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五楼的上策，基本上与当年司马懿对抗诸葛亮北伐的方略相同，都是扼险而守，避其锐气，寻机而动，击其惰归。将才稍逊诸葛武侯的司马宣王，正是利用这一招，一次次挫败蜀汉军队的北伐，可以说，历史的成功经验历历在目。
但要成功使用这一招也得双方的水平相差不太悬殊才成，因为用这种方法失败的例子也不鲜见。比如十多年前，后燕进攻翟魏和进攻西燕的两次战役中，翟魏主翟钊和西燕主慕容永所采取的防御战略都与此方法类似，但都被慕容垂轻松摆平！以将才论，慕容超的水平肯定不及身经百战且有过不俗战绩的慕容永，与翟钊比恐怕也占不了上风；而刘裕的军事天才与慕容垂相比难分高下。如果碰上燕军扼守大岘不出的情况，刘裕具体会怎么做很难凭空猜测，但估计将会成为刘裕用兵的又一次经典战例。慕容垂能做到的事，谁敢说刘裕会做不到？因此，慕容超就算守大岘也挡不住刘裕。
公孙五楼的中策也不是新主意，当初北魏以倾国之师入侵后燕，后燕采取的应对策略就是如此，结果使后燕的大部分领土在短期内沦陷，再也无法收复。一个国家要想成功实施焦土抗战，那么领导这个国家的政府应该有非常稳固的根基，较得民众的拥护，一定要比入侵者得人心，才能使民众愿意牺牲，与国家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后燕抗魏的失败在于政权根基不稳，民众缺乏忠诚度，坚壁清野的实施又让民众们损失惨重，激起广泛不满，因而除少数几个由慕容宗室率重兵把守的据点外，原本就对后燕没多少认同感的郡、县、坞堡，在强敌到来时纷纷不战而降。
南燕的情况又如何呢？似乎不容乐观：一、立国时间相当短，齐地也不是慕容家族的传统根据地，民众并未养成效忠南燕的心理惯性；二、国家很小，武装力量却相对强大，证明民众的负担不可能轻；三、慕容超登位后滥用民力，无善政可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焦土抗战，结果恐怕还是凶多吉少。
不过，以上分析只是针对晋军与南燕双方对抗的情况作出的，历史进程往往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变数众多，如果在关键时刻有强大的第三方加入，则以上推论将不能成立。实际上，这样的变数也确实发生了，就是后文要提到的卢循、徐道覆北伐。公孙五楼的上、中两策，虽然很难从根本上扭转战局，但起码可以避免南燕一战即败，一败即亡，可以增加刘裕用兵的难度，延长战争时间，从而在客观上更有力呼应卢、徐的行动，情况可能会由量变转向质变。
综上所述，如果只考虑晋燕双方，则公孙五楼的建议并非灵丹妙药，不能阻止南燕的失败。但由于第三方卢、徐的存在，慕容超如采用五楼的建策，确有可能以拖待变，等待刘裕被迫撤军，暂时避免灭亡。总之，公孙五楼的上、中两策的确是慕容超此时的最好选择了！
谁知一向对公孙五楼宠信有加的慕容超此时却突发神经，以实际行动密切配合刘裕的愿望，偏偏要选择“下策”，如果他不是南燕的皇帝，真让人怀疑他多半是刘裕派来的卧底。这位“卧底”皇帝是这么说的：“今年的天象对我方有利，岁星笼罩齐地，定然会不战而胜！而且以情势论，我们是主场作战，敌人是客场作战，我们有天然的优势。敌军远道而来，士卒疲惫，势必不能持久，而我大燕据有五州之地，拥富庶之民，一望无际的田野都种满了粮食，铁甲骑兵多达数万！如此强大的实力，何必害怕晋军？哪里用得着强迁民众，割掉庄稼来自找麻烦？不如放他们入大岘，等他们进入平原后，我军集中全部精锐铁骑，对晋军的步兵尽情地践踏蹂躏，还怕不能大胜？”
