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是一种落寞的无助，此时好像整个世界都不需要自己。所以，我们孤独，我们感怀。
拥有一颗淡然之心，一份淡泊情怀，一份感恩之意，获得心灵的平静而充实，品味寂寞，将有一种独特的滋味。
怀着一份淡定从容的心态去面对一切，人生从此不再寂寞。这样，我们将会拥有更美的人生。
有时候，最后结局的定夺往往来源于内心的信心。
我们能败给命运的不是别的，就是缺少了一颗淡定从容应对万事的心，而已。
睡莲花开的声音子萏
杰夫瑞医生是位非常著名的耳科专家，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让失聪者恢复听觉的耳蜗移植研究。杰夫瑞医生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将耳蜗移植恢复的成功率从50%提高到了近70%。在他的帮助下，许多生活在沉寂里的失聪者重新获得了聆听世界的机会，其中有些失聪者的听力甚至从零恢复到了大抵正常的程度。
于是，失聪病人们视杰夫瑞医生为救星；媒体称赞他是创奇者；一些机构授予他奖章；杰夫瑞自己也感到很骄傲。
有一年，6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从西班牙山区来到杰夫瑞医生所在地慕尼黑，他们是得到慈善机构的捐助前来接受耳蜗移植治疗的失聪孤儿。负责照顾孩子们的领队是个叫露茜的年轻修女。她生得瘦小单薄，但性情温和开朗。杰夫瑞医生分别为6个孩子进行了耳蜗移植，其中的3个听力恢复迅速；另外两个经过配合治疗，听力也逐渐有了进步。只剩下一个叫丹的男孩，杰夫瑞医生先后为他做了三次耳蜗移植，尽了一个医生最大的努力，但丹始终不见有丝毫的起色。
冬天过去，春天也过去了，到夏天来临的时候，杰夫瑞医生只得带着深深的遗憾告诉露茜修女：“非常抱歉，丹恐怕就属于那30%永远都无法恢复听力的失聪者。”
露茜修女也很难过，因为每个孩子都是怀着同样的希望而来，现在却有一个失望而归。
很快，那个叫丹的男孩也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境况的不妙。他开始郁郁寡欢，时常把自己关在病房里，并且有意回避另外5个已经跟自己“不一样”的同伴。
小男孩的状况让杰夫瑞医生的内心备受煎熬，他能够理解丹的痛苦，却又无能为力。而且，出于医生的责任，他还必须把残酷的真相告诉丹。
宣布治疗结果前夕，善良的露茜修女跟杰夫瑞医生商量：“是不是可以换个方式告诉他呢？也许在一个适当的场合说出真相，孩子会容易接受一些。”是呀，成年人都会无法承受这个现实，何况他还是个孩子。杰夫瑞医生点点头，问道：“什么场合告诉他比较好一点呢？”露茜修女略微想了想，说出了一个地方——茵梦湖。
茵梦湖是慕尼黑所在的巴伐利亚州的一个美丽湖泊，地处阿尔卑斯山中。四周山林环抱，湖水宁静清澈，而且，每到夏天，湖中会开放一片一片美丽的睡莲。
在一个晴朗的清晨，杰夫瑞医生和露茜修女带着6个孩子前往茵梦湖。
因为长期从事耳蜗治疗，杰夫瑞医生也懂得一些聋哑人手语。在路途上，他看见露茜修女用手语告诉孩子们：“我们今天要去听一听睡莲花开的声音。”她用的是个很明确的“听”，而不是“看”——真是奇怪，难道她不明白可怜的丹什么都听不到吗？
夏天的清晨，站在湖边，能看见微红的晨曦从天边一点一点泛起来。湛蓝色湖水里渐渐呈现出岸边树林的倒影，偶尔有几只早起的鸟儿掠过湖面，啾啾的叫声在空明的水天之间格外清脆。露茜修女选了一片临岸的睡莲，那些圆圆的绿叶贴着湖水，上面还带着零星剔透的露珠。而一朵朵白色的花蕾俏皮地点缀其间。6个孩子依次排开蹲下，露茜修女让每个孩子将手轻轻抚在花蕾上，她自己也挑了个能抚摸花蕾的位置，然后向孩子们做了几个手势——指指心，指指耳朵，闭上眼睛。于是，6个孩子顺从地照露茜修女的吩咐，安静地合上眼睛抚着睡莲花蕾。
