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朝满汉文武大臣，皆受皇考教养深恩，而朕借以办理庶政者。允祉屡奏朕云：‘此辈皆欺罔之徒，无一人可信。’总之凡为国家抒诚宣力之人，允祉则视之如仇敌；而邪不轨之流，则引之为腹心。如允当日与允祉仇怨最深，及允逆节显著，朕令允祉搜其笔札，检得塞思黑与允书，有‘机会已失，悔之无及’之语。允祉竟欲藏匿，马尔萨力持不可，始呈朕览。又如允强悍嚣凌，顾私党而忘大义，朕革伊郡王，并伊子弘春贝子之爵，以教导之。而允祉于乾清门之所，为之叹息流涕：其比溺匪类，肆无忌惮如此！”
据此段谕文，正见诚邸于外廷无交结，而于诸弟则有恩私。与刻薄之说相反。罪之曰：“比溺匪类，肆无忌惮。”则亦所谓何患无辞者矣。
“又从前遣塞思黑往西大同时，朕将阿其那等党恶种种，面谕允祉。允祉奏以此等人能成何事。后又密折奏称‘阿其那、塞思黑等不忠不孝，罪恶滔天，若交与我，我即可以置之死地’等语。朕谕之曰：‘阿其那等罪恶当诛，自有国法，生死之柄，岂尔可操？尔此奏不知何心。盖允祉之意，欲暗置阿其那等于死，而不明正其罪，使天下后世议朕之非。比时曾向廷臣言之。’”
此在诚邸为希意太过，实非令举，但在世宗则亦无罪可论。
“数年以来，允祉进见，朕必赐坐，以朕勤政忧民之心告之，伊从未许朕一是字，且并未尝一点首也，但以闲居散适之乐，娓娓陈述，欲以歆动朕怠逸之心，荒废政事，以遂其私愿。”
弟为天子，勤政爱民；己为天子之兄，闲居自乐，正是各行其是。怠逸岂以此而歆动？古来中主，能以此谅其诸弟者多矣，世宗方侃侃而谈，使天伦之乐澌尽，岂不可愧？
“前年八阿哥之事，诸王大臣无不为朕痛惜，而允祉欣喜之色侵于平时。”
此或为太子旧怨，但既为世宗所罪，则对罪人无甚哀戚，亦不当论罪。
“至于怡亲王，公忠体国，夙夜勤劳，朕每向允祉称道其善，冀以感悟之。而允祉置若罔闻，总未一答。今怡亲王仙逝，因允祉素与诸兄弟不睦，果亲王体素羸弱，不能耐暑，是以来令成服，而果亲王再三恳请，允祉则淡漠置之。且数日以来，并未请朕之安，朕心甚为疑讶。今据庄亲王等参奏，不料允祉之狂悖凶逆，至于此极。以怡亲王忠孝性成，谟猷显著，为皇考之令子，为列祖之功臣。今一旦仙逝，不但朕心悲痛感伤，中外臣工，同深凄怆，即草野小民，亦莫不以国家失此贤王，朕躬失此良佐，为之欷歔叹息。况允祉以兄弟手足之情，乃幸灾乐祸，以怡亲王之薨逝为庆幸，尚得谓有人心者乎？又朕将褒奖表扬怡亲王之谕旨颁示在王府人等，众人宣读传示之际，允祉并不观览，傲然而去，尚得谓有君上者乎？”
兄弟之间，意志不同，乃道义之品评，非刑法所裁制。此固不当论罪。文中以庄亲王等参奏，定为狂悖凶逆，已至其极，则参奏中是否尚有别情。今检《东华录》“本月己卯，庄亲王允禄、内大臣佛伦等参奏：臣等奉命办理怡亲王丧事，所见齐集人员，无不衔恩垂泣。独诚亲王允祉，当皇上视临回宫之后，迟久始至。逮宣读皇上谕旨之时，众皆呜咽悲泣，而诚亲王早已回家。且每日于举哀之时，全无伤悼之情，视同隔膜。请交与该衙门严加议处”云云。参奏语不过如此。谓兄临弟丧不哀，何得加以狂悖凶逆之目？且兄不哀此一弟之丧，本非他一弟所能参论。又其不令成服，乃由帝旨，不成服之弟两人：果亲王则以恳请成服，为逆探言外之隐衷；诚邸则以遵令不成服，为拘守言中之明示。逆探者或有逢迎之能；拘守者何来狂悖凶逆之咎？
