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纪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清早，从清凉山上望下去，见有不少的人顺着山上大路朝东门外飞机场走去。我们《解放日报》的同志也纷纷下山，加入向东的人群，一同走向飞机场。
人们的心情很不平静。两个星期来形势的发展真如天际风云，瞬息万变，表现了一个历史转折时期特有的复杂关系。记得八月十日夜间，新华社的译电员带着刚刚收到的日本投降的消息，一路喊着从我们的窑洞门前跑过，不到天亮，这个消息便像一阵风传遍了延安。第二天晚上，南门外新市场上便出现了群众自发的庆祝集会。卖水果的农民把一筐一筐的花红果子抛向空中，喊着让人们吃“胜利果实”，有些学校的学生把棉袄里的棉花掏出来，扎在棍子上，蘸着煤油点起火把来，在大路上游行。
当时群众对抗战胜利的热烈心情是谁也不会觉得过分的。但是过了两天，令人激愤的消息接连传来，蒋介石下令不准八路军、新四军受降……新的内战危机忽然又迫在眉睫了。毛主席八月十三日做了报告（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指出“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
那几天，不要说那些烧棉花的人不免后悔，大家心里也都憋了一肚子气，把胜利的欢喜化为对蒋介石的愤怒了。
八月二十七日，延安飞机场上飞来一架美国飞机，那是美国特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张治中将军来了。来做什么？“还不是缓兵之计！”人们私下这样议论。当天夜里，党支部忽然传达了中央关于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思想上说什么也转不过弯来，何况是毛主席要亲自去重庆！当时心里像压上一块石头，点着一把火，又沉重又焦急，通夜不能入睡。
那天夜里，延安的许多同志，各个解放区的许多同志，也许都是在焦急和不安当中度过的吧？谁不知道蒋介石是个最无信无义的大流氓？谁不知道美帝国主义在支持蒋介石政府挑动中国的内战？赫尔利假惺惺地跑到延安来，显然也是心怀叵测的。
当时的情形真是令人不安。不少同志气愤地说：谈判自然可以，这无非表示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不能不承认我党所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强大，不能不承认中国人民的强烈的和平愿望，不能不承认苏联战胜法西斯以后国际形势更有利于和平民主罢了。但是毛主席不能去。要谈判，请他蒋介石到延安来，咱们保证和“西安事变”一样，有来有去；谈不成不要紧，要打仗，战场上去见高低。有不少老同志感情深重地说：自从上了井冈山，毛主席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一步，五次反“围剿”，万里长征，八年抗战、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根据地，如今，却要亲自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
但是党中央决定了，通知也说得清楚，这是斗争。在当时的形势下，我党中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的。要是蒋介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拒绝和谈，发动内战，他就是自取灭亡，革命胜利还会来得更快一些。
这正是我们党在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关头所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所表现的大公无私的态度。毛主席亲自去重庆，更是为国家民族而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大义大勇的行为。单是这一点，已经是可以昭革命之大信于天下了。
送行的人群陆续朝飞机场走去。出了东关大街，转过一个山嘴，不远就是飞机场。机场上停着一架绿色的军用座机。记得修飞机场的时候，延安的许多同志参加了劳动，把凿得平平整整的大石头一块块从山上拖来，一块块按直线铺平，放稳，砸结实，几十个人拉着大石滚子碾来碾去，还唱着歌，喊着号子。当时人们都很兴奋，劳动得特别卖力气，心里想着，延安修飞机场了，咱们也要有飞机了，抗战形势要发生重大变化，胜利快来了。
是的，胜利来了，可是人们所盼望的经过流血争取的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生活又要为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所破坏。为了制止这种灾难，保卫人民的权利，实现人民的愿望，毛主席要从延安的同志们修建的飞机场上动身到斗争的最前线去。
飞机场上人越来越多，一会儿就聚集了上千人。但是都沉默着。整个机场上空气十分严肃，就像在前线战斗将要打响以前的一刹那。
汽车的马达声清晰地传来。人们一齐转过头，望着大路。一辆吉普车转过山嘴，驰入机场。车上跳下周恩来同志和王若飞同志，后面跟着国民党的代表张治中将军。接着又是一辆吉普车驰来。车上跳下一个美国人，戴黑眼镜，叼着纸烟，衣服特别瘦，特别短，这使他显得脸比胸膛还宽，腿有上身的两倍长，这就是美国的所谓“特使”赫尔利了。
不一会儿，人们又听到汽车的马达声，一辆延安人都熟悉的带篷子的中型汽车转过山嘴，朝飞机场驰来。立刻，人群像平静的水面上卷过一阵风，成为一个整体朝前涌去。汽车停住，车门打开，机场上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毛主席走下车来。和平日不同，新的布制服，深灰色的盔式帽，整个装束像出门做客一样，引起人们一种离别的依恋之情。
在延安人的记忆里，主席永远穿着干净的旧灰布制服，布鞋，戴着灰布八角帽。他的魁梧的身形，温和的脸，明净的额，慈祥的目光，热情而有力的声音，时时出现在会场上，课堂上，杨家岭山下的大道边。主席生活在群众中间，生活在同志们中间。主席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人们都是熟悉的，理解的。人们怀着无限的信任和爱戴团聚在他周围，一步不能离开，也一步不曾离开。如今，主席穿上做客的衣服，要离我们远去了！
一霎时，人们心里像海上波涛般起伏汹涌，千百双眼睛热切地投向主席身边。主席在汽车边站定，慈祥地望着全体送行的人，目光经过每一个人的脸，好像所有在场的人他都看到了。他脸上露出一种亲切的微笑，向人们点点头。
站在前面的中央负责同志们迎上前去。主席伸出他那宽大的手掌，跟大家一一握手道别。主席的脸色是严肃的，从容的，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关切和鼓舞之情。然后望着所有送行的人，举起右手，用力一挥，便朝着停在前面的飞机一直走去。
机场上人群静静地立着，千百双眼睛随着主席的高大身形移动，望着主席一步一步走近飞机，一步一步踏上飞机的梯子。主席走到飞机舱口，停住，回过身来，向着送行的人群，人们又一次像疾风卷过水面，向飞机涌去。主席摘下帽子，注视着送行的人群，像是安慰，又像是鼓励。人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是拼命地挥手。