不一会儿，太阳升起来了。一旁的杰夫瑞医生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那些睡莲竟是在阳光照耀的瞬间绽放开的。在静谧的环境里，他甚至能听见花瓣开时的“叭”、“叭”声，那是一种很轻微的震动的声音。如果不用心去“听”，即使正常人也可能忽略掉。
孩子们抚摸着的花蕾一朵一朵地在阳光里绽放开来，虽然闭着眼睛，但杰夫瑞医生肯定他们都能清晰地感觉到花开的瞬间。果然，那些孩子们惊喜极了。他们先是睁开眼睛仔细端详那些盛开的花朵，然后抑制不住争相打着手语欢快地交流，连丹也不例外。
这时，露茜修女站起来，微笑着朝孩子们打着手语，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妙的声音，只要我们有一颗对生活永不绝望的心就一定可以听见。”比划完，她特别用眼睛盯着丹。
丹回应了露茜修女一个热烈的手势，激动地扑过去和她拥抱。接着，另外5个孩子也围拢过去，抱成一团儿。
是的，丹或许因为无法恢复听力很难受，痛苦很快就会过去，更重要的是他真的“听”懂了睡莲花开的声音。
目睹一切的杰夫瑞医生静静地站在一边，许久都没有动。作为医生，他已经看惯了太多的伤心、无助乃至绝望，但现在，他却感慨得泪流满面。人们习惯于把他看作创奇者，而实际上，这位平凡的露茜修女才是创奇者，她创造了医学无法创造的奇迹。
从那天以后，杰夫瑞医生在自己的诊疗院里特意开辟出一个种着睡莲的池塘。每年夏天，他都会让一些内心失落茫然的病人去亲身听一听睡莲花开的声音；而对于每个新来的医生或护士，他会给他们讲关于露茜修女和6个失聪孩子的故事。
他知道，医学治疗即使在100年以后也依然会有无法突破的极限，但现在，睡莲花开的声音却能创造某些医学上无法创造的奇迹——让那不幸的30%的失聪者学会用心去聆听世界，让他们在无声的岁月里保持对生活永不消褪的信心。
时间虽然在慢慢地消逝，却不会让曾经停留的痕迹消失。青春是我们每个人心底处最为亮丽的影子，尽管它已经随我们年龄的增长悄然退居幕后，但终究在我们的生命中耀眼过。青春不是常驻不逝的，只要留下那段美好，便能让我们在下一个春暖花开之季遥想美景当年。
青春并不消逝，只是迁徙张曼娟
那一年，我25岁。刚考入博士班，一边修习学位，一边创作，已经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海水正蓝》，并且因为难以预料的畅销状况，引人注目。我很安逸于古典世界与学院的生活，那里是我小小的桃花源，我可以安静地圈点和阅读，把自己潜藏起来，遇见一个巧妙的词句，便可赞叹玩味许久，能得到很大的喜悦。不知从哪里看见形容男子“身形伟岸”的词，狠狠琢磨一回，那是怎样的形象呢？我们中文系的教授们，有温文儒雅的，有玉树临风的，有不可一世的，但都称不上伟岸，我心中仿佛有着对伟岸认知的强烈欲望，只是难以描摹。
寒假以后，我遇见了这样一位大学教授，高大壮硕，行动从容，微微含笑，为我们讲授诗词，因为曾经是体育系的，他看起来不同于一般的中文系气质。每个周末，我们都要到老师家里上课，大家围着餐桌，并不用餐，而是解说一首诗或者一阕词。看见他朗然笑语，喷吐烟雾，我悄悄地想，这就是一个伟岸男子了吧？40岁的老师，在学术界又是很活跃的，意气风发，锋芒耀眼，上他的课，我从未停止兴趣盎然地观看着他和他和家庭。