一看慕容超这番宏论就知道，这明显是一个没打过仗的人在头脑里想象战争，等他进入刘裕教授的实战培训班，明白想象与实际的差距时，为时已经太晚了，高昂的学费将是他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慕容超虽然没打过仗，但南燕毕竟还有不少老将是久历战阵的，太尉桂林王慕容镇劝说道：“陛下如果一定要发挥骑兵在平原作战的优势，也应该从大岘出击，在山南迎战晋军，那样万一不胜，还有险要可以退守。怎能轻易放敌人到山北，自弃险要？当初陈余不守井陉关，被韩信打败；诸葛瞻不据束马之险，为邓艾所擒（诸葛瞻其实是战死的，慕容镇用典不严谨）！以老臣之见，天时不如地利，扼守大岘才是上策！”辅国将军贺赖卢也苦苦劝阻，但慕容超全都不接受。他的想法也很好理解：这些老头子果然都是胆小怕事，在山南迎战，那我军取胜之后，刘裕岂不是坐上船就可以跑了，骑兵也没法追到河上不是？而放刘裕过了大岘天险，我军一旦取胜，就可全歼晋军，生擒刘裕！如此大捷的机会，安可不要？
“老头子”们还是没法与他们的皇上达成共识，贺赖卢退下来后，对公孙五楼说：“陛下如果真这么做，那么国破家亡就在今天了！”也许他还指望着这位皇帝的宠臣能够再劝阻慕容超一次吧。
桂林王慕容镇则完全失去了信心，对老朋友韩说：“主上既不能出击迎敌，又不肯坚壁清野，却把敌人请进国家的腹心，愚蠢程度堪称刘璋第二！今年国家是亡定了，我作为慕容家的人，只有以一死报国。可惜你本是华夏人士，将来也得跟着吴地的野蛮人一起断发文身了！”这话不知怎么让慕容超知道了，南燕皇帝勃然大怒，立即将散布失败主义言论的慕容镇逮捕下狱，同时下令撤退梁父与东莞两地的驻军，将南燕的全部主力收缩到广固。同时加固城防，严阵以待。
就这样，在慕容超无私地“帮助”下，刘裕大军一路畅通无阻，至六月十二日，全军毫发无损地越过了“齐南天险”大岘山，南燕的大限就快到了！刘裕望着眼前一望无际的滚滚麦浪，不由得喜形于色，连连拱手感谢上天，左右不解地问：“还没见到敌人，大帅就如此高兴吗？”刘裕胸有成竹地回答说：“现在大军已经通过险地，士卒有必死奋战之念，粮食都储存在田野，不用担心后勤不继。广固城里那几个鲜卑丑类，已经完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了！”
【甲骑具装】
慕容超自然不会认为他和南燕的命运已经被某人掌握了，仍做着大破晋军的美梦。他预料到决战将会在临朐城南的平野上打响（这点倒是猜对了），故而先命令公孙五楼、贺赖卢以及从东莞撤下来的徐州刺史兼左将军段晖，共同进驻临朐，集结步骑共五万余人。在得知刘裕已越过大岘山的确凿消息后，慕容超亲率四万大军增援临朐，使这里的南燕军队达到了九万之众，基本上是倾国之兵了。
这九万大军是怎么组成的呢？尽管史书曾称南燕拥有五万七千骑兵，慕容超也自称有数万铁骑，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南燕的国情，会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没有马。
战马这种动物并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大量饲养繁殖的，必须要有适合的气候。不同的马种适应的气候不一样，东亚马种一般喜欢寒凉干燥的温带草原气候。要有大面积的草场，最好是水草丰美的千里草原，足够马群往来放牧。战马一般需要群养，单独饲养不易养出好马。要能够纵横驰骋，因为马和人一样，也是业精于勤，一辈子活在马棚里的马，也就能拉拉磨。
由于受上述条件的限制，中国古代的战马主要只有三处。
