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一切表明，在其他民族对钱还抱有一种莫名的憎恶甚或恐惧之时，犹太人在钱这一方面已经完成文化学而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划时代的跨越：钱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尺度，一种不以其他尺度为基准，相反可以凌驾于其他尺度之上的尺度。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货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向这样一个钱成为一切尺度之尺度的阶段。人与人的接触越来越多地发生于市场氛围之中，人与人的交往越来越成为同陌生人——市场情境天然地就应该是“陌生人情境”，因为货币的沟通和媒介作用只有在陌生人情境中才有真正的意义——的交往，而这种市场氛围中的匿名交往越来越使人们相互之间的关注点转向对方具有多大的市场价值，也就是拥有多大的购买力，或者干脆说，会掏出多少钱！原先不确定的人的身价，现在有了精确的数量标志：同他口袋里钱的数额相等，或者更直接些，同他可以为我的口袋增加的钱的数额相等。市场在无情斩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原初性纽带时，也掏空了一切原初性价值观念的现实基础。自然经济条件下神的颐指气使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钱的颐指气使，钱代替了神，或者钱成了神。
钱的这一神圣地位的确定对于资本的发生、形成、积累和增值，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赚钱行为或日后的资本主义经营行为现在成了一种自足的行为，能否赚钱成为决定一切行为之正当性的终极尺度，一切价值、观念、规范和活动样式皆须由钱上面来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成为正统性，就像自然经济下它们由神的旨意而获得合法性一样。这样一种人类状况的确立，为商业化的大潮席卷一切领域，开启了闸门，从而使几乎一切人类事物纷纷坠落到商品的大海。它们原先的神圣性，不管是宗教的、伦理的、美学的、情感的还是其他什么的，都不复存在，或者说仍然存在，但都清一色地抹上了一层金黄色、铜绿色或者至少浮水印痕迹。大家知道，犹太人在生活上的禁忌之多、之严是各民族中不多见的，而且还能两千多年一以贯之，至今极少改变；但反过来，犹太商人在经营商品时的百无禁忌也是各民族中不多见的。现代世界的许多原先非商业性领域，大都是被犹太商人打破封闭而纳入商业世界的，这一点恰恰同犹太商人最早确立钱的“准神圣”地位有关。
另一方面，钱的自足地位的确立，使得钱的历史发展逻辑自然地转变为人的思维逻辑，钱的自发发展的动因转化成人类制度性建设的动机。在钱的无言而无上的指令下，一切有利于资本发生、形成、发展、增值的设置、机制和构件，自动地建立了起来。世界市场的开拓、经济秩序的确立、金融作用的实现、政治权力的驾驭以及种种观念规范和商业运作介体，都有条不紊地一个个出现，而在这现代资本主义大厦的建筑工地上，最为忙碌、贡献最大的人群之一又是犹太商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确有不同民族的商人出现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关键地段，而犹太商人在确立钱的“准神圣地位”上先行了一步，却就此成了资本主义进军的排头兵，成了名副其实的“资本家的原型”。
．钱的机制
钱的“准神圣”地位的确立，为犹太人追求物质利益的活动清除了在其他民族中常见的种种非理性的路障，使犹太人得以最为自由地施展自己的赚钱才干。
但是，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每个人都享受无限制的自由，最终只能导致每个人都由于相互限制而处于完全的不自由中。谋利行为带来社会冲突的现实可能性，使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宗奉“唯利是图”意义上的钱的“神圣性”。
钱作为一种人为事物，天然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钱的发生、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另一方面，钱又是人类自觉自主行动的产物。所以，钱的逻辑一方面体现了经济生活的客观规律，或事理；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社会生活的主观要求，或人理。完整意义上的钱的逻辑，理应同时符合事理与人理、融事理与人理为一体。因为单纯符合人理而不符合事理固然会阻碍资本的形成与发展，但单纯符合事理而不符合人理也会造成资本发展过程的中断；再有效率的资本积累和增值，也会在社会动乱中毁于一旦。就此而论，绝对意义上的“自由放任”从来就不是真正的钱的逻辑。谋利行为必须置于一定的社会约束之下，这在犹太民族和其他一切民族都是完全一样的，区别只在于约束的着眼点及相关的机制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犹太民族表现出同其他民族迥然有别的、最符合真正的钱的逻辑的特性。
