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建议他出任公职或者讨论某些社会的、国家的事务和战争、认为某一事件这样或那样的结局决定着大家的幸福的时候，他总是带着温和同情的微笑听着，并且以一些奇特的见解使和他交谈的人感到惊讶。但是，无论是那些在皮埃尔看来懂得生命的真正意义的人，也就是懂得他的感情的人，还是那些显然不懂得这一点的不幸的人——他觉得所有的人在这一时期里都处于他内心的情感放射出的明亮的光线之中，因此不管遇见什么人，他立刻就能毫不费力地在他们身上看到一切美好的和值得爱的东西。
他在处理亡妻的事务和一些文件的过程中，在想到她的时候，除了惋惜她没有感受过他现在感受到的幸福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感情。瓦西里公爵现在由于获得了新官职和几枚勋章而特别傲慢，可是在皮埃尔的心目中，他只不过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善良的、可怜的老人。
皮埃尔后来经常回忆起这段幸福得发狂的日子。他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有关人们和环境的看法，在他看来永远都是正确的。他后来不但没有放弃这些对人和事物的观点，而且恰恰相反，当他内心产生怀疑和矛盾的时候，他总是要求助于他在那段幸福得发狂的时期里形成的观点，而这个观点永远都是正确的。
“也许，”他想，“我那时显得有点怪异和可笑；但是，当时我并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样没有理智。恰恰相反，我当时比任何时候都更聪明、更敏锐，我了解了生活中值得了解的一切，因为……我那时是幸福的。”
皮埃尔的发狂在于，他没有像以往那样，在他所爱的人身上发现被他称之为人所应当具有的优秀品质的时候才爱他们，而是让爱充满了他的内心，于是他在无缘无故地爱着人们的时候，总能找到值得他爱他们的无可争辩的理由。
二十
娜塔莎在他们见面的第一个晚上，她在皮埃尔走后带着一种快乐的和嘲讽的微笑对玛丽娅公爵小姐说，他真的很像刚从浴室里出来一样，短短的礼服，剪得短短的头发，从这一时刻起，某种隐秘的、甚至连她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但是又难以克制的情感在她的心中苏醒了。
所有的一切：面孔、步态、目光、声音——她身上所有的一切突然间都改变了。她自己也没有料想到的东西——生命的力量、对幸福的渴望都浮现出来，并且要求予以满足。从他们见面的第一个晚上起，娜塔莎好像忘记了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她从那时起一次也没有再抱怨过自己的处境，只字不提过去的事，已经不再害怕制订美好的未来计划了。她很少谈到皮埃尔，但是当玛丽娅公爵小姐提起他时，她眼睛里久已熄灭了的那种亮光又重新闪耀起来，她的嘴角流露出奇特的微笑。
娜塔莎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最初使玛丽娅公爵小姐感到吃惊；但当她明白了这种变化的意义时，这种变化就让她感到伤心。“难道她那么不爱我哥哥，所以这么快就能忘掉他。”玛丽娅公爵小姐独自思考娜塔莎发生的变化时想道。但是，当她和娜塔莎在一起的时候，她并不生她的气，也不责怪她。充满了娜塔莎身心的那种复苏的生命的力量，显然是那么无法遏止，那么出乎她本人意料，以致玛丽娅公爵小姐在娜塔莎面前觉得她甚至在心里也没有权力责怪她。
娜塔莎那么全心全意而又真诚地沉浸于新的感情中，以至于她并不试图掩饰她现在没有伤心，而只有高兴和快乐。
玛丽娅公爵小姐那天夜里和皮埃尔谈过话后回自己的房间时，娜塔莎在门口迎接她。
“他说了？是吗？他说了？”她反复地说。于是一种快乐的、同时又为这种快乐而请求原谅的可怜的表情停留在娜塔莎脸上。
“我本想在门口听的；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告诉我。”
尽管娜塔莎看着玛丽娅公爵小姐的那种眼神让她非常理解、非常感动；尽管她看到她那激动的样子感到很可怜她；但是，娜塔莎的话最初还是让玛丽娅公爵小姐感到难过。她想起了哥哥，想起了他的爱情。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她不能不这样。”玛丽娅公爵小姐想；于是她带着忧郁的、有些严肃的表情，把皮埃尔对她说的话全都告诉了娜塔莎。听说他打算去彼得堡以后，娜塔莎十分惊讶。
“去彼得堡！”她重复了一遍，好像没有听懂似的。但是，当她看到玛丽娅公爵小姐脸上忧郁的神情以后，就猜到了她难过的原因，她突然哭了起来。“玛丽，”她说，“教教我，我该怎么办。我怕我会做出傻事来；你告诉我该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告诉我吧……”
“你爱他吗？”
“是的。”娜塔莎低声说。
“那你哭什么？我为你高兴。”玛丽娅公爵小姐说，娜塔莎的眼泪让她已经原谅了她的快乐。
“这事情不会很快，但总有这么一天。你想想，我做了他的妻子，而你嫁给尼古拉，那该是多幸福啊！”
“娜塔莎，我求过你别谈这个。我们只谈你的事。”
她们沉默了一会儿。
“不过为什么要去彼得堡呢！”娜塔莎说，然后自己急忙回答自己：“不，不，应该去……是吗，玛丽？应该去……”
