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贸易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既有外国人来中国经商，也有中国商人主动走出国门。如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在全世界基本处于有多少卖多少的地步，入超入得每天就数钱玩了。丝绸之路说起来无比的长，但也总有个尽头，只要在中原内地进一批东西，然后走一遍丝绸之路，再从西方带来一些香料等产品，一来一回的利润足够一个商人躺着吃一辈子。这样的利润率，哪怕是往地狱里闯，都有无数人愿意带头冲锋，更何况只是一条走熟的远路。
事实上直到清朝末期，中国在世界上的贸易还是长期处于入超的地位——从经济学上来说，入超并不是对外贸易最好的局面，但国家贵金属货币的不断增多对于维护自身的统治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清朝时期如此，在唐朝就更加没有必要去关闭自己的国门以求在经济上保持独立，毕竟赚钱的事情谁都想去干也愿意去干。更何况从国外进口来的毛皮、香料等属于奢侈品，受到无数人的追捧。
看，影响国家政策最终走向封闭化的一些因素，在唐朝时候基本都是不成立的。这就从政策的根本上规避了滑向锁国的深渊。至于民间的风气之开放更是一时无两，家里蓄养几个外国奴隶，没事的时候去胡人开的酒馆喝点小酒，然后再去看胡姬跳舞并打赏，这已经成为唐朝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因此，禁海作为闭关锁国的一项重要政策，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去实行甚至是考虑了。
中华民族对海洋的认识是不断变化的。茫茫的大海让所有人心存敬畏，同时又因为在陆地上已经拥有了无比广阔的空间，那么投入到海上的心思自然而然会变得少一些。从刚开始的时候以海洋为天险，到后来以海洋为坦途，最终却发展为视海洋为妖魔鬼怪，这不得不说令人痛心。
而唐朝时，中国人正努力地投入海洋事业，并将其作为聚宝盆。大唐的海上贸易逐渐开始兴盛起来——这种兴盛发展到宋朝成为中国古代海上贸易史的巅峰。跟东亚许多国家的交流与贸易，在当时都离不开大海。虽然因为航海技术的原因，当时的船吨位并不大，速度也不快，同时去海上闯生活是比走丝绸之路更加危险的差事。著名的鉴真东渡一连试了6次才成功，去的还是与我们一水之隔的日本，这充分说明了当时航海的危险性。但这些并不能阻止唐朝人走向大海的欲望。因为海洋让他们头一次认识到了天地的广阔，还有一块他们从来没有重视过的地方等待着征服。
偏偏那时候既没有倭寇入侵，也不会有外国的坚船利炮架在中国的港口，所以唐朝不仅不会禁海，反而会全身心地投入到海洋开发当中。
正因为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文化上、经济上、国家实力上、民众心态上，所以在唐朝，从上到下都不可能有封关禁海、自己玩的那种想法。就算对外战争失利，大不了自己积攒实力下次再打回来就是了，躲在家里不出门又能起什么作用呢？明清开始逐渐盛行起来的闭关主义，在唐朝根本没有市场，也不会被人们所接受。
开疆拓土，世无边患
自秦、汉时起，中国基本上是统一富强的大国。境外邻国，特别是北方的行国（游牧人的国家称行国），即使强盛一时也都远远不是中国的敌手。在割据分裂时期，如果割据国内部统一，像三国时魏国那样，对境外强敌依然还有足够的抵抗力。
原因很明显，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比四邻任何国家都高得多，并且汉族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民族，只要统治集团不是极端腐朽，不是朋党互斗，就能凭借民众的力量，防御外国的侵入。行国各方面都落后，但有一个有利的条件，那就是迁徙无常，伺机攻略，在军事上常处于主动的地位，遇到中国统治集团腐朽和分裂，便乘虚深入，甚至占领土地，建立国家。按照“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征服了的民族底较高的文明所征服”的规律，经历一定的时间，征服者往往全部或局部与汉族融合成一体。在融合过程中，由于各族统治阶级的暴虐，又必然发生不同形式的斗争（包括战争），各族民众因而都遭受到苦难。
整个封建时代的中国历史，中国与境外诸国主要是北方行国的关系，大体上就是这样反复地表现着。归根说来，国与国间斗争的胜败，取决于下列3种情形：
（一）政治上中国统一，外国也统一，一般是中外相持，小有胜败；
（二）中国统一，外国分裂，一般是中国战胜外国；
（三）中国分裂（国土分裂和统治阶级内部分裂）或农民起义还没有形成新的统一，外国统一，一般是外国战胜中国。
自然，造成胜败的局面，还有许多原因，诸如国势有盛衰，政治有明暗，兵力有强弱，谋略有成败，这些都足以影响中外势力的消长，但政治上统一，却是取胜的根本因素。
