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成都非常果断地拒绝了这位前顶头上司的命令。姚懿知道姚成都的向背对他造反的成败有多大分量，于是便摆出最礼贤下士的笑脸，想引诱姚成都上自己的贼船，并送去一把“姚懿皇帝常用佩刀”作为盟誓的凭证。
姚成都肯定不缺刀，不收，也不理睬。姚懿见来软的不行，又命将军王国率数百敢死队袭击匈奴堡，结果大败，王国被姚成都生擒。姚成都得胜后，遣使责问姚懿：“殿下你以皇家至亲的身份担当一方诸侯的重任，国家有难你不思拯救，反而想谋求非分之福！三位先祖（即姚弋仲、姚苌、姚兴）的在天之灵能保佑你吗？我将马上集结义兵，讨伐叛逆，你就等着在黄河上（蒲阪城紧靠黄河）相见吧！”
如此一来，原先姚懿所管辖的各郡县大多响应姚成都，没有一个郡服从姚懿的调遣，只在临晋（今陕西大荔县）有数千户呼应起事，但马上就让姚成都打败。
稍后，姚绍和姚成都的平叛军队开赴蒲阪城下。还没等开战，蒲阪城中的镇户郭纯、王奴等人率居民暴动，把“皇帝”姚懿围在官邸之中，这位“皇帝”才“惊喜”地发现，他果然已经变成“寡人”了！
接下来的事就没什么悬念了，姚绍进入蒲阪，不费吹灰之力便平定了此次叛乱。狗头军师孙畅被诛杀，姚懿被囚禁。
之后，各种史书上都没再提到这位短命“皇帝”的最后结局，按常理推断，他不可能幸免。不知在姚懿受死的前一刻是为自己终于当了一回皇帝而高兴，还是为这次自寻死路的举动而后悔？
【“九锡”事件】
自从北伐开始以来，前方各种捷报就像发现了蜜源的工蜂，接连不断地造访彭城的晋军大本营。
当晋军的旗帜插上洛阳城头时，晋军大本营更是一片欢腾，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之前东晋也曾两次收复洛阳，但用的时间如此之短，付出的代价如此之小，却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最近的好消息像模范员工一样，并没有因为取得了成就而稍有懈怠，继续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
先是西秦王乞伏炽磐主动派使臣来觐见刘裕，表示将出兵攻击后秦，配合晋军作战，以示忠心。而且他可不像北凉主沮渠蒙逊那样光说不练，果然派大将王松寿进驻马头（今甘肃礼县东北），进攻上邽。刘裕则代表晋安帝加封乞伏炽磐为平西将军、河南公。
稍后，又有“可爱的”姚懿“皇帝”起兵，枪口向内，对晋军的行动给予了无微不至的配合。由于这些事件的发生，弥补了西线晋军牵制兵力的不足，使整个局势继续向着对晋朝有利的方向大步推进。
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北伐总指挥刘裕自然成为身边众臣属赞誉、拍马和谄媚的中心。不管什么人，在如此成就和高密度的马屁火力下，要一直保持完全清醒，恐怕都是不容易的。
很可能就在这喜庆的气氛中，某个聪明人投刘裕之所好，向他心中那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痒处使劲挠了一下，于是，被挠得一时兴起的刘裕便做出了一个冲动的，让后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决定：派一个人回建康。
派的人名叫王弘，字休元，此时正在刘裕手下担任左长史。这位王长史也是有来历的，他出身顶级名门琅琊王氏，曾祖父是赫赫有名的东晋初年宰相王导，其父王珣是刘裕老友王谧的堂兄。刘裕让王弘回建康，当然不是看他工作辛苦，给他休假探亲，而是让他提醒一下反应迟钝的建康中央政府，既然刘太尉的功绩已经如此伟大，朝廷难道不该有点觉悟，赐予刘太尉应得的高规格礼遇？
