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汉领我们到那里时，当年的感觉全上来了，掏出我当时画的坐标简图，连具体的坟穴地点似乎都有了印象。陈雨田带来五六个民工帮我们掘土挖棺，刚刚八年，估计材枋基本还完好。
“有了！”突然，一个民工铁锨碰到了木头上。大家急忙将周边的土往开挖。
“不对！这棺材是红色的。”我发现了棺木板上斑驳可辨的暗红漆皮。霎时如同放了气的皮球，瘫在了土坑边上。
“我爷的材枋是黑的？”侄子问。
“是黑漆刷的。我当时还以为武都不用红棺材呢。”我说。
“不要着急，爸爸（方言：指小叔父你再仔细想想这个地方对不对？”二侄子是个有头脑的人，虽然年纪轻，他的话让我稳住了神。
我站起身仔细观看周围地势特征和远处的山形，记忆和感觉同时告诉我：就在这里。又跟当地老汉的指认完全相符，是不会错的。但为何挖见了红色棺木而不见盛殓父亲的黑棺材呢？
听我讲了地点没错后，侄子便拿着铁锨在红棺材的两旁探挖。时间不长又触着了木头，就在旁边稍深一点终于找到了黑棺木。我的心里一阵豁亮，这绝对不会错了。挖出黑色棺木，为了慎重，我们小心翼翼地打开棺盖，那长长的遗骸，残留的丝绸老衣、纽扣……一切都在告诉我，这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的血肉基本化光，但大关节间的筋肉还连着。侄子在农村生活，迁坟的事曾参与过，他动手，我帮忙，将骨殖折合、收拢，用准备好的塑料布和绸子包裹紧凑，装进大帆布提包。父亲的个子高，骨骼长，最大号的帆布包刚刚盛得进去，提包装得满满的。上了锁，我俩跪在提包前，向老人的亡灵祷告，祈请他随我们返回家乡。又向墓穴祷告，对邻居亡魂的打扰表示谢罪，让帮忙的民工重新掩埋平整。我们感谢了陈雨田，付给他和几位民工报酬，背着父亲的遗骨离开了北山。
回到县城旅店，我让明霞守着爷爷的骨殖，自己去找表兄张明和。
张明和是我三姑的次子，一直在陇南地区工作，是个领导，具体职务我不清楚。父亲病危我去武都时，不晓得有个表兄在那里当官。
他的岳父是一中的老教师陈宗壳，和我是同事。听说我要去武都，让我给他女儿女婿带了一包红枣。
表兄家住在地区大院里。大院进门的两边墙上有些大字报，好像是挖出了一个什么集团，表兄也被牵扯在内。
表兄表嫂都在家，他们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向我述说了表兄的冤屈和他正在家里停职反省的情况，我也明白他岳父母让我带干枣子的主要目的了。当听说我是专程来搬父亲灵骨的，表兄告诉我，父亲被疏散武都，他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时父亲已经去世了。他曾到专门埋葬外地干部的山上去打问过父亲的坟，没能找到。
表兄的陈述显得沉痛和真挚，我相信是发自内心的。听母亲和兄长们讲过，明和表兄在县城念书时，就住在我们家里。他对舅舅还是有感情的。其实，父亲即使知道外甥在武都当官，他也是不希望见面的。他不愿自己的身份给亲人造成任何不良影响。
表兄不但留我吃了晚饭，还和我一起去小旅店叫明霞到家里吃饭。父亲的灵骨是不能离人的，我和明霞必须轮流守护。
返回途中，明霞感冒了，住在岷县的那个晚上十分沉重。原本是侄子沿途照顾我当叔叔的，他这一病，我不但上下车背着父亲的遗骸’还得关顾有病的侄子。
我们是在快到石板沟的大岘附近下了班车的。来到糜子滩在山里种地人居住的一处土场院，明霞借了自行车，回滩上叫人，我担心他的身体，他说感冒完全好了。到兰州的晚上他还咳嗽发烧，一回到靖远，突然就疫愈了，真有点不可思议。我想难道是父亲要让我这个做儿子的沿途背他？
遵从三哥及老家亲房兄长们的意见，我们决定将母亲的灵柩从校场沟迁出，和父亲的遗骨合葬于祖父祖母的坟茔地。
