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我差不多同时接到三份以上的喜柬。迎娶的或出嫁的，都择定了一个相同的日子。
这一天，我只能到一家做客去。我经过了好多悬灯结彩，喜气洋溢的门口，都不是我所要去的那一家，也不是我接到请柬而不准备去的那些人家。我知道这一天还有很多很多人家在结婚。
满街满巷花轿来来往往，因为街道不很宽，几顶花轿拥挤在一处，并不是一种稀奇的事。
我想，今天全城郊的轿夫是要总动员起来的罢。
新娘，新郎，以及他们重要的家属，或是红媒大宾，都可以有轿子坐，不过新娘所坐的是花红轿子。
她们或他们都很大方，并且也不像别处的花轿，非那么层层遮掩，密密围盖不可；也不考究所谓改良式的花马车啦，花汽车啦，线呀缎呀织锦的湘潇的甚么，仅只是一顶一顶罩上花红洋布的喜轿。喜轿的前面也不用轿帘，所以我们在街上尽可以看出新娘的俊丑，穿的什么衣裳和鞋袜。有时候新娘也从轿子里眼睛滴溜咕溜地看着你，只要她愿意。
从这一点，自然，合乎人情，不鬼祟，不躲躲藏藏，不耍猴子戏，我就最感觉得喜欢，感觉畅快。而且，对于那一些所谓“时兴”的，“文明”的结婚仪式，倒毋宁是使我最厌弃，最痛心疾首的了。
还有，这里抬轿的人，并不真是“轿夫”，而都是“轿妇”。
她们的劳力，比男子们更可贵些，比性质，也更伟大些。
这一天，在我未抵达那个结婚人家以前，我是被一顶花轿压在后面。我走路常常低着头，这一次却例外的望着前面：
一顶花红洋布的藤轿子，慢慢地款乃着。
两个轿妇，四只没有步骤的，参差上下的脚，光着，一直光到膝盖以上。
还有一双幼小者的脚，露在一个轿妇的腰背后。
这个轿妇在负着双重的工作：肩上扛着人家嫁出的女儿，背上背着自己生下的孩子——不晓得是男还是女。
这是一代，两代，三代了。也仿佛象征着正，反，合，三个阶段似的。
我低徊着，我不能说出我是不是有了一种“了然”感。
百年好合，然而百年何几？
我想起寂寂地已经埋宿在坟冢里的妻子，我惊觉了我如今还是走着人生的茫茫的路途——只有这一条茫茫的路途。
（选自《石屏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