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于1901年10月9日结婚的时候，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最强大的两个家庭的联姻：约翰·D·洛克菲勒的儿子，继承人与美国国会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内尔森·奥尔德里奇的女儿。在有些人看来，奥尔德里奇是“国家的总经理”。
父亲第一次见面就迷上了我的母亲，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能下决心向她求婚。当他最后终于向参议员请求要娶他的女儿时，他那焦急之情表露无遗—他不断地解释自己的经济前景，显然急于证明自己与她十分般配。参议员忍俊不禁地打断他的话说：“洛克菲勒先生，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你怎样让我的女儿幸福。”
父亲的确做到了让母亲幸福，她也让他感到了幸福，这一点我敢肯定。他们两人极其亲密—也许过于亲密了，这一点我一会儿再解释—而且我相信他们非常相爱。母亲给父亲以及他们的婚姻带来了他想要的欢快和乐趣。
母亲出生于罗得岛普罗维登斯的一个由8个子女组成的大家庭，5个兄弟、3个姐妹。母亲排行老三，是第二个女儿，与她的父亲极其亲密。她父亲在通过建立联邦储蓄系统来设置高税率、建立弹性更大的货币体系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母亲记得他曾经在自己华盛顿的家中与同事们一边打扑克、喝酒，一边辩论立法问题。外祖母奥尔德里奇多年生活不能自理，因此，母亲在结婚前大约十来年的时间里，常常承担她父亲的女主人角色。她被推进了华盛顿舞台的中央，对于处理“社会”需求，她不仅处之泰然，而且轻车熟路。
外祖父奥尔德里奇喜欢旅游，钟爱艺术。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常常陪伴他去巴黎、罗马和伦敦参加官方会议。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熟悉了巴黎，以及巴黎的艺术世界，而且当时崭露头角的新艺术形式和新思想很对她的胃口。
脆弱的情感
把母亲娶过门的家庭跟她的娘家迥然不同。她的兄弟姐妹们—尤其是她的姐姐露西—笑话她嫁给了“古板”的洛克菲勒家，起初很担心她无法适应。
影响父亲大部分少年时期生活的主要是他的母亲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她是个极其严谨刻板的人，主要负责抚养和教育他。她的父母笃信宗教，一直积极参加反对奴隶制运动和禁酒运动。她的画像和照片都显现出她是一个难以取悦的令人敬畏的女性。
祖母洛克菲勒为父亲灌输了大部分宗教知识，培养他正直无私的强烈道德感，并最先告诉他他要肩负掌管家族巨额财富的重任。祖母洛克菲勒在妇女基督教禁酒联合会（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成立后不久就加入了这个组织，她深信“酒魔”是当时贫困、邪恶和犯罪等所有社会问题的核心。孩提时期，父亲便定期参加禁酒会议。到了10岁的时候，他签署了一份誓言，要远离“烟草、异教和任何麻醉人的饮料”。一直到上大学之前，父亲的生活主要围绕着家庭和浸礼会教堂。在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读大学期间，父亲第一次有机会摆脱他母亲的影响，但那很不容易，而且他也从未成功过。然而，他还是探索了一些新思想，从而逐渐拓宽了他对身边世界的理解，并结交了一些终身的朋友。最重要的是—至少从我的角度说，他遇到了我的母亲，并开始追求她，直至他们8年后结为夫妻。
尽管有了大学教育的影响，有了安定的家庭生活，有了一大堆朋友，父亲对待生活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不安全感。他的婚姻—虽然起初他曾经疑虑、犹豫过—是天赐之作。母亲的激情、人缘和社交能力帮助他应对自己的羞怯和不自信，弥补了他心知肚明的自身的缺陷。从母亲那里，他找到了一个能够理解、关心和保护自己脆弱感情的人。他希望她永远跟他在一起—即便不是在自己的身边，也能够随时得到帮助。他希望能够跟她一起退缩到他们的二人世界。从某种角度说，这是一种浪漫，而且我相信他们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极度的爱慕浓情。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的纽带关系是绝对排他型—包括他们的孩子。这种排他型关系导致的是他对母亲的强烈依恋。
