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企业界风声鹤唳，给我们的榜单带来一定难度。
1月，健力宝75%的股份被佛山三水区政府拱手卖给“局外人”，前掌门人李经纬仰天长叹，9个月后“涉嫌贪污”，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5月，曾创建了华晨集团汽车王国的仰融“涉嫌经济犯罪”，被迫出走美国；10月，欧亚农业掌门人杨斌“涉嫌虚假投资、行贿、合同诈骗、非法占用土地”被警方立案侦察……
李经纬是1999年的上榜富豪（第32位），杨斌与仰融分别是2001年富豪榜的第2名和第3名。三位上榜富豪之外，瞿兆玉（蓝田股份前董事长）、王雪冰（中国建设银行前行长）、朱小华（光大集团前董事长）等人均于2002年落马。
2002年的年中，一份广为传播的中国富豪纳税的调研报告称：“2001年，中国的存款总量达到7万亿元，人数不足20%的高收入阶层控制着这笔财富的八成左右，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仅占总量的不足10%……据估计，目前每年流失的税款大致在1000亿元左右。这1000亿中的大部分肯定被一些富豪们收入私囊。”调研报告的结论是：“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而言，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掺杂着浓重的冒险家和暴发户的味道。”
我们当时还沉浸在中国富豪们从2001年开始慢慢转变观念、开始配合我们工作的兴奋中，结果进入2002年，富豪或官员落马者接连不断，加上上述调研报告引发争议，《南方周末》在报道中称，“逃税之说搞得富豪们人人自危”，企业界气氛一时非常凝重。
于是我们面临巨大的压力，一是调研难度无形中增加了，二是接到过个别恐吓电话。期间也有朋友善意提醒我们，2002年的榜单要不要“暂停一年”，避避这阵风。
最后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2002年10月底，百富榜发布（这一年是我们最后一次在《福布斯》上发布），有趣的是，因为这一年的“特殊气候”，我们的榜单反而受到比前三届都要强烈的关注。最令我们庆幸的是，恐吓过我们的个别企业，在看到自己最终仍被登上富豪榜后，并没有对我们“采取行动”。
这一年的首富是荣智健，财富为70亿元。前十位富豪还包括许荣茂、孙广信、鲁冠球、陈丽华、刘永好、叶立培、刘永行、郭广昌、刘汉元。可以看出，我们开始将刘永好、刘永行兄弟分开计算财富。而最大的“财富黑马”，是仲盛集团的叶立培，与刘永好并列第6位。
与上一年的榜单相比，本年有34张新面孔出现。而2000年排行榜的前50位富豪，只有29位留在了这一年的榜单上，1999年排行榜中的50位首富更是只有9位仍榜上有名。
2002年榜单的另一个特点是，富豪们与资本市场的关联更紧。100位上榜富豪，52%的企业家至少拥有一家上市公司（2001年这一比例为47%），其中33%(2001年为29%)的企业在内地上市(其中24家在上海上市)，12%(2001年为10%)在香港主板上市，3%(2001年为4%)在香港创业板上市，4%(2001年为4%)在新加坡上市，1%(2001年为2%)在纳斯达克上市。
与2001年类似，房地产业仍是最盛产富豪的行业。50%以上的企业涉足了房地产业，或者以房地产为主业。其中，47位企业家主要从事房地产项目开发，8位从事基础设施建设，6位从事建筑材料生产。
前几届的榜单，北京和上海富豪居多，而到了2002年，广东成为上榜富豪最多的省份（17位）。我们注意到榜单发布后，不少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的广东富豪引用最多的一句俗语是“枪打出头鸟”——南方人大都喜欢“藏富”。
这一年的榜单中，35岁以下的几位富豪非常惹人关注，分别为复星高科的郭广昌（第9位）、大连实德的徐明（第12位）、鹏润投资的黄光裕（第27位）、福禧投资的张荣坤（第48位）、成功集团的刘虹（第68位）、阳光文化的杨澜（第71位）。这些年轻的富豪们，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传媒太多的关注，然而三五年过后，他们一个个成为炙手可热的焦点人物。
