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起义群众找不到厉王，满腔怒火难平，决定找太子去抵罪。他们得知大臣召公虎家里收留了太子，于是就包围了召公的家，勒令召公交出太子。召公心想，“过去天子不听我的规劝，才落到这般地步。现在我交出太子，会不会有人说我是对天子的不忠、伺机报复呢？当初我满口答应保护太子，好让王安心，现在若是交出太子，岂不是天大的不义？可是国人见找不到太子，他们一定不肯答应，怎么办呢？”他考虑再三，决定用自己的儿子代替太子，交给了起义群众，这才使太子没有被国人杀死。
在大臣周公、召公的极力劝解下，集结到王宫中的“国人”才渐渐散去，暴动暂时平息。根据贵族们的推举，周公、召公暂时代理政事，重要政务由公卿大臣共同商议，这种政体称为共和。
“国人”是指居住在城中的人，这些人以平民为主，他们多数是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在周代，所营筑的城邑通常有两层城墙，从内到外分别为城和郭，城内称“国人”，城外的称“野人”或者“鄙人”。由于贵族内部的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失势的贵族和贫困的士阶层，社会地位不断下降，也在城中与一般平民杂处，成为“国人”的组成部分。另外，在“国人”中还有百工、商贾等工商业者以及社会的下层群众。
国人多数是与贵族有宗法或血缘关系的士阶层，有参政议政权力，王或诸侯经常会由一些重大问题征询他们的意见。所以，他们是一个有一定政治见解，也有相当的文化修养的团体，对于自己将要做的事会慎重考虑，并会征询他人的意见。由于经常一起参政议政，国人中的许多人彼此互相认识，有闲时，也经常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
可以想象，对于“暴动”这样重大的事，参与的国人中一些精英人士必定会对此制定出周密的计划。他们的计划是如此成功，行动是如此有效，以至连周厉王的亲卫队也无法保障国王的安全。他们见国人造反，很多人也参加进去了。
这样主要通过平民的力量，成功地推翻暴君的统治，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与历代的农民起义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许就是理性的暴力与非理性的暴力的不同，前者更有明确的目的和计划，后者更多的是群体的盲动，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或许可以这么说，“国人暴动”为后世树立了一个理性抗争的典范，但却极少被后世借鉴，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一个遗憾。
国人暴动的第二天，卫国的国君卫武公就带着军队开到镐京。这卫武公，叫共伯和。共伯和率军到镐京是前来平叛，可是起义群众在当他来到王都之前，己经散去。于是共伯和就率领部队，进到了王宫里驻扎。
共伯和执政以后，采纳了召伯虎的建议，废除了厉王时的“专利”法，减少了名目繁多的赋税，人民得以安生，社会又趋于稳定。史书上把共伯和执政的时期，称为共和时期。
在历史上，这一年被称为“共和元年”。这个“共和”和现在理解的“共和”有很大出入，其大致有这样两个解释：一是“共伯和干王政”，就是说国家的爵爷“和”，摄王政；又云：彘（厉王避难之所）之乱，公卿相与和而脩（修）政事，号曰共和也。
由于《史记》一书于“共和元年”开始记年记事，因此“国人暴动”、厉王被逐、“共和行政”建立的这一年，就被视为中国历史有确切年代记载的开始。“国人暴动”有力地打击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动摇了周天子的地位。从此，西周很快地衰落了下去，逐步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
姬胡逃到了彘后，派臣子凡伯回都城镐京探听消息。凡伯见暴动已经平息，就和周公、召公商议，准备接姬胡回都复位。但是，人民对姬胡十分憎恨，坚决不允许他回来。
周公、召公怕再次触怒人民，激起暴动，被迫打消了这个念头。凡伯回到彘奏明情由，姬胡无可奈何，只好在彘定居。彘在汾水之畔，周人因此又称姬胡为汾王。姬胡到了这步田地，一切天子的享受都失去了，每年仅仅由周公、召公派人送些衣服、日用品给他维持生计。他想起昔日的尊荣，郁闷不解，凄凉地度过了14年后病死。姬胡死后的庙号为厉王。
周公和召公稳定了局势后，继续执掌朝政，而没有去迎回周厉王，这对后世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样的举动说明了连朝中大臣都认为周厉王已失去了做君王的资格，他的回归只能给国家造成又一次动荡。大臣不承认原先君王的合法地位，这对后世的礼学家们来说，是大逆不道和不可饶恕的行为：为臣子的怎能宣判君王的不合法？而更不能让人理解的是，召公竭尽全力保障了太子静的安全，为此他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儿子。
