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做人的原则来看，大智若愚体现为以静治动、以暗处明、以柔克刚，是为降格以待的智慧。
愚、拙、屈、讷都给人以消极、低下、委屈、无能的感觉，使人放弃戒惧或者与之竞争的心理，使人轻视和忽略。但愚、拙、屈、讷却是人为营造的迷惑外界的假象，目的是为了要减少外界的压力，或使对方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如果要克敌制胜，那么可以在不受干扰，不被戒惧的条件下，暗中积极准备、以奇制胜，以有备胜无备；如果意图在于获得外界的赏识，愚钝的外表可以降低外界对自己的期待，而实际的表现却又超出外界对自己的期待，这样的智慧表现就能格外出其不意，引人重视。“大智若愚”是在平凡中表现不平凡，在消极中表现积极，在无备中表现有备，在静中观察动，在暗中分析明，因此它比积极、比有备、比动、比明更具优势，更能保护自己。
在中国古代做人的艺术中，“大智若愚”常被演变为一套内容极其丰富的韬光养晦之术。聪明人都深知此道。
那些见过大风大雨的“过来人”对老子的名言“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理解格外深刻，因而每当身处一些有“特殊关系”的微妙场合，或者在面临生命威胁的紧要关头，韬晦者无不恬然淡泊，大智若愚。
商封王荒淫无道、暴虐残忍，一次作长夜之饮，昏醉不知昼夜，问左右之人，“尽不知也”，又问贤人箕子。箕子深知“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普其危矣”，于是亦装作昏醉，“辞以醉而不知”。
隋朝的时候，隋炀帝十分残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朝的许多官员纷纷倒戈，转向农民起义军，因此，隋炀帝的疑心很重，对朝中大臣，尤其是外藩重臣，更是易起疑心。唐国公李渊(即唐太祖)曾多次担任中央和地方官，所到之处，悉心结识当地的英雄豪杰，多方树立恩德，因而声望很高，许多人都来归附。这样，大家都替他担心，怕遭到隋炀帝的猜忌。正在这时，隋炀帝下诏让李渊到他的行宫去晋见。李渊因病未能前往，隋炀帝很不高兴，多少有点猜疑。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是隋炀帝的妃子，隋炀帝向她问起李渊未来朝见的原因，王氏回答说是因为病了，隋炀帝又问道：“会死吗？”
王氏把这消息传给了李渊，李渊更加谨慎起来，他知道迟早为隋炀帝所不容，但过早起事又力量不足，只好隐忍等待。于是，他故意广纳贿赂，败坏自己的名声，整天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而且大肆张扬。隋炀帝听到这些，果然放松了对他的警惕。这样，才有后来的太原起兵和大唐帝国的建立。
假如李渊当初听了隋炀帝的话，不是自毁声誉，低调做人，而是怒火中烧，马上与之理论或采取兵变，很可能会因为准备不足、时机不成熟而失败。
这种低调做人之术在汉以后的所有做人术中发展得最为充分，许多成大事者，在成就大事之前都有韬晦的历史，无不以弱者的姿态做出强者的举动。
“大智若愚”，重在一个“若”字，“若”设计了巨大的假象与骗局，掩饰了真实的野心、权欲、才华、声望、感情。这种甘为愚钝、甘当弱者的低调做人术，实际上是精于算计的渊蔽，它鼓励人们不求争先、不露真相，让自己明明白白过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