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语文老师蔡熹先生如今已年逾古稀。先生是天津来宁知青，现居盐池。近闻先生欲回天津老家安度晚年，在银的几位同学提议，我们回盐池送送蔡老师。这个提议很快得到同学们的响应，我们结伴回盐池看望蔡老师，同时也和盐池的同学小聚。
一到盐池，那边的同学早已安排好饭局，我们把先生及夫人请到酒店。因为我们到宾馆已经过了十二点，先生和师娘都吃过饭了。二十多年前他就满头苍发，戴一副深度近视镜。这次见面时，他的头发全白了，不过戴了一顶盐池农民才戴的蓝色的老式解放帽，看上去有点滑稽。遗憾的是蔡熹先生对往事基本上是失忆的，除了一个在县公安局当局长的同学外，他一个人都认不出了。但是，师娘记性好，她能想起好多人。
先生今年七十三岁，据说这是圣人孔子的享年。蔡老师记忆衰退，这一切的一切都与酒精有关。先生抽烟酗酒大半生，当年喝酒是出了名的，每餐必饮，而且至少一口杯，克制点也是两天一瓶。所以，酒后打老婆骂校长的事也是常有的。有一次我清楚地听到他酒后和老伴打架，但喊“救命啊，救命啊”的是他。
前些年逢年过节，盐池那边的学生给他买两瓶好酒，他说酒太贵，花这钱干啥，不如多买几瓶二锅头。后来，同学们索性一次批两三箱“二锅头”去看蔡老师，直到近几年他戒烟戒酒为止。但这个时候，他的脑子已完全被酒精泡坏了。其实，蔡老师只教了我一年，因为我初二留级。毕业二十多年我没有见过他一次。
当我们轮番给蔡老师敬酒，他只能以茶代酒，他说话还是没啥问题，而且还幽默地说，我早就把烟酒都戒了，我不做烟鬼不做酒鬼，我要重新做人。席间有个同学要和他划拳时，蔡老师笑眯眯地应战了，而且他还赢了。看来，这酒精泡过的脑子唯一没忘的是与当年喝酒有关的拳谱。我们夸他时，蔡老师笑得像个孩子。旁边的老伴说，让他买菜，说三样顶多能买一样，后来就给写个条，但很多时候，总是空手回来，因为纸条也丢了。饭吃到中间时，蔡老师才拾起了点零星记忆，他想起一件事，对那个当公安局长的同学说起他某年在公安局找他办户口。这似乎是今天他唯一的记忆。
蔡老师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他对学生非常关心爱护，我们那一届学生，谁没挨过老师的打呢？但是，蔡老师没动过我们任何人一指头。蔡老师的女儿在我们班，班里一位女生偶尔去他家，而且蔡老师常留她吃饭。她说有一次蔡老师家吃包子，蔡老师说这包子太好吃了，就给她夹了一个，是放了糖的猪肉馅的。这个女同学吃不惯，但蔡老师不知道，吃完又夹一个，如是二三，她吃了三个，结果就给吃顶了，回到宿舍就病倒了，睡了几天。
蔡老师写的一笔好字，板书和钢笔字雄劲瘦硬，极具风骨。同学们都喜欢仿他的字。当时学校的医务室给学生免费供药，只要班主任出个字条就ＯＫ了。人常说是药三分毒，但在那个物质生活非常贫瘠的年代，农村的孩子对什么都馋，尤其是爱吃那甜甜的凉凉的喉片。只要我们找到蔡老师，说出症状，他就会立马给我们出条。但是，如果把这东西当糖吃，你三天两头去总是不合适的。虽然善良的蔡老师可能不长那个心眼怀疑你装病，但你自己都不好意思。蔡老师的条子是这样写的：医务室：“我班×××同学感冒，嗓子痛，请给药。”蔡老师的书法很有特点，比如说他把“句”字的“口”写在外边，把“了”写成“丁”的样子。那时我模仿他的字甚至到了乱真的地步。于是，为了吃到喉片，我最开始是在条上加人名，到后来，我自己偷偷写条子到医务室领喉片吃，发展到最后给同学们开条子。
受蔡老师的影响，我迷上了硬笔书法，即使在几度高考中也不曾中断。写字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当时各科教师给我们印发的练习题量非常大，每次做完题我总是要把习题背面写满龙飞凤舞的书法作品。当时楷书我临写《皇甫诞碑》、行书临习“二陆文赋”（陆机文、陆柬之书），颇得意韵。但这两本帖子我买不到，只是从书法杂志上剪下了几片散页。
两度高考落榜后，我蜷缩在补习班一百二十人的大教室的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我的桌子上放着一本《诗经》，再就是小夹子夹的几片帖文，学习之余最大的乐事就是练字。课桌上时常堆满了我的“杰作”，堆多了便随手扔出窗外，正对着窗子的就是一个垃圾池，这里的主要垃圾大多是废纸。
某年应邀到某院校作报告时，我碰见了一位高中低我一级的校友，他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告诉我，当时非常喜欢我写的字，每天他都从窗下捡几页我制造的“垃圾”回去自己认真临写。并说了好多赞美我的话，他说自己能留校，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自己有一手好字。多年以后，这位学友给我讲述了发生在窗外的故事，我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幸福和感动。
2008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