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政治家帕金斯30岁那年就任芝加哥大学的校长，有人怀疑他那么年轻是不是能胜任大学校长的职位，他知道后只说了一句：“一个30岁的人所知道的是那么少，需要依赖他的助手兼代理校长的地方是那么多。”就这短短一句话，那些原来怀疑他的人一下子就放心了。像这样的谋略一般人是不愿采用的。人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往往喜欢尽量表现出自己比别人强，或努力证明自己是有特别才干的人，然而一个真正有能力的领袖是不会自吹自擂的，所谓“自谦则人必服，自夸则人必疑”就是这个道理。
许多时候，烦恼与痛苦是从求全责备开始的。许多时候，迷乱与困惑是源于化简为繁。许多时候，慌张与不平是因为虚荣心。
一位朋友因为工作需要，去拜访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老先生在侃侃而谈中说了一句：“如果我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老先生的表情分不清是狡黠还是坦白，不过那是好智慧的一句话。那话使我们有一种幡然醒悟的感觉，仿佛晴空霹雳，照亮了过往生活中的捉襟见肘。
皓首穷经、著作等身的老学者如孩童一般纯洁无忌，或许正是因为他深知学识的无限与追求的无涯。这样说出来的一句话，不是泄气、推诿、搪塞，而是“知白守黑”般的通达与智慧，是“大音希声”。许多天里，一直揣摩着老先生的这句话，其意越想越妙。最实在的就最空灵。“如果我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仔细品味咀嚼，这样的一句大白话竟有着诗意！——它首先肯定了我们所知道的。它透示出你知道的还不少，它其实蕴藏相当的自信与气势。
现代人是越来越会包装自己了。现代社会更像一个舞台，“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人们忙不迭地展示自己的所长所好，忙不迭地传递别处听来的或许并不可靠的信息。谦虚不再是美德，连率直也被斥之为露拙。肯定我们不知道的，并不能否定我们所知道的。当我们说不知道时，竟什么也没有失去，在这样一句话里，我们其实是获得更大的余地的。在一片夸夸其谈的噪声中，我们会对那个“承认不知道”的人陡生好感。只有那个人，是冷静明智，深知自己的所去所从。
“如果我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当我们把这句话付之于实际时，竟感觉出一丝骄傲的意味。终于体会出当时从老学者脸上看来的那一种坦白与狡黠莫辨的复杂。说不知道并不等于那在知识上是一个完全的空白，那是“功夫”未臻圆满的谨慎，是有底气的谦辞，是对能够说出“知道”的内在激励。“不知道”永远不是一个目的，一片停滞地。说不知道正是为了消灭“不知道”，改变“不知道”，努力去把握“知道”——这是一种怎样踏实、恒定而优美的人生啊！优美来自于心的独立与宁静。
“如果我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一个人这样表白时，一定会是微笑而语的。一个人这样微笑的时候，连他自己也会感觉出一种宁静的美好。
一位世界一流的小提琴演奏家在为人指导演奏时，从来不说话，每当学生拉完一曲，他总是要把这一曲再拉一遍，让学生从倾听中得到教诲。“琴声是最好的教育。”他如是说。
一次，他收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新生，在拜师礼上，学生为他演奏了一首短曲。这个学生很有天赋，把这首短曲演奏得出神入化，天衣无缝。学生演奏完毕，他照例拿着琴走上台。但是这一次，他把琴放在肩上，却久久没有奏响。他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把琴从肩上又拿了下来，深深地叹了口气，走下了台。众人惊慌失措，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演奏大师微笑着说：“你们知道吗？他拉得太好。我没有资格指导他。最起码在刚才的一曲上，我的琴声对他只能是一种误导。”
