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胡润百富榜”上的新疆富豪有6位，前两位即为孙广信、米恩华，然后是冯立社家族、冯东明、张新、李建宏。与2006年相比，新疆富豪的财富有较大幅度的增加。首富孙广信，财富从45亿元增至80亿元，米恩华从22亿到40亿，一年内两人的财富几乎都翻了番。
上榜的新疆富豪数量超过云南、吉林、江西、海南和广西等地。新疆富豪性格豪放、商业洞察力强，进攻性强，却又具有传统的一面。“德隆事件”和“啤酒花事件”发生后，曾经的“胡润百富榜”上的富豪唐万新、艾克拉木.艾沙由夫迅速陨落。这使得新疆富豪们变得低调谨慎。我们注意到，2007年“胡润百富榜”发布后，新疆富豪们面对媒体的热捧，表现得非常冷静，甚至刻意回避。
民营企业疯狂生长的“新疆现象”值得关注。事实上，中西部不少省市自治区入围百富榜的企业数量均悄然变多。比如在2007年的百富榜的上榜民企中，总部在内蒙古的有11家，而此前一年这一数字为4家。
中西部“民企军团”的崛起，是中国地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福音。当地政府应当积极推动这一进程，以一种开放的视野和心态，在产业和资本市场上为这些企业服务并清除一些陈弊的政策法规与限制。当然，有必要提及的是，中西部的市场化进程缓慢，行政体制变迁艰难，寻租现象始终比较普遍。要谨防政府部门与大型民企间的利益输送，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小民企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的情形。
悲情富豪李海仓和乔金岭
被杀与自杀，发生在百富榜上榜富豪的身上，令人揪心、扼腕。
2002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排在第27位的李海仓是山西首富，排在第58位的乔金岭是河南首富。一年后的百富榜榜单上，这两位首富的名字并没有出现——两人分别于2003年1月和9月被他杀和自杀。
彼时先后听到两人去世的消息，我们非常震惊，感到非常可惜。所以，盘点百富榜十年变迁，特意提及李海仓和乔金岭，为了一份纪念，也为了透视背后的企业家生态。
双双非正常死亡
2002年11月，在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九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当选为副主席。此前他的职务还有全国政协第九届委员、山西省工商联副会长、运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运城市工商联会长等。
未曾料到，两个月后的2003年1月22日上午，李海仓在其办公室被熟识的同乡冯引亮枪杀。凶手随即开枪自杀。
李海仓被杀后，其死亡情景出现过不同版本。当天下午，网络上有消息称：“富豪李海仓遭到枪杀，凶手连开5枪。”第二天，媒体的描述五花八门，甚至有报道称，李海仓乘坐的轿车与一辆小轿车相遇，对面的车突然开枪，致李海仓及车内另一人死亡……
后来趋于一致的消息是，冯引亮想将自己一块土地高价卖给李海仓，但李海仓一直不肯答应。这成为矛盾激化的源头。
我们在李海仓生前一直没能与他见上面。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们很吃惊。2002年在山西调研时，当地一些朋友给我们讲李海仓的故事，对其多有赞扬。
李海仓去世后，一些媒体记者到山西采访，同样感受到李海仓的低调和良好的企业家形象，有出租车司机说：“在山西闻喜，你可以什么都不知道，但你不可能不知道李海仓。”
8个月后，河南长葛也出现一例非正常死亡事件。2003年9月7日上午，河南黄河实业集团董事长乔金岭在办公室猝死。他的死因比年初山西富豪李海仓被枪杀要玄乎很多——当地有关部门称乔金岭是“因故死亡”，但自始至终对“故”为何物讳莫如深。
于是坊间的猜测也多了起来。有人说他死于脑溢血；有人说他是因为公司资金链出现问题而自杀；有人说可能与腐败有关，乔金岭向来与当地政要关系极好；也有人称乔金岭因陷入纠纷、莫名其妙背上亿元负债，上诉无门而蒙冤自杀。
乔金岭生前，我们曾到河南拜访过他，得知他热心公益事业，在当地的口碑同样很好。黄河实业集团彼时是当地的纳税大王。
富豪非正常死亡，令2003年前后企业界风声鹤唳。李海仓和乔金岭之死并非个案。2003年2月12日，浙江“皮草大王”周祖豹在家门口被乱刀捅死；8月17日，甘肃“地产大王”刘恩谦在兰州被枪杀……
