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它改变了中国革命方向，加速了革命胜利进程。毛泽东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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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论战
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及西方思潮在中国思想界的喧嚣，使一向崇尚思想统一的中国形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激烈对峙。这一文化景观，从1915年起一直延续到1927年。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要“改弦更张”，向西方学习，走民主和科学的道路，并对中国旧思想，特别是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批判。从1916年起，以杜亚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为了捍卫“国粹”，反对西化，连续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反驳陈独秀等人的观点和主张，他们极力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西方文化不如中国文化，反对西方文化的输入。
1920—1921年，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相继出版，使东西文化之争进入一个新高潮，论战的深度大大前进了一步。梁氏提出，对中国文化，不应妄自菲薄，中国文化恰逢其时，可以“避免西洋的弊害，应付世界的需要”。他提出儒学复兴的问题，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从而形成了现代新儒学学派。
冯玉祥“逼宫”
辛亥革命以后，清帝退位，但仍保留皇帝尊号，享受外国君主之礼，清室成员仍居故宫，禁卫军原封不动，财产、宗庙一律由“民国政府”保护。于是，溥仪关起宫门，继续当他的皇帝，“王公大臣”照例天天朝拜，山呼万岁，紫禁城俨然成了“国中之国”。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这种怪现象才彻底结束。
冯玉祥，河北青县人，生于1882年，出身贫苦农民家庭。他十四岁入伍，辛亥革命时参加滦州起义，由于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他拥护共和，同情革命，主张革新。
1922年，冯玉祥追随直系吴佩孚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打败奉系张作霖，任河南督军。可吴佩孚一心想除掉冯玉祥，冯玉祥被调任陆军检阅使，在南苑“专事”练兵。冯玉祥丢了地盘，又无粮饷，对吴佩孚耿耿于怀，决心报仇。
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和张作霖联合了起来，倒戈反直。10月23日凌晨，冯玉祥在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的接应下，发动了“北京政变”，将贿选总统、直系的曹锟囚禁起来，吴佩孚在内外夹击下，迅速溃败，浮海逃往南方。
冯玉祥由于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对溥仪的小朝廷十分不满。1917年，张勋复辟时他曾发表通电，要求驱逐溥仪出紫禁城，由于段祺瑞等从中作梗，未能如愿以偿。现在，北京政变成功，在掌握了北京政权后，他决心乘势除去清王朝留下的这个“小朝廷”。
溥仪等清朝的遗老遗少们在得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消息后，惊慌失措，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溥仪准备逃往天津租界，几个“王公大臣”纷纷劝说溥仪早做准备，以防万一，溥仪在他们的怂恿下，竟幻想“武装自卫”。一天，溥仪摆起“天子”的架子检阅他的“御林军”，哪知，他的老兵将没操练几步，一个个吁吁作喘，队形散乱；检查武器时，只有为了站岗所用的二十来支步枪外表还像枪样，其余大部分则早被铁锈所侵蚀，内外已成一体了。最后，溥仪又看了看指挥刀，只有几把站岗用的还好，其余的刀和鞘却永远也分不开了！溥仪看到这般情形，不禁对天长叹一声。
1924年11月5日上午，冯玉祥派得力部下鹿钟麟等率二十名军警，直趋故宫，驱逐溥仪。“小朝廷”的内务大臣绍英闻讯慌慌张张地出来迎接，他一见鹿钟麟等，便满脸赔笑地搭讪：“弟兄们，辛苦了，请入内用茶。”鹿钟麟正色道：“我们是来让溥仪搬家的，不是来做客的。限你们两个小时出宫。”绍英一听，心中害怕，可嘴上还硬，他嘟嘟囔囔地说：“大清皇帝入关以来，宽仁为怀，民心未失，你们为何如此紧逼。”鹿仲麟立即严厉呵斥：“辛亥革命至今已十三个年头，可清废帝仍踞故宫，实属非法。如果说满清宽仁，则更是无稽之谈。清兵入关，到处杀戮，到今天老百姓依然记忆犹新。”绍英无话可说，只得入内向溥仪通报。
这时，溥仪正和婉容“皇后”在宫内吃水果聊天。忽然，绍英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气喘吁吁地说：“皇、皇上，不、不好了，冯玉祥派兵逼宫来了！”溥仪一听，如同劈头打了个响雷，刚咬了一口的苹果，“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滚了起来。绍英呈上冯玉祥的信函，里面写着：
一、大清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
二、自本条件修改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王室家用十万元，另拨二百万元设立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旗籍贫民；