比如郭广昌的“复星系”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在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上，他的个人财富达360亿元；黄光裕在2004年和2005年蝉联中国首富；张荣坤和刘虹后来则是另一种代表——张荣坤是上海社保案主角之一，于2006年10月被正式批捕；而在2002年还顺风顺水、通过资本运作控制酒鬼酒的刘虹，3年后就因“涉嫌抽逃上市公司资金罪”被拘捕，“成功系”崩塌。值得关注的是，刘虹与“涌金系”掌门人魏东是同乡、同学，魏东同样一度是资本市场上的风云人物，然而最后的结局却是于2008年4月底在家中跳楼自杀，之后魏东的追悼会上，刘虹还送来花圈……这些都是后话。
我们发布2002年富豪榜十多天后的11月8日，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做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报告中有一句话令这一年中因富豪落马、偷税争议等事宜而感到惶恐不安的民营企业家们稍稍舒了一口气：“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引人瞩目的是，民营企业家党代表首次亮相，如蒋锡培、刘思荣、沈文荣、昝圣达、孙甚林，这些企业家大都登上过或后来登上过百富榜。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逐步提升。
2002年11月27日，全国工商联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工商联新一届领导班子亮相，其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首次过半，新当选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当中有11位为民营企业家，包括柳传志、张宏伟、罗康瑞、王玉锁、李海仓等人。没想到，两个月后，副主席之一的李海仓在其执掌的山西海鑫钢铁集团的办公室被枪杀，全国震惊。如何看待民营企业家这一“先富阶层”再次在全国引起热议。
从某种意义上说，2002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悲壮向前行”的一年。有人说是我们的榜单使得富豪们如临大敌，这种说法其实“抬举”了我们。“悲壮”的背后是转轨的深入、阶层分化的暂时加速，正如《三联生活周刊》在2002年10月底的一篇报道中所言：“中国转轨时期的财富积累天生带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胎记，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也许多年以后，我们终会承认这个现实，并且称之为‘不得不付出的历史代价’。”
当然，我们更希望中国的富豪们能洁身自好。《经济观察报》这一年报道我们榜单的文章题目是——《更多的财富更多的责任》。
张荣坤与刘根山的公路梦
2002年“胡润百富榜”上，有两位“新人”——张荣坤与刘根山。前者是上海福禧投资集团掌门人，后者是上海茂盛集团掌门人，分别排在第48位（12亿元）和第58位（10亿元）。他俩所处行业均为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
彼时张荣坤34岁，仅比榜单上最年轻富豪、大连实德掌门人徐明大3岁。事实上，张荣坤的真实年龄要比徐明小两岁——因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出于掩盖资历太浅而蹿升太快的目的，张荣坤把自己的年龄虚报了5岁。换句话说，2002年“胡润百富榜”上，最年轻的富豪应为只有29岁的张荣坤。
我们发布这一榜单时称：“今年基建、建筑行业非常醒目，除了荣智健，还有新入榜的张荣坤、刘根山，也是通过拥有高速公路的营运权而出名。”
然而，未曾料到，几年之后，这两位富豪先后陨落。2006年7月，张荣坤案发，上海社保案震惊全国，3个月后他被正式批捕。2008年7月中旬，51岁的刘根山被正式批捕。一个青年才俊，一个江湖大佬，皆因染指公路内幕交易落马，令人欷歔。