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他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主席这个动作给全体在场的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像是表明了一种思索的过程，作出了断然的决定。主席完全明白当时人们的心情，而用自己的动作把这种心情表达出来。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概括了历史转折时期领袖、同志、战友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无间的亲密，他们的无比的决心和无上的英勇。
请感谢我们的摄影师吧，他为人们留下了这刹那间的永久的形象，这无比鲜明的历史的记录。正是这挥手之间表明了一种深刻的历史过程，表现了主席的伟大性格。愿所有的人从这张照片上能够理解和体会，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国家处在十字路口，处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定胜败的斗争的严重时刻，我们的党和毛主席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飞机的发动机响了，螺旋桨转动起来。随着这声音，人们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眼睛一刻也不离开这架就要起飞的飞机，任凭螺旋桨卷起的盖地的尘砂遮住了眼睛。这架飞机该有多大的重量啊！它载着解放区人民的心，载着全中国人民的希望，载着我们国家的命运。
主席的面容出现在飞机窗口，人们又一次涌上去，拼命地挥手。主席把手放在机窗的玻璃上。直到飞机转了弯，奔上跑道，升到空中，在头顶上盘旋，向南飞去，人们还是仰着头，目光越过宝塔山上的塔顶，望着南方的天空，久久不肯离去。
以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毛主席在重庆住了四十三天，最后才签订了《双十协定》。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重庆谈判》一文的注释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实现全国人民和平民主的要求，我们党做了怎样的有原则的让步，进行了怎样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以后是在战争中了。蒋介石撕毁了他亲手签订的《双十协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解放战争全面打响了。一个夜晚，在承德前线读到从北平“军调部”来的一位同志抄在小本子上的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我们从这里仿佛看到了决定历史命运的真正力量，听到了革命前进的脚步声。我们在前线，在炮火声中，在闪耀的火光里，望着战士们持枪跃进的身形，这首词的思想和情绪成为触手可及的形象。我们置身于词的境界中了。词里的每一个字，如同火炬一般燃烧起来，整个前沿阵地刹那间一片通明。解放战争的炮火正在摧毁旧中国的一切黑暗势力。敌人看来是强大的；但是决定历史命运的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是人民自己，是当代的“风流人物”！
记得初到前方的时候，部队的同志告诉我：八月二十八日清早，部队上传达了毛主席亲自去重庆谈判的通知，当天十点钟，所有的战士都翘首西望，向天空中寻找那架从延安起飞的飞机，谛听着飞机的声音，他们像是当真听到了这架飞机隆隆的声音。那时候，我们的战士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啊！他们握紧手里的武器，等待事情的结局。以后，战士们的武器就真在发挥自己的威力了。于是在震耳的炮声中，我们不禁齐声朗诵起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十几年来，延安机场上送行的情景常常出现在眼前：主席的魁梧的身形站在飞机舱口，用坚定的目光望着送行的人群，宽大的手掌握住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慢慢举起，举起，然后用力一挥，停在空中……在他面前，无数的战士正朝着他所指的方向奋勇前进。
［鉴赏］
方纪（1919～）原名冯骥，河北束鹿人。他文化功底厚实，是文学方面的全才。著有诗集《不尽长江滚滚来》、长诗《大江东去》，另有散文集和小说集。
这篇散文记叙了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主席离开延安到重庆去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延安广大干部和群众去机场送行的情景，描绘了人民领袖的伟大形象，表现了人民与领袖的深厚感情。此篇散文刚一发表就马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继而被视为名篇佳作，至今其艺术魅力仍然不减。
作者写送行并不是孤立地进行，而是把它放在了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即特定的政治背景之下，这样就有助于揭示事件的本质意义和人物本质特征，充分地显示了作者的艺术匠心。从作品的结构上看整篇作品，从头到尾，虽然写法多变，跌宕起伏，但叙事的线索十分清晰，文章开头写道：“有不少的人顺着山上大路朝东门外飞机场走去。”下文并没交待去飞机场干什么？故意给读者留下“悬念”。接着笔锋一转，追述了近期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从而反映了毛主席此行的时代特征和重大意义。随后才涉及文章的主题，谈及毛主席要亲自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这一事件，并为下文描述当时延安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焦虑不安的心情埋下伏笔，像这样回环往复、波澜迭起的笔墨，一开始就紧扣读者的心弦。
文章写送行并不是简单的叙写过程，而是重在写人、写群众的思想感情，写领袖的音容举止。作者写群众，着重通过对毛主席此行的理解和不安的复杂感情的描写，揭示人民群众对人民领袖的崇敬和爱戴。
这篇散文还运用了电影“特写镜头”的手法，着力刻画“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他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这段文字，犹如定格的电影“特写镜头”，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地强化了主题思想。作者用文字摄下了这个“特写镜头”的同时，又配以抒情性的议论。这就如同在银幕上出现了动人的“特写镜头”的同时，响起了诗一般的画外音，音像并茂，感人至深，从而使作品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让人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