一是内蒙古大草原，蒙古马平均体高120～135厘米，体重267～370千克。个头在世界战马家族中属于中小型，跑得不算快，力气不够大，腿长得短，外表也显得比较土气，很不上镜。但蒙古马四肢粗壮，适应性和耐力极佳，远优于外表神骏的西方战马，可在八小时内行军一百二十里，并持续多日不降低标准，且能吃非常糟糕的饲料而不得病，稍经调驯后，在战场上可做到不惊不乍，勇猛无比！因此虽然不是良好的赛马，却是一流的战马，尤其适合轻骑兵使用。中国古代的战马大部分是蒙古马。
二是黄河上游河曲附近，青、甘、川三省交界的草原的马，称为河曲马，平均体高132～139厘米，体重为350～450千克。体格比蒙古马大，负重能力更强，但耐力稍有不足，一般可日行一百里。
三是今四川、云南、贵州及广西一带，称为西南马，特点是体形较小，善走山路，在平地它的体力和耐力均不及蒙古马与河曲马，只能勉强当战马使用。丧失了北方马产地的东晋、南朝以及南宋等的骑兵战马多使用西南马。
南燕在狭小的国土内，连西南马那样的产地都没有，其战马只能是当年慕容德从滑台带到齐地的，此后基本无法补充，没有战马的骑兵还能算骑兵吗？据慕容钟所作的檄文声称，慕容德入齐地时，有骑兵十二万。当然，檄文大多夸大其辞，所以这个数字的可信度很小。后燕主慕容宝与北魏拓跋珪在柏肆决战时，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凑起骑兵三万七千，各方面客观条件都不如慕容宝的慕容德哪能变出十二万骑兵？实际上当时慕容德带的全部人手加上家属都没有十二万，能有三万骑兵就不错了。
更糟糕的是，战马是一种报废年限很短的军用装备。一般可以活三十到三十五年，但真正能够充当战马的服役年限只有十二到十七年。南燕从立国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可想而知，即使不考虑战争损耗，当年的战马恐怕大部分已经不堪使用了。因此，南燕的骑兵总数，顶多在一万左右，南燕军绝大部分是步兵。不过南燕军的骑兵数量虽然不大，依然比晋军可怜的骑兵要多很多，而且鲜卑武士的马上功夫一般也强于晋军骑兵，尽管这些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小，但起码在此时，鲜卑骑兵仍然是南燕军队值得骄傲的王牌。南燕骑兵中最有名的是“甲骑具装”，即人、马皆披盔甲的重骑兵。
在秦汉时代，由于没有马镫，骑兵在马上不能做太剧烈的动作，否则很容易摔下来，因而其主战武器是弓箭，近战能力不强。又由于马背并不是一个稳定的火力平台，在相同的训练水平下，骑兵弓弩手的射程和命中率都要低于步兵弓弩手，且骑兵是人与马的组合，目标比单个的步兵大得多，如排开阵势与步兵玩对射或强行冲击训练有素的步兵方阵，无异于找死。所以当时的骑兵战术主要是利用在机动性上的压倒优势，袭击和骚扰敌方的补给线或乘敌不备进行快速奇袭，攻击没有充分准备的步兵集团。
到十六国时代，马蹬出现了（马蹬的具体发明时间和地点，在历史上有颇多争议，现仍没有统一看法，但十六国时代得到普及当属无疑），这项外表看上去不起眼的发明让骑兵的战斗力有了革命性突破，由于它大大加强了骑手在马上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即使做有很大后坐力的击、刺、劈、砍等动作，也不会再从马上摔下来，并解放了骑手的双手，使得骑兵能够使用更强的近战武器，如马槊。据东汉学者刘熙著的《释名》记载：一丈八尺长的重型长矛就是矟，也称槊，供马上使用。按汉代度量衡推算，一丈八尺约合今415米，但在实际制作中，长度很可能因制造者和使用者的不同而不同，并无统一标准，从而让骑兵近战能力由原来的短板变成了强项。
