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5年是藏历木鸡年，木鸡年的正月初一和汉族农历乙酉年的正月初一恰好是同一天，这样的重合并不多见，而重合之年对我来说有着另一层含义，那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德吉才让喇嘛约定的日子悄然来临了。半年前德吉才让就在电话里对我说：“你们汉历年和我们藏历年重年的这一天是最最好的日子，是汉神和藏神聚会喝酒共同欢娱的时候。这一天你来我们塔尔寺，我给你点灯。”
于是我欣然前往。大年初一的塔尔寺不收门票，所有的殿堂门口僧宝隐退，佛宝出世，幽静得就像最古老的历史。德吉才让喇嘛念着经替我在宗喀巴的法座前点了两盏灯，我们献了酥油和哈达，在静默中享受了一会儿佛境的深寂与超然，然后就去踢足球。塔尔寺寺门内的广场上，早就开始了一场不拘人数的喇嘛足球赛，我立刻加入其中，和几十个红袈裟的喇嘛纠缠在一起，正所谓“其乐也融融”。晚上，素宴之后，我们住在了德吉才让的僧舍里。聊到夜深人静，我仍然没有睡意，便打开电脑修改《敲响人头鼓》。金刚铃的声音随风入耳，值夜的喇嘛把经念成了神秘的悄悄话。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责任编辑周昌义是对的。他说：“庄严的宗教气氛和作者的调侃是不协调的，寻鼓人自称‘七匹狼’的描写应该淡化。”我立刻决定把调侃全部删去，把“七匹狼”全部删去。虽然不怎么幽默了，却少了许多“眼障”和“落差”。美就是和谐，虽然喇嘛是吃肉的，但正儿八经的素宴上，最好还是不要有荤菜。一个作家毕生要做的，大概就是把永远的不和谐变成短暂的和谐，把真实的不和谐变成虚幻的和谐。
写到这里，我才发现，我这个人最不擅长的就是创造和谐，最擅长的就是在不和谐的两极中挣扎。过去我习惯于在抒情与叙事之间挣扎，现在我又习惯于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挣扎，在表达与掩饰之间挣扎，在世俗与宗教之间挣扎。我是挣扎一次完成一部作品，所以我永远不能耐着性子花几年或者十几年时间去酝酿琢磨一部作品，因为挣扎是一个急于解脱的过程，我怎么可能让一根绳子捆绑我那么久呢？解脱了一根绳子，再去寻找另一根绳子，在自我绑缚和自我解脱中获得最大的满足与快乐，这大概就是我了。文学是戴着镣铐跳舞，所有的作家都一样。不同的是，别人一生只需要一种镣铐，而我是希望一年换一种，这一种镣铐舞还没跳好，就又去跳别一种镣铐舞了。好处在于我的经历和体验比别人丰富一些，不好之处在于也许所有的舞蹈我都跳不精道。
“十年磨一剑”是我对自己的勉励，但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往往做不到什么才会标榜什么。比如，最清醒的人通常要把“难得糊涂”作为座右铭，最不能忍的人通常要把一个大大的“忍”字挂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我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表里不一的人，常常忍不住扪心问自己：“铁棒自有铁棒的用处，为什么非要磨成剑呢？”一直关心着我的《当代》编辑希望我一把又一把地拿出寒光闪闪的宝剑来，可我总是辜负他们，拿出来的仍然是粗铁。好在作家不似官员、演员和运动员，年龄对他们的限制不是太严格，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说：“我这才开始呢。”是的，我这才开始。梦是大家都可以做的，一根粗铁梦想成为宝剑，这本身就是一个饱含激情的过程，是一次幸福快乐的旅行，而不是结果。还是食指说得好：“相信未来。”“相信未来”的重点在于“相信”，而不在于“未来”。未来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就是那些知道的太多的人。我一无所知，所以我是幸运的。
《敲响人头鼓》便是一次幸运的寻访。我们借用人头鼓填补了我们的无知，却暴露了我们更大的无知。说得形而上一点：这是一部横穿青藏高原的书，横穿是为了抵达，抵达彼岸。可是我们抵达了吗？我们的追问是这样的：深藏不露的人文源头在哪里？表达未来的神语真言在哪里？灵异巫统的血脉、藏地文化的骨髓、古老宗教的密码在哪里？今天的人文平台是否能够开演昨天的戏剧？当辽阔的原野和壮丽的雪山成为人文机密的避世空间时，我们的全部精神就是去聆听已在万山丛中被隐隐敲响了的人头鼓。
人头鼓正在敲响的雅鲁藏布江一如既往地流淌着，喜马拉雅山托起的天空上，那原始云朵背衬着的已不再是无边的混沌而是文明的湛蓝了。而对苦苦寻访人头鼓的我们来说，这是一次生命历险和激情出走，是一次肉体漂泊和灵魂放逐，在文化上是寻根，在精神上是寻梦。——流浪没有尽头，而回家的路就在身后。
至于《敲响人头鼓》的写作过程，就不想再啰唆什么了，因为作品本身就足以说明一切。唯一想说的是，文中那九首用楷体和诗歌的形式排出来的歌词，其实不是唱出来的，而是吟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们还没有被作曲家谱成歌曲。我希望在这部作品出版之后，它们能够成为真正的而不是虚拟的歌曲，进入我们的音乐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