“允祉从前过恶多端，不可枚举，但因其心胆尚小，未必敢为大奸大恶之事。从前陈梦雷之案败露，朕若据事根究，允祉之罪甚大，朕心不忍，姑令寝息。及后为诸王大臣等参劾，宗人府议令拘禁，朕仍复宽恩，将伊降为郡王，薄示惩儆，而伊毫不知畏惧。今年又特加恩，复伊亲王之爵，而伊毫不知感激。兹当怡亲王仙逝，众心悲戚之时，而允祉丧心蔑理若此。是法不知畏，恩不知感，以下愚之人，而又肆其狂诞，势必为国家之患。朕承列祖之洪基，受皇考之付托，不能再为隐忍姑息，贻患于将来也。其作何治罪之处，着宗人府、诸王、贝勒、贝子、公、八旗大臣、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定议具奏。特谕。”
陈梦雷案已见前。谓陈为耿藩从逆，则戍所召回，命入诚邸，乃由圣祖，非诚邸罪也。谓陈为招摇不法，则当时并无招摇害政事实。刑部满汉尚书陶赖、张廷枢皆不知所坐何等罪名，至均以轻纵降调，又何至罪及府主。乃谕中既涉及陈梦雷，王大臣议覆，遂于陈梦雷一款添出事实。文云“允祉素日包藏祸心，希冀储位，与逆乱邪伪之陈梦雷亲昵密谋，遂将陈梦雷逆党周昌言私藏家内，妄造邪术，拜斗祈禳，阴为镇魇。及事迹败露，允祉罪在不赦，我皇上法外施仁，不忍加诛”云云。
周昌言前未见过，此时忽添邪术镇魇等说，果有此事，纵对诚邸法外施仁，何以对陈梦雷仅止遣戍。且未究周昌言其人，意议覆之王大臣直以意为之，且以杨文言含混为周昌言耳。此种议覆，本无真伪可辨，且今年已复亲王爵，前事本不当复论。今所谓丧心蔑理，无过怡王之丧临哭不哀一款，其余皆任意诬蔑之辞。其实则陈梦雷、杨文言为所忌之人；《古今图书集成》、《历律渊源》二书为所忌之物。是为清皇室之文字狱，较之允禩诸人，以传播世宗得位之不正而被罪者，更为得已而不已。既为《东华录》所不详，想为《实录》之所已讳。胪举之以见世宗之忍。至允禩、允禟、允、允之事，则《东华录》之外，已详余《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中。
第八、雍乾时期的儒学
世宗于吏治民生，极尽心力，讲事功，实不讲心性。晚乃遁入于禅，亦与世祖之学佛不同。自命为已经成佛作祖，无所于让。其对儒宗，则敬仰备至，不敢予圣，盖知机锋可以袭取，理道不能伪为也。然所收纯儒之效，远逊康熙朝，即有数理学名臣，亦不过守先朝作养之余绪耳。清一代尊孔之事，莫虔于雍正一朝。后唯末学欲以孔圣救亡复有过量之崇敬，则又非世宗时规模矣。前乎此者，世祖因前代之故，祀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四配、十哲、两庑及启圣公祠，祀位皆仍其旧。唯顺治十四年，去“大成文宣”四字，改题“至圣先师”。康熙末，跻朱子于十哲，位卜子之次，而从祀增一范仲淹。盖未尝于文庙祀典多所改定也。雍正元年，诏追封孔子五代王爵，于是锡木金父公曰肇圣、祈父公曰裕圣、防叔公曰诒圣、伯夏公曰昌圣、叔梁公曰启圣。孔子父自元以来已封启圣王，明嘉靖时改封公，此为先有之故事。以上四世，则封王自此始。旧称启圣祠，今以启圣王为祠中之一世，改称崇圣祠。清世俗人则称“五王祠”焉。