《战争与和平》——长篇历史小说
1
托尔斯泰创作《战争与和平》的想法来自于1860年开始的中篇小说《十二月党人》的构思。十二月党人的题材决定了创作初期这部涵盖俄罗斯社会近半个世纪（1812年——1856年）历史的宏伟巨著的构思框架。
托尔斯泰力求“追根究底”1144，研究历史和个人生活的深刻性——在这部宏伟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过程得到出色的反映。为了寻找十二月党人活动的根源，他不可避免地要研究造就了无数未来贵族革命家的卫国战争。
1144В.И.列宁全集，第20卷，40页。
托尔斯泰希望能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这一时期的社会冲突，他经历了一段热忠于“教育”的时期，这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平民教育体系：作者还希望用这种乌托邦式的方式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
过了很多年后，当托尔斯泰回忆起自己热忠于为农民子弟创办学校和充当和平调解人时，他在写信给П.И.毕留克夫的信中说，当时促使他“办学并与平民交往的个人特殊的内在动机让他激动和兴奋不已”1145。
1145Л.Н.托尔斯泰90卷全集，莫斯科，1928—1958，第76卷，100—101页。以后的引言均来自这个版本，文中只指出卷号和页码。
19世纪60年代初，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他承认人民在历史进程中起决定作用。托尔斯泰关于人民在历史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观点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特别是与这一时期赫尔岑的观点）相近，与“进步的”自由党人的观点完全相左，他们之间的争论始于《十二月党人》这部小说及有关教育的文章，并在《战争与和平》中得以继续。他把自己关于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无意识引导历史发展进程的“群居的”自发力量的理论与革命“解放者”的信仰对立起来。
托尔斯泰号召“特权社会”倾听“人民的巨大呼声”，同时他也拒绝给予知识分子教育人民的权利。一味赞扬自发的、“群居的”原则，赞扬宗法制的社会关系导致他否定历史的进步，轻视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托尔斯泰对改变生活的革命道路持否定态度，他深信人民存在的自发性原则。
《战争与和平》的激情在于确立了“人民的思想”，作者深刻而独特的民主主义思想决定了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在评价所有人物和事件时所必需的观点，即以“人民的观点”为基础。
这部新时期伟大卓越的文学作品在俄罗斯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在60年代历史转折的初期，托尔斯泰在自己的长篇小说中引以为荣的世界宗法制同一性还没有完全被摧毁；另一方面，唤醒人民群众参与俄罗斯革命酝酿时期历史活动的时代能够、而且也应该产生托尔斯泰的叙事文学，他的创作被列宁誉为“俄罗斯革命的一面镜子”。
托尔斯泰的同时代人在小说主人公思想探求的过程中和反映19世纪初历史事件的性质中看到了60年代的时代特点，这当然是正确的。当维持了几个世纪的社会关系以惊人的速度遭到破坏后，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俄国现实能够产生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对这个现实主义来说，《心灵辩证法》，典型人物的活动，以及主人公对社会环境的反抗都成了主要的艺术原则。
在寻找开头，拟定提纲和创作这部未来宏伟巨著的最初几个部分的过程中，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特点被确定下来，它讲述虚构的或现实中的某些家庭及人物，并揭示“俄国人民和军队的特点”。
1812年的卫国战争，俄罗斯各民族一切健康的有生力量都被调动起来反抗拿破仑的入侵，这为这部作品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战争与和平》最重要的艺术任务就在于：揭示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点，这一性格特点以同样的力度体现在和平的日常生活中，在某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在战争遭遇挫折和失败的时候，以及受到最高荣誉的时刻。
《战争与和平》是19世纪为数不多的世界文学作品之一，完全有理由赋予它长篇历史小说的名称。大规模的历史事件和共同的而非个别的生活构成了作品内容的基础，在作品中，作者揭示了历史进程，并极其广泛地涵盖了俄罗斯各阶层的生活，因此作品的人物众多，尤其是还包括了一些平民阶层的人物。作品还展示了俄罗斯民族的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是揭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和贵族阶级优秀代表接近人民群众的道路，这些乃是作品的思想艺术核心。
