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上，事故发生后没几年，禁区内就陆续有人搬回来居住了，大多是一些在那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2011年4月，瑞莎再次背着相机，跟随“一日游”的队伍，进入了布良斯克市。她的目的很简单，探访核电站周边区域人们的生活状况。如今，核电站30公里半径内禁区依旧，只是不再神秘。而30公里以外，那些同样遭受辐射的地区如何？那里的人们怎么生活？
布良斯克市是布良斯克州的首府，莫斯科西边380公里，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白俄罗斯接壤的交汇处。
可以说，当年布良斯克的森林堪称“功臣”，它吸收了大量核电站爆炸释放出的放射性核物质，避免了向其他地区的扩散。当年的核辐射在布良斯克州形成了整片富含放射性元素的干枯“死”树，而且面积还在逐年扩大。
在布良斯克市空旷的列宁广场上，一个银灰的球体，顶端刻有三道裂纹。它的红色大理石基座上雕着“切尔诺贝利”几个字，除此以外再没有更多的介绍。这就是布良斯克市的切尔诺贝利牺牲者纪念碑，默默地诉说着25年前核电站爆炸给人们带来的伤痕。
在广场附近，瑞莎看到一个电子显示屏，上面闪现着三行红色的数字。最后一行显示的字符，字母不像字母、数字不像数字。当地人告诉她，尽管距离当年的事故已经有25年，但人们也时刻关注着辐射的剂量变化，在那里树立的是辐射测量仪，以便随时提醒人们数据的变化。
就在市郊的一个小村子里，瑞莎遇到了一位80多岁的胖老太太。说明来意后，老人热情地把瑞莎迎进屋里。她有一双大手，而且特别暖。瑞莎问她家里几个人，她说她自己住。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呀，瑞莎很吃惊。再走进去更吃惊，她自己种了一些萝卜、白菜，平时就吃这些东西。瑞莎问她担不担心年纪再大些没法种地了，她说到她这个年纪已经完全听天命，过一天算一天。
她两个儿子当年都在核电厂工作，后来又都是人到中年就去世了。前些年，她的老伴也终于离世了，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当晚当班的辐射监督员尼古拉?戈巴琴科。
戈巴琴科1976年进厂，他的职责是最早进车间，在工人上班前测量辐射水平，最后离开。那天，午夜接班后，戈巴琴科开始测量3号和4号反应堆车间的辐射数据。因为4号反应堆正准备停止运行，戈巴琴科就回值班室喝茶，这救了他一命。爆炸声传来时，戈巴琴科和同事都认为是涡轮机操纵员又弄得水压不稳。第二声爆炸后，灯光灭了，4号反应堆控制台上的灯也灭了，锁着的双层门被冲开，红黑色的尘埃从通风口涌出。几秒钟内应急灯亮了，戈巴琴科和同事们戴上防毒面具，他的辐射测量仪显示每小时3.6伦琴，但很快就超出了测量范围，想打电话，但线路已经断了。
戈巴琴科被派往4号反应堆测量辐射，他打着手电进入漆黑的涡轮车间，到处都是水泥块，仪器根本测不出数据。戈巴琴科返回值班室报告后，有两个人走进来说：“嘿，伙计，帮我们找找一个同事吧，弗拉基米尔?肖申科，他走了30分钟，可能在涡轮机车间上层平台上。”
他们在黑暗中穿过一堆堆碎石、喷涌的蒸汽和齐脚踝的水，到了平台上才发现水泥外墙都被炸飞了，空气中满是尘埃，手电光都射不出多远。终于，他们发现肖申科侧躺着，嘴里吐着血沫。被送到医院后，肖申科凌晨6点就死去了。戈巴琴科回到值班室，换了衣服和鞋，他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也明白等待他的命运，他的背上肖申科右手搭着的地方都被辐射灼伤了，后来两个一起寻找的人也死在莫斯科的医院。随后戈巴琴科又奉命参加寻找瓦列里?科迪姆丘克，后来才知道这个操纵员在爆炸中就死了。
