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在那烂陀寺历时5年，备受优遇，并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精通50部经书的10名高僧之一）。他前后听戒贤讲《瑜伽师地论》《顺正理论》及《显扬圣教论》《对法论》《集量论》《中论》《百论》以及因明、声明等学，同时又兼学各种婆罗门书。
贞观十年，玄奘离开那烂陀寺，先后到伊烂钵伐多国（今印度北部蒙吉尔）、萨罗国、安达罗国、驮那羯碟迦国（今印度东海岸克里希纳河口处）、达罗毗荼国（今印度马德拉斯市以南地区）、狼揭罗国（今印度河西莫克兰东部一带）、钵伐多国（约今克什米尔的查谟），访师参学。他在钵伐多国停留两年，悉心研习《正量部根本阿毗达摩论》及《摄正法论》《成实论》等，然后重返那烂陀寺。不久，又到低罗择迦寺向般若跋陀罗探讨说一切有疗三藏及因明、声明等学，又到杖林山访胜军研习唯识抉择、意义理、成无畏、无住涅槃、十二因缘、庄严经等论，切磋质疑，两年后仍返回那烂陀寺。
此时，戒贤嘱玄奘为那烂陀寺僧众开讲《摄论》《唯识抉择论》。适逢中观清辨（婆毗呔伽）一系大师师子光也在那里讲《中论》《百论》，反对法相唯识之说。于是玄奘著《会宗论》3000颂（已逸），以调和大乘中观、瑜伽两派的学说，并且参与了与正量部学者般若多的辩论，又著《制恶见论》1600颂（已逸）。同时，玄奘还应东印迦摩缕波国（今印度阿萨姆地区）国王鸠摩罗的邀请讲经说法，并著《三身论》（已逸）。
接着，玄奘与戒日王会晤，并得到优渥礼遇。戒日王决定以玄奘为论主，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有五印18个国王、3000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外道2000人参加。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但无一人能难得倒他，一时名震五印，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戒日王又坚请玄奘参加5年一度、历时75天的无遮大会，会后归国。
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玄奘返抵长安。史载当时“道俗奔迎，倾都罢市”。不久，唐太宗接见并劝其还俗出仕，玄奘婉言辞谢。尔后他留在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所需，并召各地名僧20余人助译，分任证义、缀文、正字、证梵等职，组成了完备的译场。同年五月，玄奘创译《大菩萨藏经》20卷，九月完成。
贞观二十年正月，玄奘译出无著《显扬圣教论》20卷，并口述由辩机笔述完成《大唐西域记》。同年尚译出《解深密经》《因明入正理论》，推进了因明在中国的发展，又奉敕将《老子》《大乘起信论》译作梵文，传于印度。二十二年五月，译出《瑜伽师地论》100卷，并请太宗作经序。十月，玄奘译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不久，大慈恩寺落成，玄奘遂奉敕入住任上座，并悉心从事翻译佛经。永徽三年（652年），玄奘奏请建塔以安置经像，经高宗敕许，乃于大慈恩寺西院营建雁塔。他“亲负篑畚，担运砖石，首尾二周（年），功业始毕”。
显庆三年（658年），玄奘移居西明寺，因为经常为琐事所扰，只好迁居玉华宫（现在陕西铜川焦坪煤矿），致力译经。显庆五年，始译《大般若经》。此经梵本计20万颂，卷帙浩繁，连手下僧侣都觉得实在是太多了，只好请他删减一部分。玄奘颇为谨严，不删一字。至龙朔三年（663年），他才终于译完这部多达600卷的巨著。此后，玄奘深感身心日衰，及至麟德元年（664年），译出《咒五首》1卷后，遂成绝笔，同年二月逝世。据载，玄奘前后共译经论75部，总计1335卷。所译之经，后人均称为新译。
对于玄奘这种能够走出国门，并且将国外的优秀经典带回国内的高僧，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并且这种“勇敢并且直接地学习国外”的精神，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往往并不局限于宗教领域，这正好直观地反映了当时唐人那种能够谦虚学习的心态。
而正是这样的心态，才让唐朝真正成为在世界历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伟大帝国。
走出去，鉴真东渡传法
唐武后垂拱四年（688年），鉴真出生于扬州，俗姓淳于。唐代扬州佛教盛行，云集着中外僧人，佛寺多达三四十所。鉴真的家庭充满着浓厚的佛教气氛，他父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居士，经常到大云寺参禅拜佛，并随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
