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佩吉挑的是毕加索的《持花篮的女孩》①（Girl with a Basket of Flowers）—我事后得知，除了内尔森以外，那是所有人的第一选择。接着，比尔·佩利挑选了毕加索同时期的一幅类似的粉红裸体画，这样我们就可以决定我们的第二个选择：毕加索的《水库》（这是他第一批分析性立体流派作品之一，因此具有相当大的历史意义）。在我宣布了我们的选择以后，我立刻看到内尔森脸上的惊恐神情。最后，我和佩吉拿到了8件毕加索的作品、两件格里斯的作品，总价210万美元。酷爱毕加索作品的内尔森选择了这位西班牙大师的12件作品，有些是杰作，但有几件比较小，也逊色一些。乔克和安德鲁选择得很不错，但很有限。比尔·佩利只选了两件，都是毕加索的大作。有5件格里斯的作品和7件毕加索的作品无人挑选，后来被卖出，这样我们就能收回各自原始投资的一部分。①
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购买的画作从此代表了我一直希望在自己的收藏品中保持的质量和审美的标准。我们最早购买的一些作品如今的标价已经是我们当初支付价格的100倍以上，反映了这些作品的高质量，以及从80年代开始直至今天仍兴旺的艺术品市场。虽然我们从来没有从投资的角度考虑来购买画作，但我们的艺术收藏品已经成为我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占了我个人财富的很大一个比例。
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扩建
博物馆自1939年开张以来的主要问题，一直是如何满足迅速增加的永久收藏品问题。其结果是，自1939年以来的主要扩建工作都很复杂、很昂贵，也很有争议。我参与了所有的扩建工程。
到了1960年，博物馆已经彻底挤满了它那栋5层艺术装饰楼。参观人数已经直线上升，而收藏的物件数量已经从不足3 000件增加到了18 000多件，其中的大部分不得不存放在租赁的库房里，因为第53大街已经没有空间了。博物馆的员工工作环境拥挤不堪，为了争取展览面积不得不相互打得头破血流。于是，我们发动了一场筹资2 500万美元的活动，其中的一半将用于在现有楼房旁增建一个侧翼。
洛克菲勒家族是那场活动的主要捐献人。我捐献了160万美元，并同内尔森一起说服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援助了600万美元，以确保活动的成功。最重要的是，在我的请求下，我的姑姑阿尔塔·普伦蒂斯—父亲唯一的一个大半辈子住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东面第53大街那两间褐砂石房屋的姐姐—同意将自己的房子送给博物馆，这样扩建工作才有可能完成。当时负责现代艺术博物馆建筑部的菲利普·约翰逊设计了新东楼，并于1964年春天投入使用。
在我们的东楼破土动工的同时，我们买下的惠特尼博物馆的大楼也正向北扩建—该博物馆正在迁往上东区的新总部。作为董事长，我主持会议达成了一致决议，买下该房产，并另外拨款70万美元用于支付将楼宇融合在一起的部分费用。这些都是相当简单、直接的项目。后来的扩建却绝对复杂得多，也昂贵得多。
博物馆大厦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所增加的面积已经随着收藏品的快速增多和我们教育项目的发展而全部被占用。虽然还需要进一步扩建，却没有价格合理的毗邻土地可用，而我们的财务状况已是糟糕透顶。如果还要扩建，至少可以说十分困难。
对于一个银行家来说，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收支平衡表简直不堪入目。1974年的经营赤字为150万美元，是我们连续第9年亏损。先前筹资活动中筹措的资金正用于填补赤字，而我们的捐资金额从5年前的将近2 400万美元的高点减少到了1 500万美元。我自己在那些年的捐款只好主要用于弥补年度亏空。
