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这是自己多少次梦遗了。
这一生活的细节，完全可以追溯到我那不谙世事的尿炕时代。我小时候睡得是炕，不是床。我更多地感到了一种惊慌失措。这大概源于我早年的尿炕经验。我害怕大人的打，因而内心中有一种深深的阴影使我总是看着他们的眼色行事。母亲的奶不是对我敞开供应，尤其是晚上她怕我吃饱了尿炕。我吸吮她的奶头便总有一种犯罪感。后来，奶奶给我订了羊奶。一次，奶奶抱了我去看戏，饥不择食的我竟然还有幸吃了一次县里剧团女一号的奶。
我长大之后一点也不记得这件事了。奶奶告诉我时，我还不大相信。
我怎么会吃别人的奶？我宁可吃羊奶也不会吃别人的奶，你不是说我吃羊奶长大的吗？
奶奶便笑，还说，人家可是经常提起这事来呢。芽（你）不信？人家可是有名有姓啊，叫什么铁梅来着，对对对，是《红灯记》的那个铁梅。后来，剧团解散了。她调到榆次去，临走时，还把我抱在怀里亲了亲，说，让这娘们俩怎地分开呀。那时，铁梅刚刚生下不到两个月的孩子夭折了，心情很不好。她的奶水充足，在分手之际又让我饱饱地吃了一顿。她的泪水滴到我的嘴里，有一种苦涩的味道。我吃饱喝足之后，仍不甘心，一点也不松口。我一边拼命吸吮奶水，一边腾出手来去霸占另一只乳房。这还不算，我又恩将仇报，给她撒了一身尿。
我在北京总是面对电话本上的一个个人名和号码发呆。
我不想给宋歌打电话。我承认自己有些不对劲，老是把过去和现在搅和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城市与我似乎没什么关系。那些人名和号码各自为政。它们之间似乎还充满了矛盾。每一个号码和数字里都隐藏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我和它们之间曾经有过联系。我难得有一个好心情。有时，我会出于无聊之极，便占卜一般，随便拨一个号码。无论对方是谁，我拨通之后会突然改变主意，竟然不知所措，一下子就挂断了。如此反复，像中了邪一般。它们和我处于同一状态，关系密切与否，其实已经无关紧要。我正在面对着严酷的现实，但无法改变它。我无法改变自己内心深处枯井一般的空洞，以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痛苦和麻木。我在过去和现实中自由自在地来回穿梭。当你挣脱了时间的绳索之后，也许会在未来的时空里飞翔。
我第一次梦遗还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或许更早一些。
我以为我在尿床。那时，我家已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虽然还是一个县城，但却是一个地区行政公署的所在地，并且在９０年代末期又改为县级市。这次搬家是我童年生活的一个转折点。我家已经由原来的旧窑洞换成了崭新的小平房，睡炕的习惯也入乡随俗地换成了床。
在我出生的那个老县城里当时还没有自来水，那时奶奶只能带着我和弟弟天天去西门外抬水。奶奶在后面，我和弟弟在前面。抬一桶水，人要在路上歇几歇。我和弟弟轮换着抬水，而奶奶始终坚持到最后。我把抬水的棍子放在肩上，而奶奶为了把持平衡，只有把棍子放在手掌上，显得很吃力的样子。奶奶还把水桶往她那边拉了拉，怕我们抬不动。的确是这样，弟弟比我的身体稍微好一些，但也显得踉踉跄跄。我就更不用说了，身子立不住，两腿直打晃，虚汗直冒。结果是一桶水能溢出来半桶，可以说是洒了一路。路上会经过一家木业社，里面充满了电锯的声音。抬完水，奶奶和我去木业社拾一些刨花和干柴。通常会遇上一些好人，但也有运气不好的时候。
不让芽（你）儿担水，怎么娘娘（奶奶）孙子来抬呢？每次抬水时总会有人这样问奶奶。
记得父母刚刚由临县调到了离石，奶奶逢人便会说：抿（我）儿的工作到了外头了。那边分了地方，就往离石搬呀。离石就是地区所在地。人们都说，我的爷爷虽然当过县长，但人在情在，人一走茶就凉。我家住的虽然是两孔破窑洞，但也属于公房，被房管的麻所长撵了好几次。
芽（你）甚时回老家呀？老家还有些甚人了？
麻所长的投石问路，被奶奶识破。奶奶一句就给顶了回去：这辈子也不搬了！
抬水的活并不好受，尤其对于我来说相当于理发了。木业社拾捡柴火都能遭到别人的非难。奶奶会说拦我们的那人一定当过国民党的警备队。一次，剧团的铁梅给奶奶送来了一张戏票。奶奶带我和弟弟去人民大礼堂看，被把门的一个老公安拦住了，说是一张票不能进去三个人。不管大人小孩都得要票。后来，奶奶和老公安吵起来。
直到多年之后，奶奶在悲愤的情况下说的一句话仍在我的心头萦绕：
这是人民的大礼堂，不是芽（你）一个人的大礼堂！芽有本事就在这里站上一黑夜吧！
说完，奶奶不甘心，又带我们在院门的圪旦上听了一晚上戏。我家和大礼堂是邻居。后来，我和院里的孩子们常常跳墙进去看戏看电影。关于理发的事，到现在仍然是记忆犹新。去理发店里还好一些，奶奶给我用剃头刀剃就更是如此。我宁肯让理发店里长得像杀猪师傅的家伙用推子推，也不愿意奶奶在家里给我用剃头刀剃。奶奶说为了省钱，给我买小人书。我就忍受着疼痛。那剃头刀锈迹斑斑，我不停地喊疼，奶奶便在水瓮沿上霍霍磨几下继续剃。我的头发留得很像放羊娃王二小或小兵张嘎。我一直以为省钱的意思是，有人会另外给奶奶钱。我忍受了剃头刀的疼痛之后，会理直气壮地和她要钱去买小人书。
我吃过县剧团女一号铁梅的奶，因而长大后竟然也喜欢上了唱唱跳跳。父亲当年唱得歌也不错，每次在电影院看电影会听到喇叭里唱歌，尤其是开演前唱《歌唱祖国》，我和弟弟便以为是父亲在里面唱呢。父亲唱的是男高音。弟弟和我说：是爸爸在里头唱呢。我甚至还向别的孩子炫耀：我爸爸还在喇叭里唱过歌！别的孩子当然不信。我回了家就去证实这件事，父亲不在，奶奶也不能肯定。我就巴望着父亲回家。
我对唱歌的爱好毕竟是业余的。这一点，我和父亲一样。他调到地区差点去了文工团。爷爷的老战友当了地区领导，父亲还是干了老本行。父亲从基层干起，一直成了公司的经理。他从外地回家来总要带一些好吃的东西，那时家里就像过节一样。我记得父亲每次回来就带一大包“糖棒棒”。大家围成一圈，兴高采烈地吃着“糖棒棒”。尤其是我和弟弟，吃得津津有味。
好吃吗？父亲故意问弟弟。
好吃。
还想吃吗？
想！
哪儿想？
弟弟想了想，说：嘴上想。
大声点。
嘴上想——！比面包还要好吃啊！
父亲会割一点熟肉下酒，再先让我和弟弟尝一点。在一阵酒香中，父亲喝一口酒，然后乘兴唱起了《沙家滨》：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而我和弟弟对唱歌一下子失去了兴趣，感觉到县里的面包比不上地区的“糖棒棒”。除了这一点，父亲还说，将来那里分下的新房子门前还会有神奇的自来水。我说，是不是以后不用到西门外抬水了？他反问我：这还用问吗？生活似乎就在那时侯开始好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