史诗般的开头把《战争与和平》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和《哥萨克》这两部作品联系了起来。对长篇小说优秀主人公在道德、社会和哲学探索方面的叙述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发展成一条线索，这条线索体现在尼科连卡·伊尔捷尼耶夫，德米特里·涅赫留多夫和奥列宁的形象中，并在列文和涅赫留多夫公爵的形象中得到延续。
《战争与和平》正面人物的思想道德成长道路，和往常一样，在托尔斯泰笔下朝接近人民的方向发展。他并不要求贵族主人公脱离生养他们的阶级，但是，与人民在道德上的完全一致已成为真正的人类生存的准则。
托尔斯泰坚决强调，人们的个人生活应该独立于上层政治游戏之外，如：皇帝的召见，统帅的命令，斯佩兰斯基之流的国务活动家的决定。托尔斯泰经常发现并指出，自己主人公的命运与人民的生活及俄罗斯人民进行斗争的结果之间有着牢不可破的联系。当作者觉得，小说的全部情节应集中于对娜塔莎·罗斯托娃和博尔孔斯基重新产生爱情的命运的推测上时，作者写道：“无论对博尔孔斯基来说，还是对整个俄国来说，悬而未决的生死问题阻碍了所有其它的推测。”
在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和他妹妹的心中，在娜塔莎·罗斯托娃和皮埃尔·别祖霍夫的心中都隐含着人民的爱国热情。对斯摩棱斯克的贵族费拉旁托夫绝望的叫喊声：“完蛋了！俄罗斯！”老公爵博尔孔斯基在临死前的痛哭声将它作为回声来反应的：“俄国完蛋了，一切都完了”，而库图佐夫却痛心地叹息：“给弄到何种地步了？”他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俄罗斯得救了！”。正是在这个农奴制的俄国皮埃尔看到了“异常强大的生命力，看到了那种在雪地里，在这一区域支持着这一完整的、特殊的统一民族生存的力量”。
在《战争与和平》中，每一个人物的生命力都受到“人民思想”的检验，在与波罗金诺战场上的士兵和民兵的正义、朴实和力量进行比较时，皮埃尔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而在人民中，他的优良品质，也就是力量，轻视舒适的生活，纯朴和大公无私，则是必需的。在战争期间和被俘期间皮埃尔所追求的理想就是想“走进这个普通的生活，去全身心地深刻体验，到底是什么使他们变成这个样子”。
对安德烈·博尔孔斯基的最高奖励是团里的士兵给他起的绰号“我们的公爵”，其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伟大”的拿破仑关于安德烈公爵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美好死亡”的话语是虚伪的、毫无意义的，而甚至由一名没有指出名字的炮兵士官对博尔孔斯基勇敢的夸奖是对他名副其实的和最充分的评价。
小说的女主人公娜塔莎·罗斯托娃的主要特点十分鲜明地展现在法国人进入莫斯科之前，她强迫把家里的财产从大车上抛下来，而带上那些伤员的时刻；在其它幸福快乐的时刻；在俄罗斯的舞蹈中；在她对民族音乐的酷爱中表现出饱含民族“精神“的全部力量。玛丽娅·博尔孔斯卡娅同样也是一位朴实的，不爱交际的，封闭在自己内心世界的女孩，当她愤怒地拒绝自己的女伴，法国人布里恩的建议，不愿归顺入侵者，并拒绝留在拿破仑的权力机构中时，她就突然改变了样子，不可计量地在我们眼前成长起来。
历史人物的真实意义也受到《人民的思想》的检验，斯佩兰斯基“聪明的”决定被否决了，因为他的那些决定脱离了人民的生活而且与人民生活的利益格格不入。
构成《战争与和平》审美激情的“道德情感的纯洁”证实了俄罗斯人民对伟大这一观点的正确认识：“对我们而言，没有朴实、善良和真理，就没有伟大。”
拿破仑遭到无情的揭露，因为他为自己选择了“民族的刽子手”这一罪犯的角色，而库图佐夫作为一名善于使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为服从于人民感情的统帅成为伟人。他在红色村庄附近检阅部队时，“人民的意见”赞美他，而拿破仑在士兵们的下列谈话中受到了批判：
“如果我捉住了他，我就按照我的习惯，把他埋入地下。而且是用山杨棍子把他打死。要不然他会毁掉很多人的性命。”
“我们最终会取得胜利的，他将不再在我们的土地上行走。”
“人民的思想”是反对拿破仑侵略战争的，它为解放斗争祝福，在这场斗争中人民捍卫自己独立的权利。
这种对待战争的态度得到无可非议的战争勇士尼古拉·罗斯托夫，严厉的战争分析家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和哲学家皮埃尔·别祖霍夫的领会。
在《战争与和平》这部著作问世之前，俄国文学界没有一部作品能如此忠实地、充分地反映全民族的心理，最主要的是，这种民族心理与作者对世界的看法如此接近。难怪列宁在读了《战争与和平》之后说：“在此之前在文学界还没有真正的庄稼汉伯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