他有一个同样在大学里教书的妻子，两个儿子。当我们的课程快结束时，师母和他的小儿子，有时会一起进门。师母提着一些日用品或食物，小男孩10岁左右，背着小学生双肩带书包，脱下鞋子，睁大好奇的眼睛盯着我们瞧，并不畏生。老师会停下正在讲解的课程，望向他们，有时交谈两句，那些话语和眼神之中满含令人欣羡的眷恋。我渐渐明白，老师像一座绿杨垂柳的堤岸，他在微笑里，轻轻拥着妻与子，一大一小两艘船栖泊，所以，他是个伟岸的男子。
我们告辞的时候，老师家的厨房里有着锅炉勺碰触的声响，晚餐渐渐开上桌了，我们漫步在高架桥下，走向公车站牌。一点点倦意，还有很多憧憬，我忽然想到自己的未来，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温暖家庭呢？一种围桌共餐的亲密情景，一个背双肩背包的小男孩。天黑下去，星星爬满了天空。
修完博士学位的暑假，邀集一群好友，将近一个月的神州壮游。回到台北，整个人变得懒懒的，开学前下了一场雨，秋天忽然来了。同学来电话，告诉我罹患癌症的师母去世了，大家要一起去公祭，他们想确定我已经归来。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师母会康复的，她还年轻，有恩爱的丈夫，还有会撒娇的儿子，她应该会好起来……
那一天，我去得很早，从头到尾，想着或许我可以帮什么忙。但，我能帮什么忙？告别仪式中，扩音器里播放的是费玉清缭绕若丝的美声：“妹妹啊妹妹，你松开我的手，我不能跟你走……”我在诧异中抬起头，越过许多许多人，看见伏跪在地上的那个小男孩，那时候他其实已经是初中生了，因为失去了母亲的缘故，看起来特别瘦小。
我有一种冲动想过去，走到他身边去，看着他的眼睛，说几句安慰的话。但终究没有，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而且我怕看到他的眼泪便忍不住自己的眼泪。
人生会有很多意外，只是，那时候的我仍然天真地以为，已经获得学位了，有了专任的教职，还有人替我介绍了留美博士为对象。只要我有足够的耐心，只要我够努力，就可以获得幸福。我也以为，这个家庭的坎坷应该到此为止了，应该否极泰来了。
一年之后，我陷在由情感而引起的强烈风暴中，面临着工作上的艰难抉择，突然听闻老师脑中风病情危急的消息。到医院去探望时，老师已经从加护病房进入普通病房了，听说意识是清楚的，那曾经伟岸的身躯倒在病床，全然不能自主。那个家庭怎么办？那两个男孩怎么办？同去的朋友试着对老师说话，我紧闭嘴唇没有出声，我只想问问天，这是什么天意？不是说天无绝人之路吗？这算是一条什么路？
老师从三总转到荣总，开始做复健的时候，我去探望，那一天他正在学发声。50岁的老师，应当是在学术界大展宏图最好的年龄；应当是吟哦着锦绣诗句的声音，此刻正费力地捕捉着：噫、唉、啊、呀……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看护乐观地说老师表现得很捧，大家都要给老师拍拍手哦。走出医院，我的眼泪倏然而落，顺着绿阴道一路哭一路走，这是怎样荒谬而残酷的人生啊！
同时间发生在我身上的伤挫却没有停止，总要花好大的力气去应付，应付自己的消沉。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探望过老师，只从一些与老师亲近的人那儿探询老师的状况，老师出院了，回家调养去了，原来的房子卖掉了，搬到比较清幽的地方去了。偶尔车行经过高架桥，我仍会在岁月里转头张望那个方向，带着惆怅的淡淡的感伤。那里有一则秘密，属于我的青春故事。