三、清室即日移出故宫，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
四、清室私产归清室享有，但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溥仪预感到大祸临头了，但他借口时间仓促，要赖着不肯走，鹿仲麟严肃地说：“你到底愿意做平民，还是愿意做皇帝？我们自有对待皇帝的办法。景山上的大炮，可就不客气了。”鹿仲麟本想吓唬一下这帮“龙种”，没想到闻讯而来的皇帝国戚当真了，吓坏了，顿时，抱成一团狼嚎大哭，溥仪无奈，只好哭丧着脸说：“我走，我走。”
当天上午，溥仪召集王公大臣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决定接受冯玉祥所重订的优待条件，即刻离宫。溥仪及清室成员乘坐冯玉祥派来的汽车移住什刹海醇王府，即北府，被冯玉祥软禁起来，故宫由善后委员会负责接收。
冯玉祥驱逐溥仪这一行动立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北洋军阀，官僚政客，前清余孽对此大加非议，段祺瑞指责冯玉祥“不近人情”，张作霖主张再请溥仪回来当“皇帝”，但是，国内各进步力量无不击掌相庆，支持冯玉祥，称赞他完成了一件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大事，剪掉了清王朝留下的一条尾巴。溥仪离官的第二天，北京市民张灯结彩，悬挂国旗，表示庆贺。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溥仪驱逐出宫，完成了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务，推动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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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选总统”曹锟
曹锟（1862—1938），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天津人。早年追随袁世凯任北洋军管带、统领、统制等职。1916年任直隶督军，1919年被拥为直系首领，后与皖系、奉系军阀之间发生战争。1923年把总统黎元洪赶下台，以5000元一张选票，到处收买议员，又以40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国会议长，共用去贿赂款1350余万元，这样当上了大总统。史称曹锟为“贿选总统”。
国共合作北伐
1925年在北京，国父孙中山为追求和平统一而奔波，病情加重，与世长辞。
这时，广州的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权力真空，蒋介石于是粉墨登场了。
蒋介石，名中正，浙江奉化人，年轻时曾经有意学武，进入保定军校学习，又到日本振武学堂学陆军。后来则拜在上海青帮黄金荣、杜月笙门下，出入于交易所，大搞起股票投机的买卖。不久，他到广州来，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当了黄埔军校的校长。
孙中山逝世后，广东有实力的国民党人主要有三个人：粤军统帅许崇智、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和深得人心的左派廖仲恺。当时，蒋介石还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人物。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出现了，蒋介石抓住时机攫取了军政大权。
1925年8月20日，革命派领袖廖仲恺突然遇刺身亡。这是继孙中山逝世后，革命阵营的又一个损失。蒋介石乘机把刺廖的罪名推到许崇智和胡汉民身上，派学生军包围了他们的公署，逼迫胡汉民出国，许崇智逃亡上海。国民党最有影响的三个主要人物死的死，走的走，而蒋介石则当上了广州卫戍区司令。紧接着，他又把黄埔军校的两团学生军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自任军长，俨然成为广东的实力派。
此时蒋介石羽翼未丰，而人民革命的力量相当强大，苏联军事顾问团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蒋介石在这种形势下，就以左派面目出现。他每次讲话，必不离“总理三大政策”，并且大声教训别人：“中国革命，实实在在说一句，是完全为农工阶级来革命的。国共两党如果发生冲突，一定会使革命失败。”他称苏联顾问鲍罗廷为“尚父”。一次正在开会，他突然叫中山大学学生全体起立，向着鲍罗廷一鞠躬，弄得鲍罗廷莫名其妙。
蒋介石的这些表现使很多人相信他是孙中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连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也深信不疑。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和国民革命军总监。
与此同时，北洋军阀则陷于分裂，一片混乱。第二次直奉大战中战败的直系军阀吴佩孚，退守到两湖地区；直系军阀的另一头领孙传芳夺取了上海，盘踞在华东五省；段祺瑞因执行卖国政策，遭到反对，在1926年垮台，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但也遇到了麻烦；冯玉祥的国民军东山再起，和奉军在天津一带展开了激战，使张作霖无暇南顾。这样就给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向北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1926年6月6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27日，十万北伐军分三路从广州誓师出发，一场决定中国前途的战争开始了。