凌晨5点，戈巴琴科开始感到极度虚弱和恶心，被送到医院。在急救室工作的一个朋友把他拉到一边，让他把500克纯酒精和水一起喝了下去，这些酒对抵御辐射起了很大作用。4月26日白天，厂医院里已经有莫斯科来的医生，七八个最危险的伤员当天就送到莫斯科，但一个也没救活。戈巴琴科是次日被送到莫斯科的，一住就是半年，每天都不知道第二天会不会醒来，许多同事在眼看好转的时候撒手人寰。
后来，戈巴琴科被评为最低一级残疾。在他眼里，4月26日是悲喜交加的，他说：“1975年这一天我结婚，1982年这一天我母亲安葬，1986年这一天出了事，1993年这一天我孙子出生，所以这一天我们会喝酒，为生者也为死者。”
听完了老太太的故事，瑞莎很受震动。临走时，她问老人：“很多人觉得切尔诺贝利挺可怕的，你怎么看这个地方？”老太太笑眯眯地说：“这儿多美啊，有小河有树林，这就是我的家。”瑞莎又问她打算住到什么时候，她说在家总比做客好，从哪儿开始的就在哪儿结束。
一个普通人对故土的情感力量让瑞莎感到吃惊，灾难能打乱人的很多东西，但人的生命力最终又穿越了灾难。
在现今的俄罗斯境内，布良斯克州靠近边境的诺沃泽布科夫市，是受核辐射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这里也被称作俄罗斯切尔诺贝利之都。
当年，俄罗斯联邦针对切尔诺贝利灾难，专门立法，把遭受辐射污染的地区分成四类。第一类是禁区，里面禁止人进入；第二类是疏散区；第三类为有移民安置权利的疏散区；第四类是有优惠经济社会地位的居住区。各自规定了相应待遇。这是根据受到的辐射度安排的。
诺沃泽布科夫列属第二类，疏散区。而在附近的村庄茨维亚斯克，则名列禁区，当年的居民都被疏散了。那里长年由军警把守，不许人轻易进入。只在每年部分时段开放墓地，给亲属进去拜祭。
尽管担心被辐射的危险，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瑞莎还是跳上了开往诺沃泽布科夫的电气火车。当火车驶过标有疏散区的路牌后，也许是心理作用，也许是因为刚刚下过雪，她立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天空是灰色的，土地也是灰色的，树木和草是灰蒙蒙的，人烟稀少，到处是一片死气沉沉的寂静，给人一种阴森的恐怖感。
周围是大片的整齐的林子，有不少树木缺胳膊少腿，东倒西歪，有的光秃秃，树干被熏得黑呼呼，被雪地衬托得有些突兀。而在林子中，有些消融的小溪黑呼呼地在雪地和林间穿行。
经过5个小时的颠簸，她终于踏在了诺沃泽布科夫的土地上。萧条的火车站前的广场一片泥泞，只有新翻修的水塔展现着城市的新气象。而车站不远处的一个纪念碑——一个天使举着一只和平鸽——看起来修建时间不长，却显得破败。整个城市，仿佛还没从当年的灾难中苏醒，一片冷清。
西方某个慈善组织的网站曾经这样形容诺沃泽布科夫：“这个地方的辐射水平最高，现在没人生活。”
事实上，对于这类评论，当地人不以为然，甚至觉得太离谱了。这个城市有4.2万人。核事故发生后，这里的居民一度被疏散，没留下一个人，后来有些人陆续又返回来，主要是老年人。而很多迁移到其他地方的人，后来又回到了当地。
为什么这片土地如此让人担惊受怕，人们还愿意留在这里？这其中的人情习惯，以及客观的现实问题，比如钱，瑞莎多少都有了解。她更感兴趣的，是人们的心理状态——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这种情形下，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呢？
检测的数据显示，虽然像碘-131、铯-134等危险放射性元素基本消失，但情况仍没那么乐观。“本地的辐射发生了变化，但无形的灾难不会消失。”一位当地的女生物学家告诉瑞莎，“人被疏散了之后，动物却没有离开。它们生活得挺好。它们都不怕，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她指着身旁的一个麋鹿标本说，“现在林区，大约有1000多头麋鹿。”不久前，当地刚刚举办了狩猎大赛。