全场静默片刻，然后炸响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掌声蕴藏着三个含义：一是为学生的精湛琴艺；二是为老师对学生真诚的赞美和尊重；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盛名之下的演奏家并没有担心在大庭广众之下褒扬学生的高超会无形中降低自己的威信，他在拥有一流琴艺和一流名师的同时，他依然拥有磊落的胸怀和可贵的谦逊。仅此一点，足以称之为大师。
黄雀一定是最后的赢家吗？
立身处世如果不能站得高望得远，就好比灰尘之中掸衣服上的灰，泥水中洗脚，哪能出人头地？做一名成功者呢？处理人间事物如果不多留一些余地，就好比飞蛾扑火，公羊角去顶撞篱笆，又怎么能使自己的身心摆脱困境感到安乐愉快呢？这也就是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聪明人做事，富有就想到不足的时候，平稳就想到艰险的时候，安全就想到危难的时候，周详慎重采取预防措施，还恐怕有祸及身。这样，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陷入困境了。
另一方面，遇事在注意其利益的同时，也不可忽视与之相伴相生的害处。要兼顾利害得失。思考问题，作出决策，也应常常更换视点和角度，方能做出正确的推理判断。多方位地思考，是一种最好的思维方式。
古贤者庄子的一段经历，可以借鉴。一日，他狩猎见一奇鸟，飞过头顶，停在不远的栗树上。
“真是一只奇怪的鸟呀！有那么宽大的翅膀却不飞，有那么大的眼睛却看不见猎人！”
庄子进入栗林，举箭瞄准那鸟时，发现它正专心地捕捉树上的螳螂；而那螳螂又在专注于树枝下吱吱叫着的蝉。庄子看到这种情形，不禁怵然。
“到底是猎捕别人，还是被人猎捕呢？只顾眼前利益而盲目行动，实在太危险啊！”
于是，庄子舍弃大鸟，跑出栗林。可就在这时，从他身后跑来守林人，硬说他是来偷栗子的，被人羞辱了一通。
其实，《韩诗外传》中也有类似的故事。
楚庄王欲动员大军攻打晋国，并武断地决定：“此事我已决定了，敢再谏者死！”
此时，孙叔敖挺身而出，冒死劝道：“我院里有一榆林，前天，我在林中偶见一个蝉，正欲去饮露水。这时其身后却有一只螳螂，正作捕食之势。然而，螳螂也没有发现一只黄雀早已瞄上了它。同时，树下一孩童却正张着弹弓向黄雀瞄准。而那孩童忽略了脚边的一个大洞。他们都只为眼前的利益所惑而不顾身后的危险呀！现在晋国未衰，而大王欲讨之，情形不也是一样吗？”
听了这段话，楚庄王终于收回了成命。
总之，当人被某事物所虏时，往往会不顾利害得失而匆匆行动，受挫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遇事一定要走出固定的思维模式，作全方位地思考，这样才能获取更多的成功。
做官与作文是一回事吗？
俗语说：“文如其人。”真是这样吗？
要想在社会上立足，首先要想清楚自己是想当个写书论著的文人，还是想从政做官，因为这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情。如果把两者相混淆，那么到头来是官也做不好，文也做不成。
清人曾国藩认为：“作文与做官并不是一回事。作文以见深识闳为佳，立论即使尖刻、偏颇点亦无妨，因为不至于伤害到某一个人，也不去指望它立即收到实效，只要自圆其说，便是理论。做官则不同，世事纷繁，人心不一，官场复杂，尤为微妙，识见固然要闳深，行事更需要委婉，曲曲折折，迂回而进，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万不可逞才使气，只求一时痛快。历来有文坛上之泰山北斗，官场上却毫无建树，甚至一败涂地者，盖因不识此中差别耳！”
