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会起初取得了显着进展。可是，接着，我们的工作与美国的国内政治发生了冲突。《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Jackson-Vanik Amendment）将向社会主义国家赋予最惠国待遇与该国公民自由移民联系在了一起，尤其是苏联的犹太人有权移民到以色列。该修正案直接指向苏联，移民政策的这种“捆绑”激怒了勃列日涅夫。在亨利·基辛格无声的压力下，他已经大幅度增加了允许移民的苏联犹太人人数。他觉得自己应当得到美方的积极回应，而不是惩罚。鉴于修正案和被拒绝赋予最惠国待遇的原因，勃列日涅夫拒绝签署贸易协定。他还改变了犹太人移民的进程，发布了更加严格的政策。最后，修正案不仅彻底破坏了美国与苏联之间签署贸易协定的任何可能，而且还有效地终止了犹太人从苏联向外移民。
许多专家把缓和关系的终结归咎于国会的这一短视行为。我认同他们的观点。
在苏联的第一家美国银行
我与赫鲁晓夫在1964年的会晤使我清楚地意识到，苏联有意扩大与美国的商业和金融关系。我渴望着这一点成为事实，渴望着让大通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从历史上说，大通是我们当时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苏联和经互会各国，包括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领先的美国代理行。大通长期保持着与苏联中央银行和外贸银行的关系，我们还是苏美贸易公司（Amtorg）—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红军购买补给的苏联代理机构—领先的美国银行。但是，在后来的那些年里，大通与苏联的生意交往微乎其微。
我们的重大突破出现在1971年，当时我们作为领先的美国银行之一为10亿美元的苏联粮食交易提供融资。第二年，我们开始与苏联当局讨论在莫斯科直接开展业务事宜。1972年11月，大通获准成立代表处—这是获得执照的第一家美国银行。
我们的代表处设在卡尔·马克思广场一号，于1973年5月正式“营业”。我给“营业”一词加上引号，是因为我们在那里的活动是受严格限制的，虽然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限制会宽松起来。我起初曾向艾莫特里·朵布里宁大使提议派遣詹姆斯·比林顿负责那里的分支机构。说一口流利俄语的詹姆斯当时是大通的专职苏联问题专家（他后来成了国会图书馆馆长）。朵布里宁彬彬有礼地告诉我，没有必要派遣任何会说俄语的人，因为他们有出色的翻译人员。他说，派遣别人来可能更加合适。后来，朵布里宁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们对翻译的要求应该降低。他说，无论如何，他们不仅必须整个白天为大通工作，而且晚上还要挑灯夜战，给他们在内务部的上司写报告。
大通在都市饭店举行的盛大的莫斯科办事处开业招待会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吸引了在莫斯科的每一个共产党职能机构。
不久以后，苏联批准了花旗银行和其他几家美国银行在莫斯科设立代表处。虽然我们任何一家银行都没有开发出苏联的市场，但大通作为在莫斯科的第一家美国金融机构的象征意义—“洛克菲勒”银行—是不可否认的。
与柯西金会谈
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我几乎每年都访问莫斯科，要么是为了参加达特茅斯会议，要么是为了银行的业务。在那个期间，我的主要政府联系人是苏联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柯西金（Alexei Kosygin）。柯西金参与了1964年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柯西金瘦高的个子，一脸苦相。他是个很能干的管理人员，在管理庞大的苏联经济方面创造了奇迹。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政权斗争中输给了勃列日涅夫，屈居总理的位置—苏联经济的首席运营官。
虽然我与赫鲁晓夫的谈话已经成为我们各自意识形态和信念的相对优势的辩论，但我与柯西金的谈话却总是注重实际、基于生意的。回想起来，那些讨论的内容很有启迪意义，因为谈话涉及了美国与苏联之间潜在的经济关系。
我第一次遇见柯西金，是在1971年的夏天，我刚参加完在基辅的一次达特茅斯会议。自从我与赫鲁晓夫那次令人难忘的会谈之后，那是我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我发现，在那些年里，苏联的首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由于柯西金强调消费品领域的生产，因此街上的汽车多了，布匹和其他商品的供应量也增加了。到处都在进行大型的道路施工，莫斯科的地铁系统令人惊叹—先进、清洁、舒适、便宜。莫斯科本身相对比较干净，没有什么垃圾，嬉皮士和长头发基本看不见。西方的时尚正在产生影响。我注意到，“裙子大约在膝盖以上4英寸，虽然暴露出来的往往留下些让人遐想的空间”！
我是达特茅斯代表团的一分子，到克里姆林宫礼节性拜访柯西金。我们用大部分时间谈论贸易问题。柯西金鼓励我们代表团努力消除阻碍与苏联开展贸易的美国的“障碍”。显然，苏联人渴望扩大商业关系。我们的第二次会面正好是1973年5月大通代表处成立的时候。柯西金对该进展感到很高兴，似乎很乐观地认为，阻碍着扩大美苏贸易的“障碍”现在已经消除。他把重点放在西伯利亚的大型气田勘探方面，并一度挥舞着指示棒，指着墙上地图上的战略储藏位置。“从经济的角度说，”他说，“我们准备继续进行，但是我们不知道美国愿意进行到什么程度。”
到了1974年，柯西金的担忧有了重大变化。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进行的关于技术和经济方面最深入的一次对话。他对欧佩克石油价格上涨及其对美元的影响，以及对欧洲和日本的支付平衡表示深切关注。他希望听听我对这些形势的后果分析。我们讨论了替代性能源资源的相对优势，比如煤炭和核能。