对于目前刘裕这个级别的人物来讲，所谓更高规格的礼遇，自然是“九锡”了。前文已经介绍过“九锡”是些什么玩意儿，那是权臣在篡位前需要迈过的最后一级台阶。
十三年前，桓玄曾经跨过这道台阶，现在他的对头刘裕也要跨过去了。参照刘裕的功业和地位，这本来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并不出人意料，但由于选择的时机和方式出现了一点微小的偏差，从而带来一个刘裕不曾料到的后果。
谁都知道，如今真正在建康发号施令的人并不是连人话都不会说的安帝司马德宗，也不是最高留守长官中军将军刘义符，而是刘义符名义上的辅助官员中军府军司刘穆之。长久以来，身担重任、忠心耿耿的刘穆之屡次在刘裕出征时负责看家。他也一向自视为刘裕的第一心腹，因此他在刘裕面前无所隐讳，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以当刘裕做出什么决定没有咨询他时，他都会问：“这事为何不和我商量？”所以当别人讥讽他和刘裕靠得太近时，他会回答：“以刘公的雄才大略，将来自然会发达。我受他的大恩，在大义上不会向他隐瞒任何事情，这正是当年张辽之所以向曹操告发关羽要叛逃的原因。”所以只有他才会直言不讳地指出刘裕的字写得太难看，并设计一种适合刘裕书写的大字体，以便使刘太尉在发函和批示文件签字时显得比较有体面。所以他才会对自己豪奢的毛病，以掏心窝子的方式主动向刘裕坦白：“我年轻时家里贫穷，日子过得很苦。自从追随您以来，虽然常常想着应该节约一点儿，但实际每天的开销还是太多。除此之外，再没有一丝一毫对不住公了。”
总之，在刘穆之看来，他和刘裕就是一体的，祸福同享，荣辱与共。可现在，封赐“九锡”这么重大并且应该是由后方做出的决定，刘裕竟然完全绕开自己，另派专人负责，这让刘穆之感到震惊。惊惧之下，使得本来就一直在超负荷工作的刘穆之病了。
关于刘穆之的病以及后来的逝世，毛泽东在读史时曾有过评语，认为他的死类似荀彧。
说起荀彧，大家都不陌生。荀彧，字文若，河南颍川人，生于官宦世家，因为生活在汉末三国，又是大名人曹操手下的第一号谋臣，所以名声比刘穆之大多了。当年曹操处在与今天刘裕类似的地位时，几个有见机的手下，如董昭等人也张罗着让朝廷给他赐“九锡”，并与地位重要的荀彧商议此事。不想荀彧虽然为曹操立下过汗马功劳，内心却仍然忠于东汉王朝，所以不但不积极支持，反而极力劝阻，从而惹怒了曹操，使得曹孟德下狠心除掉这个忠实属下。后来，曹操赏赐他一盒美食。荀彧打开一看，发现却只是一个空食盒，便明白了曹操的意图，随后服毒自尽，以一个大汉臣子的身份死去。
很多文章也对刘穆之的病持相似观点，认为刘穆之忠于晋朝，因为没想到自己侍奉的主公竟和桓玄一样有篡位之心，所以惭愧恐惧，以至病逝。不过，这种观点可能并不正确。
刘穆之是个忠臣，但从可以找到的史料来看，他忠心的对象一直是刘裕，并不是司马皇家，他与荀彧不同，他并不反对刘裕最终登上皇位。
最明显的例证发生在刘裕即将北伐后秦前。当时刘穆之去见龙骧将军王镇恶，对他说：“刘公如今把平定关中的重任交给你了，你可要努力啊！”王镇恶当即发誓：“此次出征，我王镇恶如打不下咸阳（代指长安），决不渡江回来！不过，到了那个时候，如果赐刘公九锡的诏书还没发下来，那就是您的责任了。”听了这样大逆不道的回答，刘穆之并没有大惊小怪，也没叫王镇恶不许乱说、下不为例什么的。可见，对于刘裕的属下们来说，即将改朝换代早已是一个共识，正如陆游的诗中所写：“寄奴谈笑取秦燕，贤愚皆知晋鼎迁！”
