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
有一个时期，我寄居在一个亲戚家里。他们的对房门便住着一位颇有名望的将军——我自己这样称呼他；其实他的履历还有堂皇显赫的一大串，如前清时代的都督，改元以后的总参谋长，代主席……等等。即使在我们的近代史上，也决不会遗漏了他的姓氏和勋绩的罢。
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他正在庭前拄着一根拐杖散步。个子不高，圆腰方脸，眼睛还相当地保持着一种炯炯的光芒。
我在他的身旁立了下来，这表示着我对于一般长者的尊敬。
“你是谁？”他以邻人的态度对我发着问。我回答了他，他点了一点头。在这一会功夫，我就很清楚地看见了他的面庞；一位将军的嘴上所应蓄备的八字胡须，在他也并不缺少。
为了疗养半身不遂症，他每天上午都有一段很短的时刻在庭前散步。其余的时间，很少看见他在房屋外面。男当差的——应该是一个便服的勤务吧，时时从他的房间走进走出，可见这位将军白天并不怎么爱睡觉。有时，我从门帘缝里望见他的房里：桌子上有不少的书，墙上挂着大幅的字——他挺爱给人家写字，在这个城市里就有很多大商店的招牌出于他的手笔。中国人所讲究的“儒将”风度，我似乎有了些领悟了。
有一天晚间，这个城市里举行了战后的第一次防空演习，发过了空袭和紧急警报之后，这漆黑的天空可就热闹起来了。虽然没有一架飞机，但作为代用品的孔明灯却起飞了不少。
两道探照灯的白光交叉地射准了它，高射机关枪和小口径的高射炮，也向它射击了过去，一条一条的银色的，红色的曳光弹或实弹飞驰的流线，交织在空中，的确是很好看很壮丽的。
我们都立在院子里高瞻远瞩，将军自己也立在廊檐底下。
“拍——”一条火线，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弧。
“通——”一个火球，在空中开了一朵花。
这个逼真的演习战，也能使我们屏声息气了下来。可是，将军却常常发着惊奇的追问：
“这是什么？”又问：“那是什么？”他的当差的——应该是勤务兵吧，却很解事的随声应答着：
“枪呀……高射炮呀……探照灯呀……”
但是，他，这个勤务兵，不会知道“在奴仆的眼中没有英雄”这一句话的。
我想，“拍！”“通！”之声，大概和这位将军已经是阔别了很久的了。
此外，我还知道将军有一位公子会唱京戏，时常在晚餐席上带了女伶来为乃父献艺，将军击筷而赞，很是高兴。
将军有一部较老的福特汽车，停在我们的大门里的过道旁边，据说，那是为了“躲”真的警报才开动出去。
厅长
有一位厅长先生的姓名，现在我还隐约的记得；不过，总没有像他那副长长的面孔所留在我的心中的印像深刻罢了。一想起他便想起他的长脸，便想起亲近他的人给他起的亲切的绰号：“八筒”。“八筒”指的是“马将”里面的一张牌名，它由八个罗旋形的饼子一对一对垒了起来，既长，且整齐，而简直像一个装公事的封套。
做官的人，似乎需要一副官相，而官相的诸类型中，方与正二式，自不可缺一。正好，这位厅长先生的官相，不但兼而有之，还多了一“长”。他的脸，简直长的就是一张“八筒”，一封公函，装满了官样的文章。
我初次由人介绍着去晋谒这位厅长不久，不幸地这个省垣所在地便遭了敌机一次最残酷的轰炸。两天以后再见到他时，我已被委任为他的职属之一，而他也是以顶头上司的身份对着我们训起话来了。
这次训话的大意是，他非常痛心，他没有预料到敌机的第一次轰炸会使大家这样零乱散漫起来，以致办公室的桌子上有了许多灰尘，到了办公的时间，人还不能个个到齐……最后强调着一点：让主席来看见了可怎么好！痛心！主席来看见了可怎么好！—…．他的面孔，的确比我初次所见到的还要长。如果“八筒”是形容他平时脸的长度的，那么“十筒”——倘若有——才是形容他训话时的。
这天在场听训的人，都看清楚了厅长先生这张比“八筒”还长的脸孔，自然，这些个在场的，为了生活而不得不来听他的训，不得不来看他的长脸孔；而那些无辜被炸死，炸伤，家屋烧了，亲子还躺在街头，或压在砖石底下的公务员们，一时或永远将不能再听见他上司的训，再瞻仰这张比“八筒”还长的脸了。