柯西金说，他相信西方各国很难减少他们的能源消耗，有效的解决办法需要数年才能得到实施。总理认为，提高核能的生产将最终把石油的成本压下来。他接着问大通是否愿意帮助为苏联的核工厂的建设提供融资，工厂由美国和苏联共同拥有。我被他的革命性建议震惊了，因为它意味着美国的投资和技术对于苏联人来说多么重要，说明了在多大程度上他们愿意努力获取这两样“宝贝”。虽然他答应要针对这个独特的思路向我提交一个具体建议，但我再也没有从他那里获得这方面的进一步消息。
柯西金在我们会晤结束的时候说，“历史将证明，那些试图阻止美国和苏联之间新关系的人是错的”，而且“苏联领导人对美国领导人有信心，他们在寻找新的途径维持两国之间这种新关系的愿望方面是一致的”。
不可兑换的货币
在与柯西金的头3次会面中，他一直是积极乐观、豪爽开朗，殷切地提出潜在的合作领域和可以探询的合营方式。我们在1975年4月的遭遇让我们背道而驰。在《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刚刚出台，勃列日涅夫严厉谴责美国没有能够赋予苏联最惠国待遇以后，柯西金表现出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敌对态度。他用让人联想起赫鲁晓夫的腔调，大吹特吹苏联经济的优越性，以及他的国家在世界经济事务中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我向他提出了质疑：“如果苏联当真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它就必定是世界贸易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你们怎么可能没有可兑换的货币—全世界各个地方都能接受的货币呢？”事实上，我注意到，卢布在苏维埃阵营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不被接受。我说，我知道要使卢布可以兑换，就会给苏联带来其他问题。“因为你们严格限制人员、物资和货币的流动。你怎么解释这两个事实呢？”
他相当狼狈地看了看我，然后给了一个模糊的、答非所问的回复。显然，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可兑换货币的实际意义。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我正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餐馆吃午饭，这时瑞士国民银行（Swiss National Bank）的行长弗里茨·勒特瓦勒看见了我，便穿过房间走了过来。勒特瓦勒说，在我的拜访之后，柯西金听说他在莫斯科，便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柯西金对我说的话很担忧，他们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谈论可兑换性对苏联的意义。
对于苏联人来说，我提出的问题没有满意的答案。我的问题正中要害：没有一种可以完全兑换的货币，一个国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际经济大国。
尾声
1987年12月，精力充沛、精明能干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来到华盛顿，参加他与罗纳德·里根总统的第三次峰会，与美国签署中程核武器条约。虽然这是与裁军有关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大事，但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同样感兴趣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国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方案。
戈尔巴乔夫打算通过“结构重组”和“开放”，给予真正的法律和政治自由，从而重振苏联社会。在美国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方案的喝彩声中，人们忽略的事实是，他仍然坚决遵从集权型经济的原理。
我和佩吉应邀参加与他的来访相关的官方仪式，包括欢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访问白宫的正式仪式和当天晚上的国宴。戈尔巴乔夫的魅力和随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我见过的苏联其他领导人那种僵硬、冷漠的态度完全不同。
两天以后，我参加了苏联大使馆的正式招待会。尤里·杜比宁大使邀请了美国的一些金融界和商务界领袖与戈尔巴乔夫见面。戈尔巴乔夫侃侃谈起他计划推行的变革，包括与资本主义世界更加自由的贸易和更加广泛的接触。接着，他请大家提问。
戈尔巴乔夫指了指我。我重复了十几年前我向柯西金提出的问题。我告诉他，我很高兴听到苏联经济将开放，但我很怀疑这项政策对于卢布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他的货币在苏联之外不能在满足商务交易方面为人们所接受，他如何能够指望其在国际市场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在另一方面，在不取消对人员和商品跨越国界自由流动方面的限制的情况下，卢布能够成为一种国际货币吗？
戈尔巴乔夫迅速回答：“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不久就会作出重要决定。”他的回答到此为止。
最终，虽然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了在充满活力的全球市场体系里集权型计划经济运作的难度，但他一直没有拿出一个可行的办法来解决苏联面临的固有矛盾。最后，尽管开展了重要的政治改革，戈尔巴乔夫也没有能够支撑住濒临死亡的经济秩序。不到4年时间，他下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