尽管核污染的威胁不能马上消除，但诺沃泽布科夫的居民依然平静地生活。这里虽然没有喧嚣的霓虹之夜，没有大都会的高楼林立，城里的人不多，甚至显得萧条，但走近他们你会觉得他们的内心是快乐的。城里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过着朝九晚五的日子。村庄里的人们则自在地拿着锄头，开垦着自家的农庄。如果你去林区边缘，你甚至能听到鸡鸣狗吠，看到炊烟袅袅。对于诺沃泽布科夫人来说，无论在哪里，生活仍要继续。
切尔诺贝利除了给乌克兰当地带来严重影响之外，白俄罗斯的很多地方也是受核爆炸影响的重灾区。
在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100多公里的白俄罗斯霍伊尼基市，只有1万多人居住，前苏联曾经将这里划为“准撤离区”。一旦事故恶化，这里的居民也要迁徙。
25年过去了，城里的居民来来往往，似乎忘了25年前的提醒。霍伊尼基市民的心态十分平和。他们认为，爆炸发生后，当地几乎没有进行工业化建设，因此这里的环境恢复了天然的风貌。瑞莎和当地人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说：“大自然的自愈能力其实很强，只要人们别总去打扰它就行。”
在30公里的撤离区内，偶尔会看到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落点缀在有禁区标志的道路两旁。傍晚的夕阳下，袅袅炊烟升起，仿佛这里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在这里生活的主要是一些老人，他们说，对所谓的辐射习以为常，只想今后能生活的安稳些。
地图上说白俄罗斯的巴多罗默耶夫卡是“禁区”。这个禁区不是指禁止外人入内，而是不准任何人进去。在边界竖立着国际辐射警告标志，还写着“严禁进入”。但是你可以听到那里有鸡鸣狗吠，村民们自在地生活。
一踏上这片土地，瑞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巴多罗默耶夫卡“复活”了。
在村子里，瑞莎遇到了70岁的伊万?穆祖琴科。他和他的妻子叶琳娜20年前撤离了村子，生活仅能糊口。后来他们又回到村中。如今他们每个月的退休金加起来大约200美元，有一个菜园子，10只鹅，1头牛，一头成天饿得发慌的猪。生活依旧不富裕，但重要的是，他们又回来了。
穆祖琴科拒绝去考虑那些蔬菜和动物可能受到污染的问题，他还要去旁边的树林里采果子和蘑菇。他说：“死于辐射比死于饥饿好些。”
瑞莎亲眼目睹，围绕着切尔诺贝利，渐渐形成了新的生态：2006年事故20周年纪念时，隔离区住着近4500名从乌克兰招募的合同工人，以轮换作业制在那里工作。他们收集金属，加工原木，把木材卖往乌克兰全国，还建造起巨大的贮藏库，以存放放射性废料。还有几百名陆续自发回到切尔诺贝利的居民，从事自然经济，以渔业和打猎为生。他们用切尔诺贝利土地上生长出的粮食，自制蒸馏酒，以一种生活在辐射下的无畏精神，把酒一口干掉。
在禁区和隔离区的所见所闻，深深震动着当年从核电站事故中幸存下来的女孩的心。她看到了死亡，也看到了人们对生的渴望、对死的参悟，以及最卑微的挣扎。
生死，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终极问题。如何面对，这是你的故事。但瑞莎的故事，是这样结束的——
那天，她在基辅的中心医院里，探访了一位身患晚期甲状腺癌的病人。她小心翼翼地提问：“每天醒来都知道自己即将死去，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对方回答：“嗯，那每天醒来，却假装自己永远不会死去，那又是什么样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