我们打小就意识到，如果我们想吸引母亲一丝一毫的注意力，就必须跟父亲竞争。我们知道她非常在乎我们，喜欢花时间跟我们在一起，而且我们看得很清楚，父亲的需求和我们的需求所产生的冲突会让她异常恼火。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永无休止的重担，是造成她巨大压力的根源，也是她一直没能解决的问题。父亲希望只要自己有需要，就能随时找到她，而在这方面，他的需求事实上是永远都无法满足的。
她是个美人
虽然存在这种紧张关系—这种关系深深地刻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但即便到了今天，每当我想起母亲，心中都充满了强烈的爱意和幸福感。我估计，按照当代的标准，她不算是个标准的美人。我和内尔森继承了她的奥尔德里奇家族特征，其中最明显的是奥尔德里奇家的鼻子。然而，在我看来，母亲是个美人，她的朋友和熟人也都这么看，因为这些特征充满了活力，让人温暖。这种美很难在照片或画像中体现出来，而且事实上，在这方面，没有几件影像作品对她而言是公平的。奇怪的是，最像她的作品是在她去世后由弗雷德·W·赖特画的—他是照着一张漂亮的照片临摹的，照片上她抱着内尔森的大儿子罗德曼，当时罗德曼还是个孩子。那幅画比其他正式画像都更好地捕捉了她的表情。
除了长相以外，我的大部分秉性也遗传自母亲。她那安静的个性与父亲和我的几个兄弟姐妹的紧张、急躁的性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对她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母亲喜爱小孩儿，而且毫无疑问，作为最小的一个，我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的哥哥们经常指责我拥有特殊待遇，虽然我们的父亲和母亲都有意识地努力不表现出任何偏爱。但是，我和母亲的关系非常融洽，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她对艺术的热爱，以及她温柔而耐心地传授给我的情形。美丽的物品到了她的手里就变得有了生命，仿佛她的赞赏为那些物品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美。她端详一幅画的时间越长，她从中发现的东西就越多，好像是她通过某种魔力挖掘到了普通人无法进入的新的深度、新的境界。
母亲身上没有什么“收藏家”的喜好，收集整套的东西对她来说远远不如欣赏每一件物品更加有兴趣。她的一些品位和直觉影响了我，而她身上的这种品位和直觉总是可靠的。我从她那里学到的艺术知识超过了所有艺术史学家和监护人—他们多年来向我传授了艺术史中的技艺和艺术鉴赏方面的知识。
虽然在表面上，母亲和父亲在有关抚养我们的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对待孩子们也是同一种态度，但是他们两人的性情却差别甚大。我们这些孩子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母亲不参加我们的早晨祈祷—她喜欢舒舒服服地待在床上看报纸或者写信。我们也注意到她把一些大胆的新艺术形式—常常还有创造那些新形式的艺术家们带进了家—这令父亲颇感不快。我们还注意到，只要她有机会跟我们在一起或者单独跟我们一起玩耍，她就会喜上眉梢。她喜欢探险，喜欢出人意料的东西。率性而为是她的性格，而从冲动行事中她获得了无比的乐趣。
职责、道德和品行
父亲则正相反。他希望生活是一种秩序井然的模式。他想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做事的先后顺序如何、与什么人一起做事以及怎么做事等。无论是在市区还是在度假，一天怎么过都要事先计划妥当，而偏离计划的事情他是难以欣然接受的。我记得他在有人提出某种新活动的时候说：“可是我们计划要干别的。”对他来说，那是不接受新想法的充足理由。
当我们要搬到缅因州过夏天的时候，父亲的几个箱子在我们动身前3天就拿了出来：有些是老式的扁行李箱，有个盖子从上面被打开了；有些则是所谓的“发明性箱子”，打开后一边可以挂西服，另一边是放衣服的屉子。他常常会因为要出门两三个月而准备十几个满满的箱子、包裹。首先，他和他的男仆威廉·约翰逊开始挑选要带的东西并一一摊开—外衣、羊毛套衫、西装、骑装等。然后，威廉再具体整理成箱。
在那个时候，着装比现在要正式得多。冬天，父亲每天夜里都戴条黑领带赴宴，母亲则穿着长裙，即使是自己家人吃饭的时候也一样。他们随身携带的衣服数量是惊人的。即便是夏天，父亲也从来不敢不穿外衣出门，以防天气转冷，而且他出门从来都戴一顶帽子。一年夏天，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和父亲在驱车穿越西南部途中照了张照片，照片上我们两人在亚利桑那州沙漠一棵孤零零的松树下，坐在一件羊毛长袍上。父亲一身西服领带，头上戴一顶毡帽，从不离身的外衣放在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