以后的秩序渐渐恢复了，本来住厅花园里的厅长公馆，尽先疏散到这个城市外边的风景区去了。厅长的小汽车，也总是吸饱了油停候在厅门外面。
有一个时期厅长没来办公，而那辆小汽车，却以陷鼻梁，碎车窗，和瘪了的轮子的姿态停在传达室的甬道上了。
这辆车子的威风似乎遭了一次厄运。
有人说：“厅长住院了，跑警报时翻了车。”
这消息的传来，虽然在还没有熟识起来的同事之间，也都彼此交换了一个会心的微笑；默默地仿佛收获到什么礼物似的。
逢到星期一那天早晨作纪念周，在府里照例是礼成散会，一个简单而庄肃的仪式。而厅里则必由厅长训话一番，不只是训，每次还要骂，狠狠地骂一场，每次的脸，不只是“八筒”那么长，还要比“八筒”多两筒那么长。
几个骂人的纪念周，也算教训了我一件事：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之外，似乎还必须养成一种有挨骂的本领，和听训的耳朵。做大官与作大事当然是两件事，不过从这位厅长先生成就至今日看来，自不能把他由挨骂泰然到随便骂人的一般过程的意义忽略过去的！
但是，我终于离去他，并且离去这个城市了。
我也决不会为着我的“成就”作过任何的打算，我更不会为着长脸孔的人祝福——像这样的一位厅长先生，生成的一张“八筒”的面相，还硬生生地装了一封套的官样的文章！
邹教授
年青！多么年青！真正年青！
年青的人在大学里做教授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反之，做教授而年纪或已就老的，那似乎是一种缺憾，不时兴，也就不成其为走运得志的事了。
邹，就是属于前者的一个，很光荣，而正走时运的一个青年的教授。
他从前在那个大学里修过业，现在他就在那个大学里教着书。
一个比我年纪较长的同事在我面前介绍着他说：
“主任带了一位新组长来——他就要来的。年青，得意，真可以算得是一个天子门生！
”
我到底是孤陋寡闻，我对于“天子门生”这句赞语，究竟还不大能够摸清楚头脑。
过了两天，他果真来了。我们握手的时候，啊呀！他不是别人，原来还是一位旧相识：
在那个时候他还是穿着军人的衣服，上着政治的课程；挟着经济学大纲一类的书籍；写着文艺的理论，抒‘隋的诗篇……“啊！我们多年不见了——”从我的心底进出了这么一句我觉得是情不自禁的，欢慨交集的话语。
“嘻嘻嘻……”可是他仅只这么善于应付地，连牙齿也不肯露出一线地笑了笑。他的笑，引得我颇为窘迫。幸而他接了短短一句话：
“你的样子倒没有怎么变。”他一边说，一边上下的打量着我。
我也学他笑了笑，但是我感到一种宠惊，也是一种惭愧；谁都要变的，为什么单单我会不变呢？难道我真地没有“变”一点点，一点点也不能“变”吗？……幸而他的话又接了下去，为他的话作了注脚，为我清楚地解释：
“你的这身衣服，好像还是当初在南京穿的那身吧？”他的话到此为止，说时，洽当地还配合着表示他记忆力不差的宛尔微笑。
听了他的话，我不能再像第一次那么学他的微笑了（我是什么也学不来的一个蠢东西！）我恍然省悟过来了，我没有变，因为我身上穿的这套衣服，还是十年前的那一套旧衣服——现在已经破绽了，现在早已不时兴了——衣服如此，自己生就的这一副寒伧的相貌，当然也会跟着“没有怎么变”的了。是的，此外我也无须再多告诉我的境遇了，如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在南岸买了一块地皮，盖了几间不很像样的房子，每个星期在学校里只上四小时的课……等等。
因为自惭形秽，我们之间的对话，不久就告竭了。
不知道那一位不很识相的同事问过他——我后来听说的——依礼貌上讲，也许是不该这般问的：
“邹先生！请问您是学什么的？”
“学校毕业以后，我在德国留了几年学。”
他这种所答非所问的态度，也许正是一个青年的，留过学的，大学教授的本色吧。
没过几天，他便提着一个小皮箱，挟着一本很厚很厚的洋装书走了。