唐前期，政治上是统一的，对外关系的空前发展，根源就在这里。唐太宗采用魏征“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致力于内政的改善。当时黄河流域人口稀少，国力远不及隋朝，可是，长江流域的财赋，有力地支援了黄河流域，使得黄河流域能够调动一部分人力，来保卫边境的安全。唐太宗对外取得大胜利，到了唐玄宗时，对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自安史之乱，中国内部分裂，唐前期取得的胜利，基本上消失了。
中国最强大的敌国，一向是北方边境上的行国。这些行国，总是征服西域诸国，阻塞中国与西方交通的道路。行国以游牧掳掠为业，中国富饶，是掳掠的最好对象。因此，行国疆域尽管扩大到遥远的西方，它的最高统治者（单于、可汗），一定要统率本部主力军居住在中国的北境外，借以满足掳掠财物以至侵入中国的愿望，不遭受严重打击，决不肯西迁。行国包围中国的北方和西北方，既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又断绝中国与西方诸国经济、文化在陆路上的交流，这对中国和西方诸国都是有害的。中国击败北方行国，援助西方诸国脱离行国的统治，这样的战争，对中国和西方诸国都是有益的。
唐前期的对外关系，比两汉有更大的发展。唐取得巨大成就，首先由于战胜强大的突厥国，从而中西交通畅达无阻，中国和四邻诸国都得到益处。唐前期与四邻诸国大抵有4种关系：一是反对侵略，例如灭突厥国；二是进行侵略，例如攻高句丽；三是保护弱国，例如在西域等地设都护府；四是单纯的经济、文化交流，例如对天竺、日本、大食等国。不论属于哪一种关系的诸国，都有或多或少的人流入中国，从事各种职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有很多的活动。
东突厥——隋文帝封突厥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启民统率东突厥部众，为隋守卫北方边境。公元609年，启民死，子始毕可汗立。这时候，隋炀帝正在掀起大乱，割据势力纷纷出现，农民起义还没有形成统一全国的力量，中国陷于分裂状态。
始毕利用这个形势，招收大量中国的避难人，征服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作属地，拥有近百万的部众。割据者如薛举、刘武周、梁师都、王世充之流，都向始毕称臣献媚，请求援助，始毕给他们一些支持，助长割据势力。隋炀帝曾企图用小计谋分裂突厥，结果都被始毕识破，归于失败。隋文帝时，中国因统一而强，突厥因分裂而弱，现在恰恰倒过来，突厥成为操纵诸割据者、制造战乱的强敌。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朝统一。公元629年，唐太宗任命李靖、李勣、柴绍、李道宗、卫孝节、薛万彻各为行军总管，分6路出击，兵力共10余万人，统受李靖指挥。突利可汗入朝，颉利日益孤立。公元630年，唐军大破突厥军，捕获颉利可汗。东突厥残部有些投薛延陀，有些逃往西域，降唐及被俘男女多至数十万人。
公元639年，唐太宗封李思摩（阿史那思摩，赐姓李）为可汗，李思摩率突厥人10余万出边塞，居大河北面故定襄城，与薛延陀隔大漠立国。薛延陀强盛，突厥必须依附唐朝才能自保，因此，唐北边数十年无大战事。
武则天时，酋长骨咄禄自立为可汗。骨咄禄死后，默啜为可汗，突厥成为统一东西两部、西境到里海东岸的大国。默啜经常深入中国内地，掳掠人畜财物。
唐玄宗开元初年，突厥内乱，默啜被属部拔野古人杀死。此后，突厥内乱相继不绝。公元744年，唐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击破突厥军。公元745年，回纥又击杀突厥最后的可汗白眉可汗，突厥余众降唐，东突厥亡。
铁勒（敕勒）诸部——薛延陀是铁勒诸部中最强的一部，部众有7万帐，风俗大抵与突厥相同。唐太宗封薛延陀酋长夷男为可汗。夷男役属铁勒诸部及靺鞨、霫等部，成漠北大国，有兵20万。公元641年，夷男出兵到漠南击李思摩的突厥国，唐大将李勣等大破薛延陀军。夷男死后，国内发生战乱。公元646年，唐太宗灭薛延陀。铁勒诸部酋长请求内附。
公元647年，在回纥等部置6个都督府7个州，以各部酋长为都督或刺史。置燕然都护府于西受降城（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东南的古单于台，统率6府7州。诸酋长奏请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条驿路，称为参天可汗道，分置68驿，备马和酒肉供使人往来；各部每年贡貂皮作为赋税。唐太宗允许各部的请求，唐势力达到漠北广大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