但如何充分发挥这个强项呢？骑兵的弓箭对射能力不及步兵，在接近步兵方阵的过程中会遭到重大杀伤，尤其是战马由于个头大，更容易被射中，所以连并非军事专家的杜甫都知道，要“射人先射马”。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马和人都披上厚厚的铠甲，有中国特色重骑兵——甲骑具装就这样诞生了。
其实马铠并非新发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因为原先骑兵不利于近战，战马披甲后机动能力大大下降，得不偿失，因而一直没有成为流行时尚。马蹬发明后，重骑兵迎来了春天，蹬着马蹬、披着厚甲的甲骑具装们是十六国时代战场的宠儿，基本战术已不同于以往的骑兵，而是利用巨大的势能和良好的防护力，冲击步兵阵形。平地交战，只要不撞在步兵方阵的正面，步兵一般都难以抵挡重骑兵的冲击。而步兵的阵形一旦被冲散，大多就意味着败局已定。失去协调指挥的步兵，在高大的重骑兵追击下，别说打，就是被撞一下都得死翘翘，打又打不赢，跑也跑不过的绝望处境，使他们几乎只能任人宰割。慕容超之所以自我感觉如此良好，就是建立在这个基本前提上。
还有，以上提到的重骑兵种种优势，都是针对步兵而言的。如果对手也是骑兵，特别是轻骑兵，甲骑具装就没什么优势可言了。轻骑兵的基本战术就是散兵线，不在乎阵形被打破。重骑兵防护虽好，但成本高昂，全套马铠是很贵的玩意，如在官渡之战前，最强大的军阀袁绍也只有三百套马铠，就已把对头曹操嫉妒得两眼放光。因为曹操只有十套，而且也不是刀枪不入。特别是东方重骑兵受马种较小，负重力有限的影响，不可能达到西方中世纪骑士那种打得倒也打不死的防护水平。此外，轻骑兵的机动性优于重骑兵，就算交战不利也可以从容撤走，不会有步兵对骑兵时那种心理压力，只要发现有利时机，又可杀个回马枪。沉重的铠甲在赋予重骑兵更强保护的同时，也让他们持续作战能力大大降低，极易疲惫，与轻骑兵作战，就像《水浒传》中膀大腰圆的任原难敌轻快敏捷的燕青一样。不过，轻骑兵对付步兵，又不如重骑兵。 因此，冷兵器时代的轻、重骑兵其实各有各的用途，并无绝对优劣，合理的编制应该是两者并存，以轻骑兵为主，后世打下大半个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就是这样组成的。
【决战临朐】
还未到临朐，慕容超通过对战区地图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战机。他认为，时值盛夏，晋军又刚刚翻山越岭，一定口渴难耐，所以一定会选择有水的地方扎营（当年马谡失街亭，甚至张灵甫命丧孟良崮，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都是驻地没有水）。正好在临朐城东面有一条小河，叫巨蔑水（今弥河，源出沂山，由南向北流入渤海），是城外最重要的水源。于是，他派人快速赶到前线，命令公孙五楼说：“你应马上率军占据巨蔑水，勿让晋军得到水源，那样渴也能把他们渴死，如果被晋军抢了先，就不好对付了。”
这次倒让慕容超猜对了，刘裕确实在打这条河的主意。公孙五楼刚到，晋军中的两员少年猛将，龙骧将军孟龙符和镇军参军沈田子率晋军的先头骑兵赶到，二话不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两军就在河边打了一场仓促的遭遇战。五楼大人虽然在谈论兵法时有不俗的表现，但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水平却不怎么样，在孟、沈二将的攻击下，南燕军犹如被餐刀切割的奶油蛋糕，立即败退，水源遂被晋军抢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