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为全球金融领袖，大通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大通要进行国际扩张，我们就不得不学习如何与在价值取向和政策方面与我们相异的政权打交道。
我认为，银行应当与它们合作。我在大通的整个事业生涯中，从来都毫不犹豫地同军事上、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对立的领导人见面。
我跟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总统、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和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将军都进行过长时间交谈；我与南非的所有现代领导人都开展过广泛的讨论：维活德、沃尔斯特、博萨，以及后来比较开明的德克勒克。我多次与周恩来以及中国的其他领导人进行长时间的会谈。我几乎跟苏联的每一个领导人展开过辩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后来，我还在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1996年访问纽约的时候与他会过面。
左翼和右翼的批评家们都因此诋毁过我。的确，我的立场并不十分受欢迎，也得不到充分理解。但是，在我与外国领导人的私下会谈中，我时刻维护我的国家的社会体制。
开始对话
我与苏联领导人的联系始于1962年，当时我被邀请参加一个美苏公民会议。由诺曼·卡曾斯—《周六评论》（Saturday Review）的出版商—发起的后来被称做“达特茅斯会议”的活动，是冷战时期通过面对面的会议和对话增进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理解的几次努力之一。这些会议的价值在我于1962年10月底在马萨诸塞州安多弗参加的第一次会议就得到了证实。
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与会者们继续他们的会议，尽管我们两个国家正经历着史无前例、摄人魂魄的核对抗。双方都已经看到，现在已经到了从一触即发的核冲突中退后一步寻求其他解决途径的时候。下一次达特茅斯会议将在两年后的夏天举行，地点在列宁格勒，而正是在那次会议期间，我和我的女儿内瓦见到了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那次会面的主意实际上来自联合国秘书长U·桑特。他是在我为联合国高级员工在波坎蒂克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向我提起此事的。当我告诉他我计划去一趟列宁格勒的时候，秘书长说，苏联高级领导人接触一下美国银行家是有好处的，在我访问俄罗斯期间与赫鲁晓夫举行个人会晤，对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改善或许能起些小作用。
U·桑特同意给他带话，但我在7月底动身前往列宁格勒前，没有得到有关我们会谈的任何明确的说法。但是，就在达特茅斯代表团抵达的当天，我收到克里姆林宫的消息，通知我第二天到莫斯科会谈。为了及时赶到那里，我和内瓦乘上了夜间的火车—在一个也参加了会议的克格勃特工的密切监视之下。
那个时候的莫斯科是幅反差巨大的画面。赫鲁晓夫曾经宣称苏联将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超过美国，但他的宣言来自一座经济停滞、失修了几十年的城市。沙皇时期的华丽大楼没有被粉刷，没有被修缮；斯大林时期修建的办公楼和公寓看上去破烂不堪、令人生厌。汽车没有几辆，然而，宽阔的主干道上，中间的甬道却为政治局委员们公干时乘坐俄罗斯制造的豪华轿车保留着。人们排着长龙购买少得可怜的劣质食品，百货商店的货架上几乎空无一物。我在第一次进入苏联心脏地区的途中，不由得怀疑起赫鲁晓夫夸下海口的国家经济实力。
资本主义的化身
对于苏维埃的宣传工具来说，洛克菲勒家族一直就是“头号资本主义敌人”。几年前，《真理报》（Pravda）出版了有关我和我的4个哥哥的一本书，题为《踩着血河和尸体》（Ever Knee Deep in Blood, Ever Trampling Corpses）。英文杂志《新时代》（New Times）大约同时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说“在统治世界的所有亿万富翁王国中，最强大的是洛克菲勒家族”。其论点是，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赚取了巨大的利润之后，又把钱投入到了武器装备和控制核武器的生产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从欧洲的法西斯政权手里协助抢救过费米、西拉特和特勒，而该事实被当做了辅助证据，说明我们家族打算给冷战火上浇油，以便增加我们自己的利润。
