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天文学承认地球运转的难度在于不易否定地球静止而行星运转的直接感觉一样，历史承认个人服从于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的难度在于不易否定我们个人独立性的直接感觉。但是，就像天文学表明自己的新观点：“不错，我们是感觉不到地球在运动，可要是假定它是静止的，我们就会得出荒谬的结论；要是假定它在运行，尽管我们感觉不到，我们却找到了规律。”同样，历史也在表明自己的新观点：“不错，我们是感觉不到自己的依赖性，可要是假定有自由意志的存在，我们就会得出荒谬的结论；要是假定我们依赖于外部世界、时间和因果关系，我们就找到了法则。”
在第一种情形下，应该否定地球在空间静止的观念，并且承认我们感觉不到它在运行；在现在的情形下，同样应该否定并不存在的自由，并且承认我们感觉不到它的依赖性。
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句话1
1作者曾打算写篇序言，在小说写作和发表过程中了解到读者的一些反应，觉得需要作点解释，就写了这篇文章。作者本人把这篇文章称为《说明》，在《俄国档案》杂志1868年3月号上首次发表。
我在优越的生活环境中连续付出了五年艰苦卓绝的劳动写成这部作品，在它付梓之际，我想在前言部分把我对它的看法作一点解释，以防止在读者当中可能造成的误解。我希望读者在我的书中不要寻找或看到我不想表达或者不善于表达的东西，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我想要表达、但（由于作品条件所限）我认为不方便表达而有所克制的东西。无论是时间还是我的能力都不允许我完全实现自己的意愿，现在一家专门杂志2热情邀请我谈点什么，哪怕谈得不够全面或非常简短都行。我就借这次机会，对那些可能感兴趣的读者谈谈作者对自己作品的看法。
2指《俄国档案》。
一、《战争与和平》是一部怎样的作品？这不是长篇小说，不是史诗，也不是编年史。《战争与和平》是作者在它的形式中那样想要表达而且能够表达的东西，而且在它的形式中那些东西都表现出来了。如果是蓄意为之或者没有先例，作者如此宣称蔑视程式化的散文艺术作品形式，可能显得过于自信了。其实，从普希金以来的俄国文学史不仅提供了很多悖离欧洲形式的范例，甚至没有一个完全符合欧洲形式的模本。从果戈理的《死魂灵》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在俄国文学的新时期中只要是稍有才气的作品，没有一部可以完全归于长篇小说、史诗或者中篇小说的形式。
二、关于作品表现的时代特征。小说第一卷发表之后，一些读者说我的作品对时代特征把握得不够准确。对于这个指责我将回答以下几点。我知道在我的小说中没有找到的时代特征是什么——这就是农奴制的悲惨、被关押在家的妻子和被鞭笞的成年儿子、萨尔蒂科娃3的残酷等等；那个时代留在我们脑海里的这些特征——我并不认为是时代的特征，也就不愿意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我在研究各类书信、日记和传说的时候，发现这种蛮横的可怕比起现在或任何别的时候看到的，并没有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个时代的人们同样恋爱、嫉妒，同样寻求真理和美德，同样沉迷于各种****之中；而思想道德生活同样复杂，甚至有时要比现在的上层还高雅。如果在我们的概念中那个时代的特征只是专横粗暴，那么这仅仅因为我们从各类传说、笔记、故事、小说了解到的都是些专横粗暴的典型。我们作出这么一个结论，认为那个时代所具有的特征只是专横，就像从山的另一边看到树梢就说这地方除了树其它什么也没有一样，都是不公正的。那个时代有它自己的特征（就像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征一样），那就是由于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教育的特殊性、说法语的习惯等造成的上层社会与其它阶层的疏离。我竭尽所能要表现的就是这样一个特征。
3萨尔蒂科娃（1730－1801），俄国女地主，以残酷对待农奴著称。