好一番宏论，既道出了作文的要义，又说出了官场的复杂。
曾国藩为什么有如此深刻的感触呢？这与他一生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本来，曾国藩自幼习文，有些才华，他也以此引以为自豪，无论在家乡还是在京城，交的都是些文友。每日里朋友相聚，把酒吟诗，品味佳文，那是多么惬意的生活啊。可是，历史把他推到战争的旋涡之中，推到带兵的位置上，这时他对驰驱戎马的生涯厌烦至极，但深感官场险恶，不得不打起精神，仔细应付。等到他再回到文职衙行，有时间闲游山河寺宇之际，他已经无力再把这些比以往更深刻的宏论卓识记录下来，撰写成著作，倒是靠有心的幕僚在与之交谈后，就把他的话记录在自己的日记里，才使得箴言传世。
那么，究竟是文人活得潇洒，还是做官之人活得潇洒呢？答案不言而喻。不说生计操劳这些琐事，单是能不能直抒胸臆这件事情，就可以做出判断。难怪有人说：“做官不自在，自在不做官。”也难怪还有许多做了官的人去附庸风雅或对文人多几份敬重呢。
可见，过去我们那种做官如作文的观点有点过时了。
好人一定是个好官吗？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以一个人如果执政做官，不善用人，虽然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到头来，也可能只落个人仰马翻而收效甚微。对此，我们又只能评价为：他可以做一个好人，但绝不是一个好官。
人们尊重你，是因为你值得人同情，而不值得人钦佩，如此而已。假如身为一国之主，更应知人善任用其长。
雍正皇帝在用人的问题上，还是比较开明，以“贤才”为标准，绝不“唯亲”。
清立国之初，诸王公立下了汗马功劳，顺治帝给予他们的奖励也非常丰厚，下五旗的人员都划为王府的僚属。承平日久，诸王公骄横傲慢的习气却丝毫没有改变，往往对于下属非常残暴刻薄。两广总督杨琳，是敦郡王的臣属。有一次，不知是什么事得罪了敦郡王。敦郡王即派一名宦官至广州，在杨琳的总督府四处搜索，弄得这位总督无脸见人。
雍正十分痛恨这种为非作歹的行为。他即位之后，就下令宗藩不得与外吏发生联系，除每年按例明见外，外吏一般不得私自到诸王府邸拜谒；雍正又撤除了诸王所属的值宿护军。这样，诸王公再也不敢乱动，变得奉公守法了。
雍正虽然对诸王如此严厉，对大臣却十分友善。而且，他在任用大臣时，有自己独特的视角。
雍正重用鄂文端就是一例。鄂文端担任内务府的郎官时，雍正还是作为皇子的身份住在藩邸。有一次，雍正有事召见鄂文端，却遭到了鄂文端的拒绝，并且说：“作为皇子应注意自己的德行，怎么能同外臣相来往呢？”雍正对他的这番话感触很深，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后来雍正即位后，马上就召见鄂文端。关心鄂文端的人很为他担心，怕雍正会给他小鞋穿。谁知雍正见面后却告诉他：“从前你以一个郎官的微职，而敢于拒绝皇子的请求，守法不可谓不严谨。若为大臣必忠于皇帝，给你个江苏政使吧！”十年之后，鄂文端又升为宰相，足见雍正对他的器重。
雍正知道，大臣们的薪水很微薄，不足以应付开支。所以设立了“养廉银”一项，并且每逢节日，都给臣下许多奖赏。当鄂文端召入之时，雍正特地命令海望司空为鄂文端在大市街北建造府第，所有的用具器物全给他准备好。张文和曾生了小病，等到痊愈，雍正告诉左右说：“我的股肱不舒服，好几天才痊愈。”一听说皇上有小恙，大家赶忙来问安，雍正大笑指着张文和说：“这不就是我的股肱吗？”
中丞陈时夏祖籍云南，雍正考虑他的母亲年纪大，就让云贵有司派人将其母送到京城的住所。岳钟琪镇守边关，手握重兵，位高震主。有人诽谤说：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况宋与金是宿敌，应该防他一着。雍正将此人的奏章用纸函装着交给岳钟琪，后来岳钟琪出征西域，雍正又派自己的儿子亲自送他到玉门关。所以当时将相无不为他卖命。