这一年，我已经在大学里专任了第11个年头了，即将跨入40岁。生活忽然繁忙起来，广播、电视和应接不暇的演讲，但我尽量着不让其他杂务影响了教学，我总是持着欣然的情绪走进教室，面对着那些等待的眼睛。特别是在为法商学院的学生们开设的通识课程，在许多与生命相关的议题里，我每每期待着能将自己或者是他们带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每一年因为学生组合分子的不同，上课的气氛也不相同，若有几个特别活泼又互动充分的学生，就会迸出精彩的火花。有时遇见安静却愿意深刻思考的学生，他们的意见挑战我的价值观和认知，也是很过瘾的事。一个学期的课，不敢期望能为学生们带来什么影响，只要是能提供机会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就已经够了。
某个学期，有几个学生聆听我叙述的故事时，眼中都充满着专注的神采。有一个经济系的男生，特别捧场，哪怕我说的笑话自己都觉得不好笑，他却笑得非常热切，因此他没出席的日子，课堂上便显得有些寂寥了。通常这样有参与感的学生在讨论时都会踊跃发言的，这个男生却几乎从不发言。该笑的时候大笑，该点头的时候用力点头，只是不发言，我猜想或许是因为他不擅言辞吧。轮到他上台报告时，他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说到祖国大陆的壮丽山河，全部脱侃侃而谈，不像是商学院的学生，倒更像是中文系的。我坐在台下，仰着头看他，原来是这样高的男孩子。明明是青春的脸孔，流利地报告的时候，却仿佛有着一个老灵魂，隐隐流露出浅浅的沧桑。他在台上说话，焕发着光亮和自信的神态，在与台下忽然大笑起来的模样，是极其不同的。当他结束报告时，掌声四起，我也忍不住为他拍手了。
冬天来临时，通识课结束，我在教室里前后行走，看着学生们在期末考卷上奋笔疾书。一张张考卷交到讲台上，我从那些或微笑或蹙眉的面容上，已经可读到他们的成绩了。
捧着一叠考卷走出教室，那个经济系的男生等在门口：“老师，”他唤住我，“可以耽误您一点儿时间吗？”
我站住，并且告诉他：“只能有一点时间，因为我赶着去电台。”每个星期五的现场节目与预录，令我有点焦虑。
“好的，”他微笑着，看起来也很紧张，随时准备要逃离的样子，“我只是想问你还记不记得一位老师……”他说出一个名字。忽然我感到一阵晕眩，那一段被烟尘封锁的记忆啊，云雾散尽，身形伟岸，微笑的老师，忽然无比清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我当然记得，即便多年来已不再想起，却不能忘记。
你是……我仰着头看他，看着他镜片后的黑眼睛，眼泪是那样的亮。
暮色闯进教学大楼，天就要黑了，星星亮起来。曾经，那是晚餐开桌的时间。如今，我们在充满人生的拥挤的走廊上相逢。十几年之后，他念完五专，服完兵役，插班考进大学，特意选修了这门课。与我相识，那令我悬念过的小男孩，24岁，正当青春，我却是他母亲那样的年龄了。青春从不曾消逝，只是从我这里，迁徙到他那里。
后来，我听着他说起当年在家里看见我，清纯地垂着长发的往昔，那时候我们从未说过一句话，他却想着是否可以同这个姐姐说说话。我听他说着连年遭遇的变故，有着寄人篱下的凄凉。父亲住院一整年，天黑之后他有多么的不愿意回家，回到空荡荡的家。我专心聆听，没料到不久之后，我的父亲急症住院，母亲在医院里日夜相陪，我每天忙完了必须回到空荡荡的家里去。那段祸福难测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男孩对我叙述的那个故事，在一片恐惧的黑暗中，仿佛是他走到我的身边来，对我诉说着安慰的话，那是多年前我想对他说却终究没有说出来的话。我因此获得了平安。
与青春恍然相逢的刹那，我看见了岁月的慈悲。
质朴的情感，淡淡的幸福，虽不华丽，但却如珠贝般真切昂贵。流淌着温情的暖，让人生不再寂寞。
工地上的两垄葱 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