筹款的前景是灰暗的。顾问们告诉我们，我们从前最强大的支持者—大型基金会和公司—已经将自己的资源从艺术转移到紧迫的“城市危机”上了。顾问们同样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从受托人和博物馆的好朋友那里募集新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受托人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学会自己养活自己”。这就意味着至少要大幅度压缩当代艺术的收购工作。虽然我同意我们必须弄清我们的财务形势，但如果不能更新永久性收藏品，那么我们的问题只能变得更加严重，而不是得到解决。我当时认为—我现在也这么认为—如果收藏品不继续增多，那么现代艺术博物馆就无法赢得公众的青睐，就会停滞不前，并最终萎缩。我们最多成为20世纪的弗里克家族博物馆：一个美艳绝伦的地方，但却是昙花一现。
鉴于顾问们对我们资金筹措能力的悲观预测，我们显然不得不摸索其他方法来解决我们的资金和占地面积问题。我们在创造性的“大厦”项目中找到了这种方法。在下曼哈顿项目中曾经与我合作过的建筑师理查德·温斯坦想出一个办法：将现代艺术博物馆在第53大街拥有的房产组合在一起，连同博物馆本身上方的“空中权利”卖给某个开发商，让他建造自己的住宅或商业大楼。出售空中权利（即大楼规划高度中没有使用的部分）而允许在附近建造更高的楼宇在《1915年区域规划法》开始实施以后已经成了纽约的常见做法。但是，几乎没有什么非营利机构需要利用该法规。
但是，我们必须小心行事，因为我们必须获得最大的经济回报，同时不至于破坏我们的免税地位，不会影响我们将来进一步扩建的能力。出售空中权利和开发权利，可以为我们提供急需的捐款资金，但仅靠这一点还不足以支付扩建的成本。我们的律师想出了一个天才计划：创建纽约市文化资源信托机构这样一个纽约州机构，可以拥有房产、可以贷款、可以收税并用收取的税收来维持私营文化机构。信托机构可以发行免税债券用于大楼的建设，这一点是关键，因为它能为我们提供低成本的项目融资。信托机构将从新大楼的业主们那里收取相应的财产税，用于摊销债券，并在扣除费用和其他成本之后将每年的剩余资金交给博物馆。
在受托人批准了该项目之后，我们找到了市长埃德·科克。正处于财政危机中的市长高兴地支持了我们的想法。州议员罗伊·古德曼为我们在纽约州提出议案。经过我和其他受托人两天的紧张游说之后，众议院终于批准了我们的项目。纽约州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沃伦·安德森尤其热心地帮助我们的项目获得了参议院的批准，休·凯里州长签字准许创建该信托机构。
1979年，博物馆将其房产和开发权以1 700万美元的总价转让给了信托机构，而信托机构又将房产和权利以同样的价格卖给了为该项目而专门成立的私人公司—博物馆大厦公司。在若干年里，该信托机构将摊销博物馆的新扩建项目的成本，而博物馆则反过来从信托机构那里租用大楼，租金为每年一美元，为期99年。
耶鲁建筑学院院长西泽·佩利设计了这座1984年开业的大楼。大厦线条分明的现代风格与周边环境非常搭调。该项目让我们的展览区域扩大了一倍多，第一次提供了宽敞的内部空间，可以展览大型当代作品。下面的6层楼—也用做工作室、教室和办公室—偎依在优雅别致的44层住宅塔楼底下。身处博物馆内，人们完全不会想到上面有一座高楼。
博物馆大厦是一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用一种有效的合伙关系将政府、私营部门和慈善机构联系在了一起，造福了博物馆，也造福了广大公众。
领导人的更替
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包括进入80年代以后，布兰切特、比尔·佩利和迪克·奥尔登伯格一直负责指导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扩建、改进博物馆的活动、增添博物馆已经非常出色的艺术收藏。不幸的是，1985年年初，比尔因病不得不离开董事长的位置，由布兰切特执掌董事会。可是，布兰切特自己也在与早老性痴呆症作斗争，仅仅几年后也被迫提前退休。由于没有替代布兰切特的现成人选，董事会于1987年第三次请我担任董事长。尽管我已经身陷洛克菲勒中心、美洲学会和纽约市合伙关系组织的工作，我还是答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