吃了最大的螃蟹
张荣坤老家在江苏苏州，出身寒微，但闯劲十足。一位熟人回忆说：“他善于经营人脉，思路非常灵活。”1992年，19岁的张荣坤开始了第一份工作——苏州三山期货公司的经纪人，并在同一年多次争取旁听了苏州市科委下属进修学院的对外经济培训班，接触了经济学知识与期货知识后，1994年，他涉足期货交易，并在苏州商品交易所炒期货。张荣坤意识到，运用金融工具，进行资本运作，远比做实业来钱快。
冒险、侵略、进攻、胆大，用这些词来形容张荣坤日后的资本运作再合适不过了。
2001年，张荣坤以委托理财的方式撬动了上海工投和上海广电的国有资金，对华安基金进行坐庄炒作。大熊市逆局虽然熬苦了张荣坤，但也成就了他的口碑：他表现出“忠实、诚信、可靠”的一面。
结交权贵、运用关系网、“合作品德”又好，这成为张荣坤日后扶摇直上的几件重要法宝。
张荣坤
不过，当时被华安基金紧紧吸住的张荣坤急需脱身，最后他盯上了公路建设。
张荣坤精心策划入局路线，他打出两张牌。一是3000余万元的慈善捐赠，为他赢得了包括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誉副会长等政治光环，聚光灯下的张荣坤成为一名极具社会责任的企业家。
二是他花大手笔——向某权贵行贿900余万，获得了与时任上海市市长陈良宇一起用餐的一次良机。后来张荣坤案的起诉书上如此陈述三人就餐时的细节：“2002年1月，福禧投资（为）收购上海路桥，请王维工帮助。王维工邀请了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良宇与张荣坤一起用餐，张荣坤请陈良宇关照，陈良宇当即表示支持。”
2002年成为张荣坤的重要转折年。3月26日，仅成立一个多月的福禧投资，顺理成章地击败以北京华闻控股为代表的强大竞争对手，以32亿元受让上海城市投资建设开发总公司所持有的路桥公司99%的股权。
事后看来，以张荣坤为轴心，辐射出了庞大的官商勾结网络：串起了上海社保局原局长祝均一、上海电气原董事长王成明、上海宝山区原区长秦裕、上海申能集团原副总经理王维工等十多名上海政要及国企高管，由此拿下多条公路经营权，参与上海电气集团旗下公司香港上市、坐庄海欣股份等举动，无不彰显张荣坤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能量。
32亿社保资金、60亿工行贷款、200公里高速公路、上海电气第二大股东，张荣坤何以有如此大的能量？其秘诀无外乎：以复杂的内幕交易为手段，以巧妙的公众形象为保护伞，以资本攀附权贵为核心。
可以说，张荣坤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个吃了最大螃蟹的人。
从2002年开始的短短4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张荣坤的福禧投资从10亿元注册资本，创造了总资产达136亿元、净资产高达53亿元的财富增值神话。
然而张荣坤没能平安度过2006年。随着当时的上海社保局局长祝均一因32亿元社保基金问题被查，7月18日张荣坤被警方采取强制性措施。
对此，他早有预感。案发前一个半月，张荣坤打电话给他唯一的弟弟：“我快保不住了，你们好自为之。”
熟悉张荣坤的人都知道他非常注重仪表，甚至绝不让刘海耷拉在前额上，他认为这样的发型会“挡财运”，所以总把额前头发梳得精光，或干脆剃成短发。但当他被警方带走的一刻，他却只穿了一双拖鞋，并且身无分文。前后比照，不禁令人感叹。
张荣坤爱财，也想尽一切办法护财。象征层面上，他对代表“财运”的细节严格遵守，生怕一点不祥征兆坏了他的运气，以“福禧”、“沸点”为名注册投资公司便是例证。实质层面上，他挥斥方遒的3000余万元贿赂款，编织起一张立体纵深的关系网，用转轨体制背景下的漏洞，保护着自己的百亿资产。
然而，“福禧”没有为张荣坤带来想象中的幸福。从“慈善状元”到“公路大王”，从“全国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到全国政协委员，一个个美誉和职务的巅峰令张荣坤愈加笃信自己做事的正当性，却在政商勾结的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走向了梦想的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