其他民族或者说传统社会对谋利行为的约束，一般采取从根本上否定物质利益本身的正当性或优先性的方式。宗教上的神圣生活与世俗生活的人为划分同传统中国社会的“义利之辩”一样，都是以人为设立的文化价值项来同物质利益相对抗，从“本体论”上提出对物质利益的怀疑与否定。在这里，“应该不应该谋利”本身成了一个前提性的问题。
但是，这种“根本否定式”的“本体论”限定，一则因为人类谋利动机不可能被完全消除，必然造成诸如“利与义”、“此岸与彼岸”这样的双重价值尺度的内在冲突，进而演变成人类社会两套基本规范体系，道德和法律的背离和冲突；二则极大地压抑了社会生活中最有活力的那部分人的谋利活动，使相当一部分精英分子走上诸如当修道士或穷书生的寄生性道路，进而大大违背了资本发生、发展的要求。
与此相反，犹太民族很早就把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犹太教没有把现实世界分为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两大部分的做法；犹太民族以一本《圣经》作为民族樊篱，而《圣经》完全是一个“道德与法律”的统一体；犹太人以遵守上帝律法为民族身份，而上帝始终以赐福予人，让他们生养众多、财产丰饶作为对他们守法的回报。在这样一种文化安排的背景上，犹太人不会提出物质利益本身的正当性问题，“应不应该谋利”的问题是不存在的。犹太教典籍《塔木德》上明确写着：“如果人类没有恶的冲动，应该会不造房子、不娶妻子、不生孩子、不工作才对。”恶仅仅因为有利于人类，也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物质利益本身还会有什么问题吗？所以，“本体论”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方法论”问题。
这意味着，在犹太民族那里，对谋利行为的限定已经从“形而上”的思辨层面转到了“形而下”的操作层面，证而不明、议而不决的无谓思辨，转化为可以具体探究实证地解决的程式与方法。原先的一个“应该不应该谋利”的问题，现在转化为或者分解为两个具体问题：“应该如何谋利”和“谋得的利益应该如何再分配”。
这第一个问题，即“应该如何谋利”问题的提出，表明现在有关谋利行为本身的正当性问题已经成了一个纯粹形式上的问题，只要形式上正当的行为就是正当行为。这一命题可以由犹太人自己的一则笑话而得到极为明晰的证明。
摩西走进纽约市的一个厕所，坐上马桶之后好一会儿，才发现厕所内没有准备卫生纸。于是，他便隔着墙问邻座用厕者：“请问您那儿有卫生纸吗？”
传来的回答令人失望：“没有，我也正为此犯愁呢。”
“请问您手边有报纸、杂志之类的东西吗？”
“什么也没有。”
“那么我用10美元的钞票与您兑换小票好吗？”
钞票在这里做什么用，大家都清楚，用10美元的钞票兑换小票的目的，大家也清楚，但这种明显的“以邻为壑”转嫁损失的做法，仅仅因为一个“自愿的等值交换”的形式上正当，也就成为一种不仅正当而且聪明的“谋利行为”。
正是从这则笑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犹太民族对谋利行为的“方法论”限定的意义：犹太人关注的不是消极地维护人的秩序，而是通过维护谋利活动的秩序，来达到维护人的秩序的效果。打个比方，一味关注于维护人的秩序的人会怕汽车压死人而不许汽车上街，犹太人则听任汽车上街而到处设立交通规则，在汽车畅通无阻的同时，保证不压死人(当然也不能排除偶尔的交通事故)。
因此，在犹太人这种“方法论限定”的约束下，不但经济秩序得到了保证，社会上那部分活力最强的人的谋利积极性也得到了保护和调动，而在规定形式的范围内的“唯利是图”，更大大地开发了犹太人的经商智慧，所有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经济良性运行模式，在这样一个模式中，资本无疑可以得到最为适宜的发展条件。
同样，第二个问题，即“谋得的利益如何再分配”问题的提出，更表明现人的秩序与谋利活动秩序的协调是通过直接钱的转移而完成的，人理与事理的融合是在钱上面达成的。这样一种安排可以说最充分地发挥了钱作为人类社会生活最基本媒介的特性，而这种最符合钱的逻辑的安排，又恰恰同犹太民族古老而一以贯之的慈善传统是一致的。
犹太民族在两千多年前已把“捐献1／10的收入”列入上帝的律法，即使在大流散的岁月中也从未中断。所谓的“慈善”不是犹太人的说法，在他们眼里，这样的行为只是一种“公义”：捐献，亦即一定数量的钱的转移是每个犹太人必须履行的“公共义务”，其强制性之大甚至足以构成另一则关于犹太人的笑话。
有一个乞丐去找施主，要求每月一次的施舍。他敲了几次门，才见主人开了门，神情恍惚的。
“出了什么事了？”乞丐问他。
“你不知道？我破产了。我欠了10万元的债务，而我的资产才1万元。”
“这我知道。”
“那你还来问我要什么？”
“按照你的资产，每1元给我1角。”
所有这一切无非说明，犹太民族由于其起源、历史遭际以及由此而创设的文化设制，而包孕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因此能够随着人类社会商业发展和资本合理性的增强而不断调整和成长，表现出高度的同步甚至超前。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把犹太商人称之为“天造地设的世界第一商人”，称之为超越时代的“资本家的原型”。
犹太民族是一个真正的商人民族、钱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