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讨论，有一条界线容易被混淆，这就是中国的权利和中国为了实现这一权利而需要付出的代价。本文以世贸组织的基本电信协议为例说明，首先是中国拥有要求加入世贸组织的权利，因为加入世贸组织不但意味着中国应该取得它相应的国际地位，而且对本国经济的发展有广泛和长期的利益。因此，不能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看成是中国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应尽义务，更不能把中国要求加入世贸组织的努力，理解成中国“屈从”发达国家的压力，甚至是什么“正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下怀”。至于中国为了实现加入世贸组织的权利，究竟愿意支付并最终实际支付多大的代价，取决于一系列环境条件和多边协商谈判的过程。本文的主张是，坚持中国电信业对外开放的方针，正确行使“在竞争中开放”的策略，即便一时不能完全达成多边协议，中国也应该立即开始双边的电信对外开放。
我们知道，中国虽然是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的最早缔约国之一，但是在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之前，中国并没有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即“入关”）的要求。这一点不难理解。在闭关锁国的环境当中，“开放”似乎注定会加害于“独立自主”，因此“入关”不但不可能被看成中国的一项正当权利，反而有极大的可能性被视为“出卖中国经济主权”。
“入关”作为中国的一项权利的意识，是逐步成熟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往显著增加，中国货大量出口的同时，“洋货”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与此同时，中国逐步成为引进外国资本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涉外经济活动”成为如此众多的普通中国企业和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国际贸易条件和交易环境，变得让许多普通中国人也敏感起来，而不再是毫不相干的国家事务。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基础。没有一个如此广泛的基于实践的理解，中国的谈判代表要坚持长达13年、至今仍未完全成功的谈判，那可绝对就是一件苦不堪言的差事了。
但是，甚至中国总理亲自出马访美谈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尘埃还是没有最后落定，变数重重。挫折感之余，一个老问题重新浮出了水面：“中国坚持要求加入世贸组织的权利，究竟意义何在？”我的认识是，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应当坚持加入世贸组织的权利。坚持这项权利，对中国利大于弊。诸利之中，关键产业和市场对现代跨国公司的开放，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分割，形成可操作的市场竞争格局，对中国尤为重要。经验已经证明，闭门改革，解决不了对市场的行政性垄断和行政性分割的顽症。进一步开放固然给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提供新的中国市场机会，但也给中国的产业、企业和市场结构带来新的希望。
且以电信业为例。众所周知，加入世贸组织的门槛之一，就是缔约国必须加入乌拉圭回合中三个主要的多边协议（信息技术协议、基本电信协议和金融服务协议）。其中基础电信协议是1997年2月在日内瓦由68个国家共同签署的。这些占有全球电信市场90％（约6700亿美元）的电信协议国，彼此承诺彻底结束电信业的垄断和封闭，按照不同国家的情况，分步互相开放基础电信设施和服务的市场。虽然世贸组织基础电信协议是一个复杂的合约体系，但关键承诺的含义是十分清楚的：各加入国的电信公司可以按照步骤互相进入各自的基础电信市场，包括开放基础电信服务的竞争和对电信企业投资参股、控股或建立独资的电信公司。那么，中国要不要加入上述基础电信协议呢？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的基础电信协议，对中国的电信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我看到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加入世贸组织电信协议能够加快形成我国电信市场的可操作竞争。事实上，1994年中国政府设立的联通公司，就是要形成电信市场的竞争局面。但是4年过去了，我国电信市场，特别是基础电信业务，竞争还是远远不足。到1998年底，中国联通的业务规模只及原中国电信的1％。联通集中力量做的是移动电话市场，但也仅占原中国电信的5％而已。须知当年我国选的可就是电信体制开放竞争的“英国模式”，就是政府并不强制分拆原来独一的垄断电信公司，而是维护其综合一体化经营，但同时允许、扶持第二个综合一体化运营商来与之展开市场竞争。联通的设立有重要的影响，但离形成我国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的目标还差得远。1998年中国政府又推动中国电信的重组和改革。除了强调政企分开，这一波改革更多地借鉴所谓“美国模式”，就是政府通过法律行动分拆独家垄断经营商，使一些基本电信业务（固线电话、移动电话、传呼和卫星通信）各自独立经营。但是除了移动电话，其他各项都是“分拆但无竞争”，还是一家独大。
两波电信体制改革都是中国电信业改革的重大事件。但共同的缺陷有两点：第一，基本上是关门改革，没有及时引进大型跨国电信公司；第二，都没有引进民营经济的因素（关于后一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在《经济学消息报》上的评论）。电信关门改革是历史条件的局限，因为当时还没有提出中国电信业对外开放、进入世贸组织的问题。问题是我们可以讨论，为什么恰恰在电信这样一个关键的基础性产业部门，关门改革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一般的回答是技术和资本。这当然有其显见的理由。电信业作为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产业，没有雄厚的技术和资本支持，难以发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中国电信业的实践也表明，技术和资本可以在其他条件下获得，并不一定要以进入世贸组织的基础电信协定（即开放基础电信服务和直接投资）作为前提条件。中国八九十年代以来电信业的高速增长，所需要的技术和资本支持，大体就是在维持原中国电信的垄断、未符合世贸组织条件的环境下获得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仅仅为了技术和资本，并不一定需要加入世贸组织。
世贸组织电信协定的关键是将中国的电信服务市场和投资市场，直接向中国国有电信公司以外的境外跨国电信公司开放，并使后者可以在协定规定的条件和时间表内，与国有的垄断公司展开争夺中国电信客户的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