2003年，一个好的消息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更为明确地提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要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领域。然而，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在同时加大，“仇富”成为一种常态，李海仓、乔金岭等人成为殉葬品。
子承父业的特殊蓝本
李海仓和乔金岭去世后，均由儿子接过重担。乔金岭有三儿一女，大儿子乔秋生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在父亲去世前，乔秋生已从普通的工厂工人，做到了旗下上市公司黄河旋风的董事长。李海乔被害后，乔秋生自然成了乔家掌门人，2003年他38岁，正是身强力壮时。
尽管乔金岭数十年在河南打拼，积累起了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等很多人脉资源，但乔秋生完成平稳过渡并非易事。但他过渡的难度与李海仓之子李兆会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
李海仓于2003年年初被害后，其年仅22岁的儿子李兆会正在澳大利亚读书，听闻噩耗后马上回国。不到一个月，他接任海鑫集团董事长一职，成为这家业务覆盖钢铁、焦化、水泥、房地产、金融、保险等领域的大型企业集团的当家人，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活成了他尘封的记忆。
李兆会上任后，外界及李氏家族不少人都视之为“稚嫩的‘80后’”，认为这位掌门人完成角色转换至少需要两三年时间。然而，他们低估了李兆会的悟性。起初近一个月的时间内，作为董事长的他确实有点像个局外人。但一个月后，他开始发飙。
当时任海鑫集团部经理的李天虎，对侄儿李兆会有所“不屑”，一来李兆会比他要小二十来岁，二来李海仓遇难后，不少人认为李天虎是接管海鑫的最佳人选，然而海鑫是家族企业，只能由年轻小伙儿李兆会上台。李天虎的不满情绪越来越明显，李兆会感觉到了这一状况，但由于李天虎在海鑫的势力庞大，他只能伺机而动。
最后李兆会想出一个办法。他利用李天虎和海鑫常务副董事长辛存海的矛盾，利用自己和常务副总经理李天杰的交情，“抱团”排挤李天虎，当矛盾白热化时，再利用爷爷李春元在家族中的权威，逼李天虎出局。
更有趣的是，将李天虎踢出去后，李兆会又给了他一个“甜枣”——将旗下的海鑫水泥厂送给李天虎。这边是李天虎在海鑫集团的股份退出，那边是海鑫水泥厂成独立法人，李兆会把“虎迹”驱逐得干干净净。
在2003年8月，由全国工商联举行的“纪念李海仓暨《有产者启示录》出版座谈会”活动上，李兆会谦卑地说：“我一定会领悟到父亲李海仓‘超越财富’的思想精髓，希望大家能给我一点时间。”
目睹过李兆会清理海鑫旧势力的在场者，无不对他刮目相看。这个时候李兆会的头衔已是“海鑫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然而仍有人认为李兆会只是在玩小伎俩。“称什么‘董事长兼总经理’，说穿了，那只是印名片用的！”此类声音仍然不绝于耳。然而，李兆会接下来在公司内部管理、实业与金融投资、资本市场等方面的运作思路与策略令人叹为观止，海鑫集团的业绩最终令这种声音消逝了——2003年海鑫总产值超过50亿元，上缴利税超过10亿元，成为历年来海鑫发展最迅速、最好的一年。2004年，海鑫完成总产值70亿元，实现利税12亿元。这一年，海鑫纳税额居全国民企之首。
坊间一直以来谈论的民企二代接班人话题，要具体企业具体分析。一些是老爸老妈铺路，自己顺利走到前台，有的则从掌管家族企业中的一块业务开始，最终掌控全局，而李兆会则是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形下，灾难之后被急匆匆推上一家大型企业集团掌门人的座位。他能将企业推向新的高峰，着实值得我们尊重。
在2007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李兆会居第78名，家族财富为85亿元。这一年，他也不过26岁，但已是掌舵海鑫钢铁集团近5年的“老将”。
财富品质之辩