现在我所知道的他的消息，就是他仍旧在他的母校里做教授，担任着每周最多不会超过四小时的英文课。他学的不是军事，不是政治，不是经济，不是文艺理论，不是抒情诗歌的，是国际外交，是天下大事的新著，往往在一种新的杂志上占着第一页的篇幅发表出来。
诗人
在报纸上发现了一条探询我的住址的小通讯，这还是少有的一次。那三个具名的人我都没见过面，不过他的名字并不是生疏的。
当天傍晚，我决定先去访问他们：心里却忐忑着有些不安。因为不久以前我写了一篇关于当地的印象记，说不定要引起一部分人的误会，而惹到麻烦也未可知。
我到了他们那里：一个小小的院子里只有一并排的分了明暗的四间房子。三个人中只有两个住在这里，我来的时刻，他们却都在着。我们一见面便各自介绍着自己，并没有一点客套，所在立刻就无拘无束地像旧相识的一般了。
三个人之中有一位穿着长衫，唯有他和我对话的次数最多，一问一答，都是关于年龄、籍贯、做过什么事等等，不由地使我神经过敏起来地想：这里莫非是一个秘密的警讯所吗？
当他谈起那篇散文的时刻，我更加怀疑了；但是我却毫无犹豫地承认了说：
“是的，是我写的。也许最初的印象不大容易准确罢。”
“不。我和你同感；我觉得似乎还不够。”他说，还很轻快的笑了。
我的心，于是也轻松了下来，又开始谈了许多别的话题。他喜欢诗，可是在这方面我就哑无以应了。只望着他的小条案上陈列着一函一函的线装集子，和平装书，和几本稿册，和一本新旧约。我的眼睛望着他们，我的心里却好像要说，这些折磨了多少人，欺骗了多少人，而又花了多少人的心血的东西呀！
这一次的晤会，使我一次认识了三个纯洁可爱的青年人；他们有热情，有理想，还充沛着使理想能够尽量追求实现，使热情能够尽量拓展流布的力量。他们三个朋友是诗人，我相信着他们三个还能成为许多许多人的友人的。
此后，我时常去看他们，我知道了他们的几个笔名，还读到他们不少的得意的诗作入完整的有如全璧，纤巧的有如雕绣，激壮的有如号笳……有一次去，那穿长衫的一位已经病了好几天了。他的母亲忧愁地坐在床边，那两个友人也垂着头很少说话。
他的病状是高热和腹痛。我疑虑着也许是那最讨厌而最需要调养的伤寒病症。
我试着建议应该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因为我看见他的周遭放着各式各样的食物，甚至于枕头边，铺盖上，都撒落一些栗子、花生、核桃糖、牛肉干之类的难于消化的东西，这对于一个病人，尤其是患伤寒症者，实在是太危险了！
“送你到医院里去住住好吧？我也跟着你去。”他的母亲问他，却又转向着我：
“医院里顶好哇！是不是？”
我马上点头。
“有没有桔子水，苏达水吃？”他忽然在床上睁大了眼睛问。
“有的，有的。医院里才有桔子水，苏达水吃。”
“啊！我要吃桔子水！……姆妈！我要吃苏达水！……姆妈！桔子水，苏达水多好吃呀！”
他陡然这样连声呼叫着，我们几个都面面相觑起来了。没有谁敢断定他是不是已经答应了可以送他进医院的意思。
——谵语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们心里好像沉坠着一块铅铁似的不敢问谁。
过了不久，他没有人院，病居然渐渐地好起来了。
我再去探望他，一见了他便想起那次他要吃桔子水的呼声。他现在还躺在床上休息着，脸已清癯了不少，但是微微的笑容却很好看（当然，他不会猜到我此刻心里在想见着什么事的）。他笑着，原是在笑他的母亲：她不知从那儿学会了一种似乎是军队里常唱的进行曲子，在房里边唱着多多多……咪咪咪……多索多索……咪咪咪，边踏着步子，边望着她的儿子——她还没有认识的一个青年的诗人。
他呢？不知道是否在笑着这么样的一个母亲：愚笨，傻气，而天真？
在我的脑子里忽然涌浮出一串的泡沫，好像开了一个啤酒瓶子似的，那泡沫追挤着泡沫，仿佛是在唼唼地小语着：
热病——桔子水——青年——诗人——热病——桔……（原载《现代文艺》5卷5期1942年8月25日，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