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国家寄生工具：文化、意识形态颠覆
一个国家，欲以寄生的方式榨取别国的养料，必须麻痹他国的“神经系统”，使他国“乐于”成为宿主国，而这个麻痹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和颠覆的过程。
美国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撰文指出，跨国公司正控制中国。 跨国公司在中国已经发动了一场全方位的经济进攻，目的是：第一，控制银行和金融体系；第二，控制中高端的国内消费市场；第三，渗透到电信部门；第四，增加文化、娱乐、宣传和商业市场的份额。
彼得拉斯在《二十世纪末的文化帝国主义》开篇说：“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娱乐商品的出口是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也是其替代制造业出口在世界范围内获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作用在于将人们从他们各自的文化之渊源和团结传统中离间出来，并代之以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随着一场场宣传攻势变幻的‘需求’。在政治上的效果则是把人们从其传统的阶级和社会的圈子中分化出来，并使得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对青年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剥削……文化干涉（在最广泛意义上而言包括意识形态、思维、意识、社会行动）是将客观条件转变为有意识的政治干涉的关键环节。似乎有点荒谬的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们看来比他们的对手更懂得政治实践中文化层面的重要性。”
孙子曰：“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人类社会有两场战争，一场是军事战争，另一场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军事战争虽然残酷，但在当今世界已较为少见，而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展开，通过文化领导权的建立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与颠覆，实现一国或民众价值世界的改造，使之按照敌对方的意志行事。可以说，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比军事战争更广泛深入，其结果也更为可怕。
意识形态是什么？是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的总和，是一个国家和民众分析事物的价值标准和追求方向。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价值判断标准和追求方向，甚至沿着敌对势力价值引导的方向前进，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国家寄生主义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活动一直没有间断。以美国为例，美国不断地在全球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其价值观随着文化产品在全球四处扩散。美国不断地批评其他国家的人权状态，并按照美国自身的战略计划，非常细致和有步骤地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付中国的《十条诫令》就是一个以意识形态领域颠覆为主导的战争策略。其中，第一条至第六条、第九条几乎是纯粹的意识形态颠覆政策，占了十条中的七条。
比如第一条：“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再比如第二条：“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十条诫令》的每一条看起来都平淡无奇，但条条都具有严重的杀伤力。其核心用意就是颠覆中国的价值观，制造一个追求低欲、文化分裂的民族。
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艾伦·杜勒斯提出的《战后国际关系原则》则更直白地揭示出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其中部分内容分享如下：
美国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播种下混乱的种子，应该在他们不知不觉中把他们有价值的东西换成赝品，并使他们相信这些假的东西。美国一定能在他们国内找到志同道合者以及帮手和盟友，这就能使那些世界上最不驯服的人民，一场接一场地演出自身灭亡及其自我意识不可逆转地完全消失的规模极其巨大的悲剧。美国应消除（他们）文学和艺术的社会本质，使（他们的）艺术家疏远它，使他们不想去描写和了解人民群众内部发生的事情，让（他们的）文学、戏剧和电影都来表现和颂扬人的最卑劣的情感；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支持和鼓励那些往人的意识里灌输崇拜暴力、色情和叛卖行为的思想：简言之，灌输崇拜各种不道德行为和思想的所谓艺术家。
我们要在国家管理部门制造混乱，使人不易觉察地但是积极而始终如一地鼓励官员们的恣意妄为和贪污受贿，把不讲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捧为美德。我们要（他们）嘲笑诚实和正派，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谁也不需要的愚蠢东西，成为过去时代的残余。要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粗野、撒谎、酗酒和吸毒”的国家，要促使（他们）相互之间出于本能的猜疑，反复无常，民族主义和各族人民的相互敌视，首先是对本国人民的敌视和仇恨等。
所有这些东西应该用巧妙的和使人不易觉察的方式加以培养，使之开出鲜艳的花朵。只有少数人才能猜测到或者甚至懂得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将设法使这些人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大众嘲笑的对象，我们一定能够找到诽谤他们和宣布他们为社会渣滓的方法。
与《十条诫令》及《战后国际关系原则》一脉相承的还有美国政府重要智囊兰德公司于1998年6月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报告，报告内容简略如下：
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合围；第三步就是在前两招都不能得逞时，不惜与中国一战，当然作战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国的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
从美国对华战略看，无论是早期的《十条诫令》和《战后国际关系原则》，还是后来的兰德公司对外战略建议，都将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活动视为首要的策略。
除了金融操控、意识形态颠覆外，国家寄生主义还应用全球产业分工、技术控制和品牌控制等策略和手段，实现其寄生的目的。
在产业分工方面，就是通过控制高端技术，占据产业链上游，而将产业链下游——产业链中那些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部分，交给其他国家承担。其结果是，发达国家控制了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增值部分，而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留给了他国，形成了发达国家以产业链方式的寄生。
在技术控制、品牌控制方面，发达国家通过品牌授权、贴牌生产等方面，将发展中国家牢牢地绑在发达国家的财富机器上，让无形的品牌资产成为一个永远不需要劳动而能为发达国家创造财富的工具。
品牌控制、文化领导权与意识形态颠覆有着深刻的联系，如果缺乏文化领导权，发达国家的品牌控制策略就会失效，品牌就无法享受其溢价。因此，品牌控制与意识形态颠覆两者相比，意识形态颠覆是决定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