再回到李海仓与乔金岭非正常死亡的2003年。当时在企业界、学界和民间都引发了大讨论。有人将当时参与讨论的观点归纳为四类：多行不义必自毙；创造再多的财富，提供再多的就业机会，上缴再多的税收，仍洗不掉自己身上的罪孽；向死者致敬；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值得关注的是，李海仓遇难一周后，《中华工商时报》即发表文章，呼吁“正确认识和评价先富阶层”，文章首先引用了刚刚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发布的一项调查成果（第五次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称——
私营企业主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支建设力量，正在健康成长。首先，私营企业主队伍是一支富有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的生力军。被调查的业主大都“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他们在改革大潮中响应党的号召，不捧铁饭碗，不吃“皇粮”，艰苦创业，创造财富，提供税收，解决就业。从总体上看，他们开业经营时的资金来源，主要不是靠银行贷款，也不是遗产继承，而是靠在法律许可的经营范围之内做小生意、开小作坊，或农业生产的积累，或靠民间借贷。
文章称，“我们并不讳言先富阶层中，确有有愧于建设者称号的人和事，但这只是极少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正确认识和评价私营企业主，正确认识和评价先富阶层，对于让更多的人尽快富起来，对于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不久后，企业界又发生了河北大午集团掌门人孙大午因所谓“非法吸收公共存款”而被刑拘的事件，再度将坊间的讨论推向白热化。
经济学家魏杰称：“中国民营企业应该进入洗礼阶段，对公众讲清楚我不是污浊的，我的整个原始积累是抓住了中国的历史机遇。好多民营企业已经突破了为自己赚钱的阶段，是事业的问题，事业问题就要对历史有个交代。讲清楚了社会才会更好地认同你。”
学者王德峰也称：“富豪的暴富和暴卒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涉及到民营资本的起家和原始积累。他们一方面应该看到自己所拥有资本的数量，一方面应该同时意识到与这个资本数量相应的社会责任。”
评论家童大焕称：“一些中国富人及其帮闲、帮凶们很多见不得光。所以他们要抹黑平民，刻意模糊富和恶的界限，故意把社会的‘仇恶’说成是‘仇富’。中国的富人们对此要充满警惕，不要被恶人卖了还不自知。中国真正的富人们，要行动起来，保护穷人，也保护自己。”
我们很早就在提“财富品质”一词。中国的财富品质，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方向和命运。也是在2003年，我们经过调查，发布了“2003中国财富品质榜”，排在第一位的是“诚信”，第二和第三位为“把握机遇”和“创新”。诚信是财富品质的第一元素。
2003年经久不息的那场大讨论，跳出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标签化、脸谱化的劣根性，开始从个体境遇入手，来看待原罪问题，剖析财富品质景象。
然而，2006～2007年前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资本市场持续火暴，一些大案、要案层出不穷，各利益群体间的对峙情形再一次出现。当人们找不到宣泄方式和途径时，“二分法”等非理性声音和观点重新开始涌现，以至于反对改革的呼声高了起来。
皇甫平（周瑞金）先生于2008年7月发表题为《改革不可支援》的文章，称：
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责怪市场化改革呢？
香港学者、著名报人林行止在2008年夏宣称，有感于香港社会贫富差距加剧，不愿再做盲目的自由市场信徒，决定放弃一直以来所赞成的“企业的唯一功能在替股东谋取最大利润”的主张，“如果中国能制定一套在‘向钱看’与社会公平间平衡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崛起才对提高人类福祉有积极意义”。
皇甫平和林行止两人观点的糅合或许是最佳选择——市场化深入同时应注重制度建设，但“姓资姓社”的争论万不宜再来一次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