二年，复以祔飨庙庭诸贤，有先罢宜复，或旧阙宜增，与孰应祔祀崇圣祠者，议一再上，于是复祀者六人：曰林放、蘧瑗、秦冉、颜何、郑康成、范宁；增祀者二十人，曰孔子弟子二人：县亶、牧皮，曰孟子弟子四人：乐正子，公都子、万章、公孙丑，曰汉一人：诸葛亮，曰宋六人：尹焞、魏了翁、黄干、陈淳、何基、王柏，曰元四人：赵复、金履祥、许谦、陈澔，曰明二人：罗钦顺、蔡清，曰清本朝一人：陆陇其。入崇圣祠者一人，宋张迪。陆陇其仕康熙朝，卒于康熙三十一年，距今不过三十二年。陇其笃守程朱，身殁未久，而公论早定，可见圣祖所倡学风之纯一。以立朝事实论，同寮间颇有异同，如李光地亦以讲学名世，然于陇其之以争捐纳当罢夺官，即以其不谅时艰为罪。光地固以讲学为投时之具者。不数年间，陇其之大名已定，非时论所能游移，则执德固而信道笃者获伸于世。即清全盛时之学术，由此可观其趋向矣。历乾隆至嘉庆朝不改，于从祀不生异议。唯于乾隆二年，复元儒吴澄祀。三年，升有子若为十二哲，次卜子商，移朱子次颛孙子师，不过取其相配平均耳，余无他异。
雍乾间之儒学，天子不自讲学，唯以从祀示好尚，于学术亦有影响。汤斌之人品未必下于陆陇其，然以其学尚陆王，在道光以前，竟不能言从祀。清之中世，理学守门户甚谨，于此可知。若李光地，不免曲学阿世，亦自谓从事程朱，正投时好耳，其语录谓汤斌以不好朱学，故不甚读朱子书。光地指朱子上时君言事之书，谓龙逢、比干不是过，斌乃折服。斯言故作雌黄，决非事实。汤何尝不服朱子，唯受学于孙夏峰，宗为陆王，得力有自，非待他人指出朱子有直谏之长，而后服之。朱子处仁弱之世，宽大之朝，纵献直言，决无杀身灭族之祸，正谊明道之君子皆能为之。指以示斌，有何可以折服之处。凡光地所言，皆令人不敢置信，而要其揣摩时尚，与乾、嘉以前理学宗传相合，即知清中世之儒，笃信谨守，自是学术趋于一途，虽豪杰各有信仰，然使程朱能为厉世摩钝之用，则专为学的亦已足矣。汤斌等自信陆王，初不与程朱相诋毁，此即太平气象。人品不足企陆陇其、汤斌，而朱、陆异同，争辩不息。“天下无道，辞有枚叶”，此其验矣。
雍乾间儒学无争辩，而余事则昌明文学。清沿前代用科举制，又沿明代以八股为科举取士之用。圣祖以身自向学，使天下承风。世宗以政事留心，不足言学问。其振兴文教之事，则于雍正十一年正月，谕各省建立书院，各赐帑银一千两为倡，余令各该省督抚预筹膏火，以垂永久，不足者在存公银内支用。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云云。谕中又言：“各省学校之外，每设书院。临御以来，未敕令各省通行，盖欲徐徐有待，而后颁降谕旨。”此为省会遍设书院之始。自明初遍立郡县学，是为学校制。学官本为课士而设，后不能举其职，乃移其事任于书院。夫使回复学校初制，士以学官为师，似不必尽待书院之山长。
然延师之道，不可以资格拘，就旧日任用学官之法，求为士子得师，事必无济。又为士人求学而不出乡，声气虽通，见闻不广，终有隘陋之患。清一代学人之成就，多在书院中得之，此固发展文教之一事也。是年四月，诏在京三品以上，及外省督抚会同学政，荐举博学鸿词，一循康熙年间故事。是诏未定试期，应诏荐举者人数寥寥。至十三年八月，世宗崩，高宗即位。十一月申谕速行保荐，乃于乾隆丙辰九月己未御试。十月，引见考取博学鸿词刘纶等十五员，授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有差。二年七月，复试续到博学鸿词，授万松龄等四人为检讨、庶吉士。是科取才之意，颇与康熙己未不同，得人亦不及己未之盛。然承平之世，天子右文，海内不但以入彀者为荣，即应试报罢之人，亦享高名于世。科目有灵，即国家无故，比亦世运隆替之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