模仿者最易成功吗？
今天的社会作为名人是大有便宜可占，而那些模仿名人的人也特别容易获得成功的机会。比如前有裘盛戎后就会小裘盛戎、先有白玉霜，后有小白玉霜。这在艺术上来看是值得提倡的。但如果光有模仿，而不去创新，恐怕即使成功了、出名了，也还是要跌跟头的。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凡是没有自己的生活的人，就容易去模仿别人；凡是没有自己的趣味的人，就容易去接受别人。然而，模仿别人的生活不等于是生活，了解别人的趣味也不等于能把它们吸收为自己的，模仿等于是承认自己不如对方，竞争心是向贤能挑战，或者是否认对方比我强。模仿使人成为奴才。竞争心使人慷慨大度。模仿只会束缚人，只有竞争才会使人活跃起来，模仿也许能较快地带给人一些名气，但始终留给人以不配的声名。它促成了一个民族，乃至人类后代的趣味的准绳和完善的标准。使那些负有竞争的天才们相互切磋激励，争论的火花将他们点燃得一片灿烂。这种光辉永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黯淡。……竞争心嘱咐我们远避模仿者的通病；嘱咐我们听见前人的大名时，不要象听见丧钟一样精神沮丧，却要象听见号角一样，唤醒我们向知名者挑战的热情。竞争心激励我们，不是让我们永远死学规则，好象一群新兵一样，在写作方面总是追随古人的领导，而是使这些带有桂冠的老将们有可能将他们的光荣地位让给后人。
现在让我们来想一想：既然这世界是一个增进知识和提高道德的学校 ，而人性就会学得愈久则进步愈大；既然道德界预计千年后能进入极乐，那末依法推断，知识界也能在将来有更宏伟的成就。……所有的优越评论家都承认美德有助于天才，作家为人愈好，愈能写出好作品。考虑到这些，为什么不能说人类的思想，愈往后愈正确，愈好呢？有一天现代人可以骄傲地回顾旧时代的相对的黑暗，称孔子和孟子为神圣天才的萌芽，并且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发展阶段的荣誉的摇蓝吗？
请想一想，朋友。一个世纪来物理，算学，伦理学，社会学都在增长，所有的艺术和科学都有相当的进步，因此也推进了人类的衣食住行、修饰、文娱，及人类生活的光荣。这些，对一个善于创新的天才来说，都是新的起点。这些是根，而不断地创新则是花朵，只要根日渐蔓延、强大，花朵又怎么雕零呢？
错误犯多了就一定会失败吗？
有一家著名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说，除非有一半时间都在犯错误，否则他不会快乐。他这样说：“假如你想做个原始创意人，就需要犯很多错误。”
有一家发展迅速的电脑公司的总裁这样告诉员工：“我们是发明家，我们要做别人从未做的事。因此，我们将会产生许多错误。我给你们的劝告是：‘可以犯错，但是要快点犯完错误。’”
还有一家尖端科技公司的某部门经理，询问副总工程师新产品的市场成功率。他得到的答案是“大约50％”，这位经理回答说：“太高了，最好设定在30％，否则在我们的计划内，我们会因太保守而不敢放手做。”
银行业也有相同情形。据说，如果贷款经理从未放过呆账，就可以确定他做事不够积极。
IBM的创始人汤玛斯·华生也有类似的话：“成功之路是使失败率加倍。”
从西方人的眼光看来，东方人有一种行为很难令人理解，那就是失败后的自我解嘲。例如，眼看就要冲进公共汽车里了，不料车门却“哒”地一声关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的人都会“扑哧”地笑了起来。或者有人买了好几张奖券，结果一张也没中，却一面说，一面笑了起来。西方人看到这些情景真是难以理解。这也难怪，因为西方人碰到此类情况，必然会顿足捶胸，懊悔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