北伐军当时共分为八个军，其中四军（军长李济深）、七军（军长李宗仁）、一军（军长蒋介石）和八军（军长唐生智）军力最强，而又以号称“铁军”的第四军的独立团最为骁勇。北伐军受到了各地人民的热烈欢迎，迅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第一路四、七、八军7月攻占长沙，立即向吴佩孚亲自坐镇的武昌进军。8月26日，第四军的六个团向武昌南大门汀泗桥发起进攻。
汀泗桥是座铁桥。三面环水，一面背山，易守难攻。吴佩孚布置了两万多人，筑起了碉堡，下令在这里和北伐军决一死战。
战斗打响后，敌军火力凶猛，北伐军伤亡很多，打了一天一夜，还是没有打过去。
这时候，叶挺领导的独立团坚决要求上阵，被批准了。叶挺带着队伍，在当地农民引导下，抄小路插到敌军右翼，冷不防出现在山顶上，战士们像下山猛虎，朝汀泗桥守敌扑过去。敌军顿时大乱，北伐军两下里夹攻，终于打通了汀泗桥。
28日，更残酷的贺胜桥之战开始了。吴佩孚下令把临阵逃脱的一个旅长杀了，把头悬在桥上，想以此逼迫士兵继续卖命。
北伐军士兵冒着猛烈的炮火，勇猛冲杀，各营、各连、各排都独立作战，对敌形成了大包围圈。经过生死搏斗，敌军终于顶不住，开始退却。
吴佩孚急红了眼，见到败退下来的军官，就让执法的大刀队在阵前斩首，在贺胜桥头上，挂起了一颗颗人头。然而，这也阻止不住士兵们后退。士兵们见此情况，索性向执法的大刀队冲杀过来。到这时候，吴佩孚才知道大势已去，连忙登上火车逃跑了。北伐军终于打垮了吴佩孚的主力，攻下了武昌。
在这同时，第二路二、三、六军占领了南昌、九江，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第三路一军遇到的敌人最弱，于12月攻占福建、浙江两省。至此，长江以南半个中国归入了国民革命军的手中。这个胜利是北伐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尤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然而，在革命洪流奔腾向前的时候，一股反动的逆流也在兴风作浪，给中国的前途罩上了令人担忧的乌云。
原来，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惊慌，他们感觉到北洋军阀已经靠不住了，而对国民党的底细又摸不清楚。蒋介石在许多场合摆出一副“革命到底”的样子，也使帝国主义真假难辨。他们对蒋介石采取又打又拉的办法，为的是在北洋军阀支持不住的时候，在中国另找合适的代理人。1927年3月24日，美英军舰向南京城内轰击，打死打伤中国军民二千余人，毁坏了许多房屋，实际上是对蒋介石提出警告；与此同时，英美支持的江浙财团又向蒋介石试探，以提供巨额资金为诱饵，换取蒋介石投靠英美帝国主义。果然，蒋介石在3月25日、26日连续发表讲话，腔调就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他说：“我对英美两国并无敌意。”“世界任何以平等待我之国家，都是我的朋友，即使这国家在以前曾压迫过我们，我们也愿意恳切地和他共同联合起来一致努力。”
帝国主义要寻找新代理人，蒋介石要寻找靠山，双方一拍即合。从此，蒋介石“向右转”，中国革命的局势就再次急转直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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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
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人，国民党元老，是国民党前期右派代表人物之一。早年留日，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与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1927年任国民政府主席，次年任立法院长，1931年因与蒋介石发生“约法之争”被囚禁。获释后联合两广势力与蒋介石长期对立。1936年病故于广州。
“秀才军阀”吴佩孚
北洋军阀吴佩孚（1874—1939），在历史教科书中已被定性为反面人物，然而其人生历程却十分复杂，有时还带着一些传奇色彩。
他是山东蓬莱人，本是一介书生，22岁考上秀才，但次年即因得罪家乡的官吏、豪绅而被革除功名还被通缉，通过科举考试飞黄腾达的梦想破灭了。他逃到北京生活无着，靠占卦算命来糊口，1898年在天津投军，从此披上戎装。
1904年，日、俄帝国主义为抢夺我国东北的控制权而发生战争，他被派任日方间谍，化装成肩挑小贩，冒险混入俄军地盘刺探情报，立了功；因敢作敢为而被北洋军阀头子曹锟看上，两年后当上了管带（营长）。此后积极投身军阀混战并大有“斩获”，很快晋升为团、旅、师长，不几年就拥兵数十万，被封为“孚威上将军”，盘踞于洛阳，控制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还遥控北京的曹锟政府，成了实力最强的军阀。由于他会写诗、绘画，字也写得颇好，因此有“儒将”之誉，他也常以此自豪。
可是这位“儒将”却缺乏儒家所宣扬的“仁”道，他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不惜“龙泉剑斩血汪洋”，对其他军阀毫不手软，对芸芸众生的命运更不屑一顾。1921年与湘军打仗时竟下令掘开簰州的长江大堤，致使许多无辜百姓葬身鱼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为了争取自由、人权举行大罢工，他残酷地镇压，制造了著名的“二七大惨案”，为自己的历史写下了最黑的一页。
他50寿庆之时，正是权势鼎盛之日，各地的军政要人和文化名人、各国驻华使馆的武官云集洛阳，清废帝溥仪也派出其“摄政王”前来祝贺。连曾名震朝野的维新派首领、著名学者康有为也大拍马屁，献寿联云：“牧野鹰扬，百岁功勋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表现了这个“大帅”叱咤风云的气概，还吹捧他更壮观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