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长着一副非常突出而又难看的奔儿头，便被炮子喊作笆篓。大家都说我的头很像笆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没人喜欢我，无论怎样表现都无济于事，得不到胡大仙的承认和认可。我愤愤不平地想：如果论出身的话，还让人觉得情有可原，加入红小兵也讲究脸谱化，甚至于高大全三突出的标准，那就太过分了。
舞台上，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身穿绿军装腰间扎皮带左臂上箍有红袖套，让我羡慕。他们一边挥舞红宝书，一边跳起了忠字舞。梅梅姑姑唱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她一边领舞，一边带头唱歌。她把毛主席像举过头顶，并且不停地用脚板跺着舞台，在尘土飞扬中咬牙切齿地唱什么“就是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好长时间，梅梅姑姑成了我心中的偶像。那跺脚的节奏和频率，越来越快，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满怀了比雷锋还要深厚的阶级仇民族恨。
那跺脚的节奏和频率，完全可以和现如今的新星人类抑或最新人类比美的。其中的爆发力和震撼力，就是我后来去北京三里屯酒吧所看到的摇滚和蹦迪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记得梅梅姑姑贴在校园宣传栏里的演出照片也被人偷走了。是谁偷走的？多年以来，一直是一个悬案。我怀疑是炮子偷走的，但这只是一种猜测而已。与其让他偷走，还不如我去干呢。我就是有这样的想法，也没有胆量去干的。我为此懊悔了好长时间。直到有一天我在北京听到崔健唱《红旗下的蛋》时，那过去的一切仍然是历历在目。
我承认自己曾经是一个革命样板戏的追星族。当年在县城广场上就公演过不少样板戏电影，我天天去看。有的已经看过十几遍了，我连唱词都能背熟了。李玉和、江水英、少剑波、杨子荣、郭建光、白毛女等人物形象，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生活。我从小就是一个小人书迷、影迷、小说迷，后来又成为一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文学爱好者。甚至到了９０年代，我仍以一个革命豪情永不改万里长城永不倒的铁杆文学老青年自居。
早在上小学一年级时，梅梅姑姑作为工农街小学宣传队的队长就发现了我的表演才能。那次宣传队挑演员时，是梅梅姑姑拍板。许多人争先恐后地报名。王红卫和四班的三三都去了。我所在的班是二班。我落落寡灰、心事重重地坐在下边的座位上一动不动。梅梅姑姑挑中了我。为此，她还和胡大仙争执起来。
胡大仙不仅仅是我的班主任，而且还是全校的音乐老师，掌握着宣传队的生杀大权。她坚决不同意我混进宣传队伍。她认为我的长相不符合三突出的标准。梅梅姑姑不知为何选中了我，并且在放学后带我去她家说戏。她是戏中的主角，也是跑前跑后的导演。我觉得胡大仙不懂戏，只会瞎指挥。她坚决要求在政治上把关。
梅梅姑姑在舞台上的白毛女造型要比电影更好看。她和大春的一场戏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如果扮演大春的男生能高大一些，也许就天衣无缝了。他们都是不远东风中学的学生，帮助附近小学搞好革命的宣传工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梅梅姑姑还当了队长。
我对扮演大春的男生充满了妒意。听说，他是班长，县剧团原来女一号铁梅就是他妈妈。梅梅姑姑和胡大仙据理力争。她坚持认为我是一个天生的本色演员的料子。我对她的知遇之恩有些诚惶诚恐。我一心想当大春，但不能够。如果让我去代替高年级的班长来演大春的话，那真是遂了我的心愿。
可是，说句老实话，我演不了这个角色。梅梅姑姑比我大多了，而我还是太小，尤其是个头，与她站在一起就相形见绌了。我觉得自己力不从心。梅梅姑姑让我演的是低年级的戏。内容很简单，我和另一个女角王红卫扮演两个警惕性很高的红小兵。开头，我和王红卫上场了。戏的要求是两人肩并肩手拉手扛了红缨枪，布景是一片广阔的田野。
我和王红卫就这样上场了。春天来到了。我们唱着革命歌曲。我虽然有点不自在，但还是激动极了。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和女生拉过一次手。王红卫长得很漂亮，并且一点也不像我这样怯场，她大大方方主动把手递给了我。我多多少少有些受宠若惊。
随后上场的是炮子。他扮演一个穷凶极恶的老地主，类似电影《战洪图》里那个家伙，叫嚣着：下（雨）吧，下上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兴呢！炮子破坏农业学大寨，被我和王红卫的两杆红缨枪戳在了他的屁股上。这真是大快人心，结局是，红小兵押了举起双手的老地主下场。在雄壮的音乐声中，不可一世的炮子显得狼狈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