就在我到达莫斯科前几个月，《消息报》（Izvestiya）发表社论说，作为现代艺术博物馆董事长，我是在宣扬堕落，以便腐化广大的人民：“在洛克菲勒家族的指挥下，抽象艺术被号召扮演起一种明确无误的政治角色，以便转移思考中的美国人民对现实生活的注意力，从而达到愚弄他们的目的。”
多年来，我遇到过许多俄罗斯人，他们都确信我和我的哥哥们是个秘密小集团，在背后操纵着美国的对外政策。苏联人认为美国选民选举出来的官员—直至美国总统—都不过是些傀儡，他们扮演的角色是由“权力人物”—在这里，指的是我们—指定的。苏联的官员们常常告诫我“叫你的总统赋予我们最惠国贸易地位”或他们脑子里想要的别的什么东西，仿佛只要我一开口，事情就能办成。我常常努力解释说，我不具备那样的权力，可显然他们并不相信我的话。
在列宁的眼皮底下
7月29日下午三四点钟前后，一辆俄国制造的菲亚特从我们下榻的饭店接上我和内瓦，把我们送进克里姆林宫高高的雉堞红墙内，来到列宁用过的不起眼的楼房里一间相当简朴、没有什么家具摆设的房间。列宁的继承人们在那里办公。
允许被接见的只有我一个人。当赫鲁晓夫在会客室接见我们的时候，我询问能否让内瓦留下来做笔记。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个谈话记录、对她来说有一次难忘的经历，这点非常重要。赫鲁晓夫慷慨地同意了。
在场的只有我们4个人：内瓦、我、赫鲁晓夫和他那出色的翻译维克托·西胡德列夫—他出生在布鲁克林，为苏联领导人当翻译。我们围坐在一张刷着清漆的大橡木桌旁硬邦邦的高背木椅上，赫鲁晓夫坐在一边，我和内瓦坐在他的对面，西胡德列夫坐在我们中间的桌子一端。屋子里没有什么装饰，只有一张巨大的列宁像。
交谈
虽然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下，苏联的内部镇压的确有了缓解，但他的形象仍然是个强盗恶霸，曾经在联合国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敲打桌子，以打断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对苏联的谴责。我脑子里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赫鲁晓夫在我们的交谈中会如何表现，因为会谈的象征意义很强烈：“资本主义的王子”—这是有些人对我的定论—面对现代“俄罗斯沙皇中的沙皇”。我先说了些轻松的打趣话，并送给他两幅伍德的蚀刻画作为礼物，觉得该礼物具有恰当的美国味，同时比较接近当时苏联能认可的品位，使他不会觉得被冒犯了。在我们整整两个多小时的会谈中，没有来电或者其他打断谈话的事情。
赫鲁晓夫几乎立刻向我发起了挑战。他声称，内尔森通过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世纪中叶的美国》（America at Mid-Century）号召大幅度提高美国的国防开支，以抵御苏联正在加剧的军事威胁。“我相信，”赫鲁晓夫说，“如果你哥哥内尔森当选总统，他的政策与约翰逊总统当前遵循的政策将是大同小异的。”
为了表现自己很有外交手段，我谈到了高层接触的重要性，说我希望他与约翰逊总统能够建立密切的关系。但是，赫鲁晓夫突然转换话题，抱怨美国干涉苏联的内部事务。我发现，苏联人对美国批评其政权敏感得令人吃惊。
接着，我们的交谈开始认真起来。正如内瓦所记载的那样—她当时在我身边拼命地作着记录—那次会谈表现了赫鲁晓夫在美苏关系关键时期、也是他在自己政治生涯的关键时刻的想法。在短短的两个月后，也就是1964年10月中旬，赫鲁晓夫下台了。以下记载的基本上与当时的谈话一字不差，不过有些段落我作了注解，并在括号里添加了我的个人评论。
赫鲁晓夫：关于所有内政事宜（指的是第三世界国家），我们认为，内部事务是由而且必须由该国家的人们解决。我们与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是根据现状，以及该国家的内部秩序，而这是和平谈判的唯一基础。
洛克菲勒：这正是令我担忧的领域之一。在当前的例子中，尤其是在拉丁美洲，我们感觉你们利用了当地的共产党来扶持亲苏的政府上台。出现这种情形的时候，它就威胁了现有的政权结构，是与美国的利益相悖的。所以我很高兴地听到，这不是你们的政策。（第一书记似乎有些恼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