当然，关于王镇恶的这下半句话，只见于《魏书·岛夷刘裕传》，《宋书》及《资治通鉴》均未采用，其可靠性要打一点折扣，但从《宋书》和《资治通鉴》一些记载中可以发现，刘穆之认识到这一点其实远比王镇恶早。例如他在刘裕还未完全掌控中央大权时就对刘裕说：“昔晋朝失政，非复一日，加以桓玄篡夺，天命已移。”（见《宋书·刘穆之传》）
显而易见，刘穆之从来就不是晋朝的忠臣，认为他是因为反对刘裕篡位而死的看法是比较缺乏说服力的。
其实，真正给刘穆之重大打击的是他在此事中发现，他与刘裕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亲密无间。士为知己者死，但当士已经为知己者付出一切时，却突然发现知己者并未将自己当做知己，这才是让刘穆之震惊和失落的原因。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件事中的另一个谜：刘裕为何要这样做？是他已经对权力越来越大的刘穆之产生了戒心，有意疏远他吗？从各种史料来分析，恐非如此。
刘裕对刘穆之的信任和倚重其实并未改变。这一点，可以从后来刘穆之病逝，刘裕竟找不到满意的人选来接替，必须亲自赶回南方坐镇的史实中看出，更可以从刘裕对刘穆之的怀念中感受到。
刘裕称帝后，每当回忆起旧事，常感慨地说：“穆之如果不死，一定能帮我治理好天下！贤才早亡，实在是国家的灾难啊！”后来刘裕甚至发展到自言自语地叹息说：“穆之死了，别人不再看得起我了（穆之死，人轻易我）！”
如果说对前者我们还可以猜想：那是刘裕号召下属向先进模范学习的发言，不一定出自真心。后面那一句完全不符合主旋律要求的叹息，却使我们有机会在那一瞬间窥探到一位盖世英雄内心的孤独与悲凉！
刘穆之是刘裕一生中最后一个可以生死相托的真朋友，他去世以后，刘裕身边只剩下了表面上的恭敬与赞誉，再难见到发自内心的真诚与友谊。
因此，索赐九锡这件事极可能是刘裕在某个人的鼓动下，一次未经深思的失误。而那个鼓动刘裕犯错的嫌疑人，很有可能是聪明过人的太尉主簿谢晦。
如果拿刘裕的部下与汉高祖刘邦的班底作一个比较，大致可以这样看：刘穆之的角色相当于萧何；王镇恶、檀道济等人分担了韩信的戏份；而扮演张良、陈平在幕后运筹帷幄的人则是谢晦。
由于事关机密，史料不载，谢晦在刘裕身边究竟出过何谋，划过何策，今天已经搞不大清楚，但我们可以从旁人对他的评价中看出他在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性。如檀道济说过：“当年臣与谢晦一同随先帝北征，入关破秦的十条策略，就有九条出自谢晦，他的才略不凡，精明干练，都是很少有人及得上的。”
才华过人又加上门第高贵，大帅哥谢晦自然是高傲的，对家世寒微的刘裕不敢轻视，但对出身同样不高的前辈刘穆之就没那么客气了。所以，虽然他得以跟随刘裕是出自刘穆之的推荐，但从此之后，他与刘穆之的关系并不融洽。刘穆之守后方，派人向刘裕陈事时，谢晦总喜欢当着刘裕的面吹毛求疵，从中大挑毛病，以彰显自己的聪明和刘穆之的失误，惹得刘穆之也非常恼火，反问谢晦：“你到底有完没完？”
两人失和的结果是刘裕打算提拔谢晦做从事中郎，因刘穆之坚决反对，谢晦的升官前景暂时就泡汤了。而谢晦也因此深恨刘穆之，机智过人的他，如果不找个机会加以巧妙报复，那才是让人感到惊奇的事。
太久的时光让很多曾经发生过的事件被掩埋得了无踪迹，我们并不能找到谢晦报复过刘穆之的真凭实据。但刘裕在临终前，对继承人刘义符说过：“谢晦多次跟从我出征，很有见机应变的才能，将来如果有什么变故，那么产生异心的人一定是他！”从现有的史料中，看不出谢晦有过让刘裕不放心的举动，刘裕却如此不信任他，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不管是不是失误，刘裕的要求是不能抗拒的。十二月二十九日，东晋朝廷以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名义下诏，封刘裕为宋公，采邑十郡，加授九锡，位列亲王之上，达到人臣的顶点。诏书送达彭城，刘裕辞让，并未接受。