校场沟的那块墓地极好，母亲的灵柩除了底座有些发朽外，棺木基本完好。打开棺盖时，母亲仪态端庄，宛如睡着了似的。只是变成了白色，如石膏雕塑一般，唯母亲额头上那个筋疙瘩微微白里泛黄。
盖在身上的大红缎被面上好像喷洒了一层霜色，似乎和母亲的遗体溶成了一个整体。
在场的人全被深深地撼动了。母亲是一九六六年逝世的，到一九七八年整整十二年了，容颜宛然若生，确实让子孙们既惊奇又无比欣慰。
父亲遗骨由武都搬迎回乡，暂盾于山里一处地方。于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与母亲合葬于糜子滩樊家大山祖茔。
在父亲客死他乡八年后，终得圆了老人落叶归根的生前遗愿。
一九七九年五月份，我接到李佩弦伯伯由兰州写来的一封短信，全文如下：宰北侄览：
昨曰我去邓家花园见到省统战部副部长马，说要给你父亲一部分抚恤金，这里无人主办，希你接信之后，速请假来兰州办理为盼。
专此致意
李佩弦
1979年5月11日
我现住下沟学校李毓华女儿处。
我赶去兰州，在下沟小学李疏华处见到了李伯伯。他是父亲的朋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父亲创办靖远师范时的主要助手，靖远师范的第二任校长。由于年纪小，我与李伯父接触很少。关键时刻，他仍然关心着我们。
按照李伯伯的指引，我在东郊邓家花园找到了一个小院子，那里设有省政协专门办理错划“右派”遗留问题的机构。有一个人我在省政协住时见过，名字虽说不上’人是认识的。
他和我有如下一段对话：“你们子女为何对老人平反的事不抓紧？再要不来，抚恤金就要上缴了。”
“工作忙，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听说你去武都搬回了你父亲的遗骸，这很好嘛。”
“我想问一下，我父亲到底因何问题划成了‘右派’？”
“啥问题也没有，就是按比例划进去的。”
看来一切都变过来了。没抢着来领抚恤金，还受了批评；一年前偷偷摸摸搬回老人的遗骨，这会儿受到了赞扬。尤其是办事人员告诉父亲只是按比例划成“右派”的说法，让我先是吃惊，接下来便是被愚弄后的无奈和悲哀。
我领到了父亲的五百元抚恤金。
四哥来信让我留下，原因是我最困难。滩上的侄子比我年轻，负担也没我重。
我没同意。我的意见是兄弟五人每人一百，大哥不在了，交给滩上的侄子。
四哥回信表示同意，并写了给他一百元的处理意见：五十给滩上诸侄，五十给我。
过了一段时间，上边又给父亲补发了两千元工资，我还是一分五份，五兄弟每人四百元。
我想，父亲蒙受多年的不白之冤，得以昭雪时，他早已不在人世。补发的这点钱就作为兄弟们对老人的念想吧。
更重要的是，“右派，’子女的枷锁从此卸去’兄弟们今后能生活得轻松一些了。
父亲若能活着看到这一切，该有多好。
2006年芒种前后写于三壹室
教语文和调资的纠葛
大约是一九七八年，给高二带语文的张克让老师被地区临时抽去工作，需要一个多月时间。教导处的刘衷老师来找我，动员我替张老师上一段语文课。
我先是有些吃惊，接下来便毫不犹豫地推辞道：“我一个高中毕业的美术教师，如何能教高二的语文课呢？那可不是说着耍的。”
刘衷是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文革”前的老牌教导主任。听了我不无道理的话，他没有说啥就走了。
可是第二天，他又来了。
“这个课还是要你带。”他说这是领导的意思。我还是用没能力承担推掉了。我心里明白，这个课要带上，下一学期开始，我必然要上初中语文。学校缺语文老师，而美术课是可有可无的。
刘老师没再来，校革委会主任韩佩却亲自登门了。
“苏老师，学校有困难，这课你一定要带！”他告诉我，语文老师的课都排得满满的，实在没法安排了。
我还是以胜任不了婉言推辞。