三、关于在俄国作品中使用法语的问题。在我的作品里为什么不光有俄国人说话而且有法国人说话？写的时候为什么一部分用俄语，一部分又用法语？指责俄国书里的人物说法语和写作的时候用法语，就像一个人看到一幅画上的黑点（阴影），而实际上这些黑点不存在，就对此表示责难一样。画家在画面上描上一些实际中不存在的黑点作为阴影是没有过错的，要是这些阴影画得不太准确或者很糟糕才是画家的过错。我在表现本世纪初的那个时代的时候，在写一定阶层的俄国人物、描写拿破仑和直接参与那个时代生活的法国人物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过分迷恋于法国思维方式的表现形式。因此，我不否认自己所画的阴影可能不太准确或者非常糟糕的同时，只希望那些觉得拿破仑一会儿说俄语一会儿说法语好笑的人们知道，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完全因为他们就像那个看肖像画的人，看到的不是一张光线和阴影分明的脸庞，而只是鼻子底下的一些黑点。
四、关于书中人物的姓氏。博尔孔斯基、德鲁别茨科伊、比利宾、库拉金等姓氏似乎和俄国一些著名姓氏相似。我把书中非历史人物与其他历史人物相提并论的时候，拉斯托普钦伯爵和普隆斯基公爵、斯特列利斯基或者其他虚构的单姓或复姓的公爵伯爵之间的对话，听起来总是觉得有些别扭。虽然不是沃尔孔斯基或特鲁别茨科伊，博尔孔斯基或德鲁别茨科伊这样的姓氏在俄国贵族圈子里听起来显得比较熟悉和自然。我并不善于给书中所有人物都能取上像别祖霍夫、罗斯托夫那样好听的姓氏，也不善于回避这样的难题，就只好拿俄国人最熟悉的姓氏改动其中一两个字母碰运气了。如果虚构名字与真实名字的相似使某些人以为我描写的是某一个真实的人物，那我将感到非常遗憾，这尤其是因为那种旨在描写现在或过去的真人真事的文学活动与我所从事的文学活动根本不同。
玛﹒德﹒阿芙罗西莫娃和杰尼索夫——只有这两个人物例外，我偶然地冒昧地给他们取了非常接近于当时上流社会两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非常可爱的真实人物的名字。这是我的错误，这错误源于这两个人物特殊的代表性，但我在这方面的错误仅限于安排了这两个人物，读者大概会认同，书中的这两个人物与生活中的真实人物毫无相似之处。所有其他的人物完全是虚构的，对我而言，甚至根本就没有传说中或者现实中的确定原型。
五、关于我对历史事件的描写与历史学家的叙述的分歧。这种分歧不是偶然的，而是无可避免的。历史学家和艺术家在描述一个历史时期的时候关注的对象完全不同。就像历史学家，如果试图把历史人物的完整性及其与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部复杂性刻画出来，那样做是不对的，同样，如果艺术家总是表现人物的历史意义，那么也就完成不了艺术家自己的任务。库图佐夫并不总是骑在白马上拿起望远镜指着敌人；拉斯托普钦1也并不总是举着火把去烧自己在沃罗诺沃村的房子（他甚至从来就没有这么做过）；玛丽娅﹒费多罗夫娜太后也并不总是身披白鼬毛皮的皇袍站着，一手按住法典：可民众总把他们想象成这样。
1 1812年卫国战争期间，拉斯托普钦曾发布传单说，如果法国人到来，他就烧毁自己在沃罗诺沃村的房子。
对历史学家来说，在某个目标的提出对历史有所促进这层意义上，是存在英雄的；而对艺术家而言，在与生活各个方面的相适应这个层面上，不会也不可能存在英雄，而只应该是普通的人。
历史学家有时歪曲真相，把历史人物的所有行为归结为他所专注的这个人物的思想。艺术家却相反，从这种思想的单一性本身就看到了它与自己任务的矛盾，艺术家努力要理解和表现的不是著名活动家，而是普通的人。
在对历史事件本身的描述中，这种分歧就更为显著和重要了。
历史学家关注事件的结果，艺术家则关注事件本身。历史学家在叙述一场战役时会说：某某部队左翼向某某村庄推进，击退敌军，但被迫撤退；于是骑兵发动进攻拿下据点，等等。历史学家说的不外乎这些。可在艺术家看来，这些话没有任何的意义，甚至没有触及事件本身。艺术家或者凭借自己的经验，或者根据人们的书信、笔记和讲述，得出自己对所发生事件的认识，而历史学家对某某部队的活动（比如某个战役）所作的结论，与艺术家所得出的认识往往是相对立的。二者结论的差异在于是汲取材料的来源不同。历史学家（又以某个战役为例）主要依赖的是局部战役指挥官和总司令的报告。艺术家不可能从这些材料中汲取任何东西，对他而言，这些材料什么也没有说明，什么也没有解释。不仅如此，艺术家还发现其中少不了谎言，也就丢在一边了。敌我双方对每一场战役的描述几乎任何时候截然不同，每一场战役的描述，因为需要用几句话描写成千上万的人的行动，而这些人分散在几俄里之远的战区，由于恐惧和羞耻以及在死亡的威胁下精神极度兴奋，要使这所有的人都疲于奔命，就少不了谎言的参与。所有这些就更不用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