【姚恢之乱】
正像一首江南古曲中唱的那样：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喜几家愁。彭城的欢乐气氛是不会分一星半点到长安的。
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正月初一，按照惯例，后秦第三代皇帝姚泓坐在皇宫前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新年朝贺。就在这个往年都喜气洋洋的日子里，姚泓突然望着阶下的群臣放声大哭，接着，文武官员也以哭声呼应他们的皇上，整个朝堂顿时泪雨纷飞，仿佛在开追悼会。
也许在冥冥中，这个不吉利的开端为后秦帝国的最后一年作了一个预告吧。
不过此时让姚泓悲从中来的原因，除了晋军的不断进逼，后秦军节节失利外，还有悬在他头上的另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落下来了：他的堂弟齐公姚恢大概不忍心让堂兄继续在担惊受怕中过日子，终于率安定守军三万八千余户起兵反叛，以“清君侧”为名，挥师东下，杀向长安！怕什么偏偏就来什么，他与姚恢之间的猜疑终于演变成了对他而言最糟糕的结果：后秦自立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内战爆发。
姚恢最初进展顺利，很快便逼近阴密（今甘肃灵台县西南）。曾经是姚弼得力助手的扬威将军姜纪，大概认为以自己的历史问题，如果跟着姚泓，肯定不会有出头之日，说不定还会等来秋后算账，不如把筹码投到与姚弼有交情的姚恢身上（姚弼曾担任安定守将，那时姚恢是其属下），便率所部主动投靠姚恢。得知此事，镇守阴密的建节将军彭完都吓得弃城逃回长安，叛军声势更加浩大，推进至新支（今地不详）。
根据形势，足智多谋的姜纪向新主子姚恢献计说：“因为晋军进逼和姚懿造反，现在姚绍和朝廷军队的主力都被调到了东边的潼关和蒲坂一带，长安城非常空虚。这个机会是万万不可错过的，主公应该避开所有外围据点，率轻装部队直取长安，赶在姚绍回来之前抓住姚泓，大事就定了。”
可惜姜纪没想到，自己这次投错骰子了。在前往长安的大路南侧，还有镇西将军姚谌率领的一支军队驻扎在郿城（今陕西眉县东北），姚恢觉得留一支敌军在自己的侧后是件很不安全的事，便不听姜纪的话，先挥军南下，进攻郿城。
姚恢手下的安定镇户们果然是与赫连勃勃周旋了多年的后秦劲旅，一战下来大败姚谌，关中大震。扶风太守姚俊、安夷护军姚墨蠡、扬威将军彭蚝等一大批文武官吏纷纷向姚恢投降。姚泓虽然派弟弟姚裕和辅国将军胡翼度驻防于沣水（长安西面的一条小河，发源于秦岭，向北注入渭水）西岸，但兵微将寡，实力不足，而且长安城内普遍人怀二心，姚恢的造反事业似乎已经胜利在望了。
实际上，姚恢为了郿城这次无关紧要的胜利，已经浪费了对他而言最宝贵的时机。
他现在离长安还稍微远了一点，而刚刚拿下蒲坂，生擒姚懿的东平公姚绍，则在接到姚泓的紧急诏令后，立即率轻骑紧急回援，随后部将姚洽、司马国璠（晋朝宗室，因惧刘裕加害而逃亡后秦）等率步卒三万也昼夜兼程，都抢在姚恢之前赶到长安。因此，等姚恢叛军终于前进到长安西北郊的灵台时，发现姚绍所率的大军已挡在了他的前面。姚恢当然知道这个叔父不是好对付的，他不敢轻易进攻，只好安营扎寨，与姚绍对峙，轻取长安的机会就这样被错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