在家庭的影响下，幼年的鉴真也对佛教产生浓厚兴趣。14岁时，有一次他随父亲到大云寺拜佛，为佛像庄重、慈祥的造型所感动，随即向父亲提出要求出家为僧。父亲见他心诚志坚，在征得智满禅师的同意后，他在大云寺出了家，成为沙弥。从此，鉴真成了他的法名。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鉴真在大云寺从道岸律师受戒。道岸是高僧文纲的弟子，也是一位著名僧人。经过两年的刻苦学习后，他随道岸禅师来到佛教最盛的洛阳、长安游学。20岁时，在长安名刹实际寺从高僧恒景，顺利地通过了具足戒。文纲、道岸、恒景都是律宗的传人，鉴真在名师的影响下，对戒律的研究精熟，并开始讲佛布道。
律宗出现在唐初，与佛教的其他宗派如天台、法相、华严、密、禅等同为著名的佛教派别。律宗是以戒律为立宗原则，重视从内心巩固和发展“止恶兴善”的作用，内部又分为南山、相部、东塔等派别。鉴真的研究以南山律宗为主。他以青年人特有的热情，巡游佛迹，苦读《四分律行事钞》《四分律疏》等经典，并先后从西京禅定寺义威，西明寺远智，东京授记寺金修，慧策，西京观音寺大亮听讲《律钞》等。由于他聪明好学，矢志不移，很快成为继文纲、道岸、恒景之后律宗的后起之秀。
在西京学习时，鉴真不仅融合佛教各家如法相、天台等宗所长，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而且对其他方面的知识也广泛涉猎和研究。佛教并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如五明之学（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即涉及语言文字、工艺技术、医药、思辨逻辑和佛教各宗等学问。鉴真在钻研佛学的同时，对建筑、医药等也有很高的造诣，成为后来到日本传播建筑、雕塑、医药、艺术等的基础。
开元元年（713年），25岁的鉴真回到扬州，为大明寺（今法净寺）的大师。他从事佛事活动，由于学识和道德高尚，声名与日俱增。开元二十一年（733年），道岸的另一弟子义威圆寂后，鉴真是这一地区的佛教“宗首”。时人誉其“江淮之间，独为化主”。他不仅讲佛写经、剃度僧尼、修寺造佛，而且还从事救济贫病、教养三宝等活动。当鉴真45岁时，由他传戒的门徒达4万多人，成为江北淮南地区“独秀无伦，道俗归心”的著名高僧。
佛教自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开始在上层统治者中间流传。大化革新中，日本仿照唐朝推行租庸调制。由于两国国情不同，租庸调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人民为躲避沉重的剥削和逃避兵役，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寄托，不是“逃亡他所”，就是“寂居寺家”。当时出家为僧基本没有什么限制，最高的是受三净聚戒（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受戒不必三师七证，只要有一戒师即可；就是没有戒师，只要自己认为条件成熟，也可自誓受戒，所以当时日本僧人差不多都是“自度”、“私度”为僧的。
大化革新后，虽然中央集权得到加强，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并未停止。奈良天平时期，社会矛盾仍然尖锐，为了“规避课役”而入寺的农民，往往“动以千计”，这是因为一进佛门就不必再负担政府赋税。政府一方面要利用僧籍地主打击世俗豪强地主的势力，即通过佛教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一方面又考虑寺院势力的过分增长，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威胁，因而又力图控制佛教的发展，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怎样才能达到既利用佛教，又控制佛教的目的呢？遣唐使学问僧在唐朝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学习唐朝通过佛教内部控制佛教的办法，即实行受戒制度，由著名佛师主持仪式，通过考试确定受戒资格的办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元兴寺隆尊针对日本缺少名僧不能主持受戒仪式的情况，提出了向唐朝聘请戒师的建议，得到了掌握实权的舍人亲王的支持。日本天平四年，即唐开元二十年（732年），日本政府准备任命遣唐使时，隆尊和尚向政府推荐了有“跨海学唐朝之志”的青年和尚荣睿、普照。政府同意他们随遣唐大使多次比广成代表日本使唐聘请名僧赴日讲佛授戒。
开元二十一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到中国，在长安的10年学习期间，他们一直物色合适的名僧。中国僧人道璇曾应召前往日本，但限于他的能力和威望，日本尚不能满意，两人继续了解名僧动向。天宝元年（742年）十月，荣睿、普照准备回国，中国僧人道航、澄观、德清及高丽在唐朝的僧人如海与其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