把征服那片土地当成是一种超越生命的信仰，可当真正活着回来了我才觉得后怕，而后怕是因为内心的信仰已不复存在。
我觉得他那话说得很好，我当时内心就是害怕的，这种害怕首先是因为回首来路，发现原来只有百分之一的几率，而更重要的是当信仰被征服时，心里那种巨大的落差。我背着重重的二十本小说，看着城市那些将天空切割成几何图形的高楼大厦，我问自己，然后呢，小说出版了，那么然后呢？
我给江静拨电话，想告诉她我终于出版了自己的小说，而电话那头回应我的是一个掉了阳气的女人声音，她说，您所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远方问，两位还想听什么歌。我被他一句话穿越回了现实。
我问对面的江静，你还想听什么？她说，唱首《那些花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