“你能教，这是内行推荐的。希望你考虑考虑，不要再推辞了。”我想他说的内行，一定是张克让。我那时跟克让老师关系不错，有时在一起谈论一些文学作品和作家的话题。一定是他去地区没人带课，突然想到我了。
韩佩是工农出身的干部，炮筒子脾气，说话耿直，但对老师们不错。我进一中后，对他一直怀有好感。他这样说，我便不得不考虑了。当时，正风传着很快要调工资的消息，如果我坚决推辞不干，领导必然不高兴，一定会影响调资。
这天晚上，我失眠了。答应替张老师代课，今后我便会成为语文老师，这是我不愿意的事；不答应，一级工资将可能泡汤。只有四十二元工资的我，想到了家庭的种种困难。矛盾的心理自我煎熬，翻来覆去，痛苦不堪。最后还是决定，顺从学校领导，先把工资调到手再说吧。生存毕竟是第一位的。
高二语文课带上了。调资的文件下来后，是上边定好的死杠于，我能加到四十八元，与学校领导无关。这事让我后悔不迭。
一个多月的课带下来，学生反应尚好。
新学年开始，学校只招了一个初中班，七十名学生，派我担任班主任和语文课老师，另外兼带初中美术。
我由体音美组搬到了语文教研室。随着形势好转，张克让的“右派”问题解决了，担任了语文教研组长。我没有说破他推荐我的事，直到几十年后，大家都退休了，在白银的一次聚会上，偶然提到那一段经历，说到内行举荐，果然就是他。
那时的学生作文大都写不通顺，批改起来很费劲，加上初教语文，备课查辞典找资料，也占去不少时间。又是班主任，带班还要操不少心。三打五除二，画画的时间便极其有限了。我开始有了离开一中的想法。
这个时间，“文革”前的老校长又调回了学校。过去从不少小学同学口里听到过这位校长的威望，给我的印象是德高望重。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他对我这个素昧平生的人，总像带着一种不太友好的成见。
就在他来校后的一？欠调资中，我是全校票数最高者之一，却被其焊然取消了理应增加的一级工资。十几年的工龄，拿着中学教师中最低的工资。在全校教职员工几乎全同意给我提级的情况下，这种独断专行的做法让我很气愤。
一中不能待了，我加快了联系单位调动工作的步子。
离开一中时，语文教研组在克让老师家里为我饯行。心里不痛快，我喝了很多酒。中间上厕所，顾志宏老师陪着我一起去。我知道顾老师跟校长有亲戚关系，我对他说：“顾老师，校长和你是亲戚，对吧！”口气显然带了酒意。
“是的，是的。”顾老师说。
“托你给亲戚捎个话，就说姓苏的骂他着呢！就我这么低的工资，家庭这么困难，他实在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他太过分了……”我越说越激动。
“是的是的，不应该不应该。”顾老师见我酒喝大了，便一切都顺着我。
一转眼过去了七八年，我在师范工作时，跟一些人坐车去白银参加艺术节活动。返回时，大家要去探望患病在家的一中老校长，我也一起去了。
见到我们，老校长很高兴，他好像对我格外热情，跟我们讲了“文革”前他在一中的一些事情。我想那应该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
张克让调师范当校长时，病重的老校长到师范来过一次，同他一起工作过的还合了影。他已经很羸弱，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回想当年，因为调资的信息，而不得不答应为高二临时带语文课，从此变成语文教师，开始萌生了走心。又由于二次调资失利，便下决心离开了一中。这中间的得失利弊，已经很难说得清。人生的每一段经历，相关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其实都是世间的某种因缘相合，过去了便过去了。留在记忆里的也只是一片虚无缥渺的过眼烟云而巳。
2006年芒种于宽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