当时，暴动的国人围住了召公的府邸，要求他交出太子，召公说了这么一段话：“昔吾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也。今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雠而怼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雠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
召公仍是忠于君王的，但在他后一段话中，只是说了事王的义务和责任，而未具体指哪一个王，可以想见，当时的大臣对“忠”的理解是这样的，“忠”的对象只是一种传统，这种传统自周国开国而定，就是指是周室的社稷，和其制定的法章，而不是具体哪一个王，所以当某个王背弃了周室的法章时，臣子们为了维护社稷的稳定，可以对王的统治权威提出质疑。
所以，召公为迎回周厉王，却保护了他的儿子，因为对他来说，太子已不仅仅是周厉王的骨血，而且还是周室社稷的希望。召公精心抚养了太子，同时兼任太师，在他的教导下，太子姬静在召公虎家里长大成人了，召公虎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上朝去对共伯和及众大臣讲了真相，说周朝大臣见太子还活着，结果大家一致同意让太子继位。共伯和知道自己不是周室正宗，若争下去难以服众，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就亲自到召公虎家把太子静接进王宫，举行了隆重的登基仪式。他回到原来的封地，当他的诸侯王去了。新即位的天子，就是周宣王。
宣王终成大器，成为一代名君，开创了西周中兴之局，在这里召公是功不可没的。而在太子成年后，他立即交出政权，不计个人得失，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今天的眼光来看，召公自然是愚的，但他的愚比之后世的那些不分是非，只忠于君王个人的臣子们却是高明了许多，也可以想见当时的大臣们比之后世的忠臣们，更多了些个人的原则，所以才会出现召公这样明辨是非的忠臣。
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基本是封建帝王的家天下史，从尧舜禹汤到满清，无论哪朝哪代，总少不了要有一位权倾天下的最高统治者，他以天的名义行使自己的意志，违逆他的会受到最可怕的惩罚。然而这个似乎神圣不可侵犯的惯例却在一个虽说很短，但可以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的时期被打破了。
后来的人们常把周厉王和齐威王联系起来，一个“止谤”，一个“纳谏”，命运完全不同。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邹忌身长八尺多，容貌光艳美丽。一天早晨，他穿戴好衣帽，照着镜子，对他的妻子说：“我同城北的徐公比，哪一个更美？”他的妻子说：“您美极了，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邹忌不相信自己比徐公美，因而又问他的妾，妾说：“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
第二天有位客人从外边来，邹忌又问他：“我同徐公谁更美？”客人说：“徐公不如您美啊。”又过了一天，徐公来了，邹忌仔细端详他，自己认为不如他美。于是，邹忌上朝时和齐威王说：“我确实知道我不如徐公美，可是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妾怕我，我的客人对我有所求，都认为我比徐公美。如今齐国国土纵横各千里，有一百二十座城，宫里的妃子和左右的侍从没有不偏爱大王的，朝廷上的臣子没有不害怕大王的，全国范围内的人没有不想对大王有所求的，由此看来，您受的蒙蔽一定非常厉害了。”
齐威王说：“好！”就下了命令：“大小官吏和百姓能够当面指责我的过错的，受上等奖赏；书面规劝我的，受中等奖赏；能够在公共场所指责规劝我的过错，能使我听到的，受下等奖赏。”命令刚刚下达，许多大臣都来進言规劝，宫门口和院子里好像闹市一样；几个月后，要隔些时候才有人偶然进言规劝；满一年以后，即使有人想進言，也没有什么可以進言的了。燕国、赵国、韩国、魏国听说了这件事情，都到齐国来朝见齐王。这就是人们说的在朝廷上战胜了别国。
齐威王用纳谏来治国，周厉王用杀戮来止谤，都使两个朝代的百姓无声，可是结果却完全不同：齐国和燕国、赵国、韩国、魏国都是当时并列的国家，都来朝见齐王；周厉王虽然贵为天子，可是被分封的诸侯却不来朝拜；齐威王纳谏使国富民强，邻国来朝，周厉王堵民之口结果造成国家的衰败，自己也被赶出国都，郁郁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