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五大经济学家群战吴敬琏”的新闻登上了全国媒体的显著版面，它不但非常重要，还带有很强的娱乐性。
“吴敬琏讲‘市场’讲了这么多年，为什么现在却激发了那么多人的不满，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也许是最耐人寻味之处。”一个叫薛涌的美国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自1月14日之后，吴敬琏就没有在媒体上露过面，周南帮他推掉了所有要求访问的请求。这时，他身在上海，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EMBA班讲课，每周讲4天，每天讲7个半小时。这位自小就弱不禁风的肺结核患者到了晚年却出乎意料地健朗，这连他自己都有点惊讶。发生在北京的舆论风暴当然干扰到了他的心情，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面对的似乎是乱箭齐飞的状况，所谓的“是非”，并不像过去那样的泾渭分明，甚至可能是越辩越糊涂。他不是一个喜欢戏剧化的人。
在5位教授的恳谈会开过4天后，2月15日，吴敬琏出现在北京中国大饭店的“香港上市中国公司研讨会”上，面对众多记者的追问，他没有讲话。在做了题为《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的学术报告后，未等会议结束，他便在大会保安及随行的“保驾”下，悄悄“撤离”会场。不过，在大饭店一个很不引人注目的餐厅门口，正在打手机的他还是被紧追不舍的《中国经营报》记者拦住了。
记者问：“对5位教授联手开会驳斥你的观点有何感想？”吴敬琏说：“我没仔细看。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让大家来判断这件事。主要得看意见的正确与否。正确的意见占上风，就有正面的作用。现在到底谁是正面谁是负面，还得让大家来判断……现在不论我说什么，都会有人批判的，而且是专门针对我说的话。我一说，马上会有人批判。其实在刊物上，已经有批判了……我也不能再答辩了，因为再答辩的话，我们中国公司在海外市场甚至会完全不行的。”
整个对话只有10分钟。记者在刊发的稿件中揣测说：“当大多数投资者的利益和中国的股市发生矛盾时，那些既得利益者势必会维护自己的利益需求，而掺杂了诸多因素在内的中国股市作为新生事物的发展，道理上应该去保护它。但如果为此而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这样的辩论将无任何实质性的推动作用。曲终人散后，它所引发的问题真正解决吗？此时，吴敬琏的沉默也许有他沉默的道理。”
大凡熟悉吴敬琏的人都知道，这位外表温润的南方人其实有着特别倔强的个性，他是不可能轻易放弃或妥协的。就在那段时间，他白天讲课，晚上则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撰写论文和编辑旧作。上海远东出版社建议他把自己关于资本市场的思想梳理成册，他同意了这一意见。
3月，全国“两会”在北京如期召开，身处舆论漩涡之中的吴敬琏已“无处可逃”，他一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就被上百位记者团团包围。媒体报道说：“在政协经济组的每次讨论会上，只要吴敬琏发言，几十只话筒和录音机就递到了他的嘴前，记者们的大量‘围攻’不仅影响了他的正常发言，也给会议的讨论带来了干扰。”不堪其扰的“两会”新闻组只好破例做出了一个安排，它通知全国媒体：9日下午，吴敬琏将在京丰宾馆召开一场个人记者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吴敬琏一坐下来就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记者们的核心问题其实只有一个：“您对股市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中小股民的利益，但有些中小投资者因为赔钱而指责您，您如何对待？现在最想对股民说什么？”
吴敬琏答：“有时候现象和本质不是很分得开，从一个时间段来看，庄家的炒作的确会使中小投资者赚钱，但从整个周期来说是不可能的。单纯的炒作或者说和投资无关的单纯的投机不能创造物质财富，它也就是在不同的所有者的口袋中间再分配。一种最突出的情况就是当大量的银行资金和政府资金入市，相当多的人都会发财。问题是这个银行的资金和政府的资金早晚是要还的。它最后落在谁的身上？比如说去年有大量银行信贷资金入市，可以把股价顶起来，这样不但庄家可赚钱，中小投资者拿到的钱也不少。但是这个钱是空的，它的背后是什么？如果是由物质财富做后盾的，政府把这些钱，全国人民的钱拿来了，投进去了，那就是全国人民做了贡献……董辅教授也说过，‘在我国证券市场中进行着激烈的短期投机，这是我们通常说的炒买炒卖。’如果（炒股）是这样的概念，怎么创造物质财富？我就不懂。说‘全民炒股’是大好事，我不能理解。”
吴敬琏还有感而发地谈及了他与一些学者的分歧，他说：“人们常常用两分法来看待中国转轨时期的社会矛盾，就是保守派和改革派，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在改革的战友之间，一部分人在改革的过程中会发生分化。这里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利益上的问题。”
在讲完这些话后，吴敬琏十分感慨地再次引用了捷克革命家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所说的那句名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3月20日，吴敬琏南下江苏，在南京大学做了一场题为“中国经济发展走向”的讲座，继续阐述他的观点：“中国股市泡沫经济是存在的，我依旧坚持我的观点。庄家是触犯刑律的，庄家也是触犯民法的，而且庄家和上市规则也不吻合，但现在谁都不把它当回事，而且在某些大型媒体上还可以公然讨论‘跟庄走天下’，这种视法律为儿戏的股市现状太不正常了。别人不说，我岁数大了，不讲白不讲。”同时，他反对政府用托市的办法来“拯救”股市。
3月24日，吴敬琏在北京参加《读书》杂志社的座谈会，再谈股市异象及经济界的腐败现象。
他说：“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逐渐可以看到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端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主张为少数人弄权发财大开方便之门，实际上是支持建立权贵资本主义，另一端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主张回到集权计划经济和“左”的政策。这两者互相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互相加强。于是，问题变得十分复杂。这两条道路都是歧路。由于制度变迁有‘路径依赖’的特性，在错误的路径上走得越远，退出的成本就越高，甚至会锁定在这个路径之中。一旦锁定，就会像诺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说，除非经过巨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就很难退出了。”
那么这种复杂的局面，是否因为改革理论的匮乏而造成的？吴敬琏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认为：“在过去的中国改革过程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问题的是非曲直早已昭然若揭，作出正确的结论并不需要很高深的经济理论素养，但还是作出了有悖于常理的判断和错误的决策，这往往是与论者的利益取向相联系的。比如在改革方案的选择上隐含的是选择有利于寻租活动的方案还是选择能够铲除寻租条件的方案，道理本来是很清楚的，但有些人用各种似是而非的论据来维护前者和反对后者。例如80年代后期关于要不要放开价格的争论，以及最近几年关于股票市场的争论，在我看来大体上都属于这种情况。”
吴敬琏的这段言论是十分严厉的，他的指责对象直指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因此就更招人怨恨了。
也是在3月的下旬，《十年纷纭话股市》一书出版。它不但出现在全国各大书店，甚至还被摆放在街头的书报摊上，这在之前是没有出现过的景象。吴敬琏专门写了长达2万字的前言《股市七题》，将5位教授与他的争辩论点分为7个，进行了逐一的反驳。他决定以此作为争论的总结，从此不再开口。
在这篇前言中，吴敬琏进一步强调了他对股市无序、过度投机和泡沫膨胀的担忧。他认为，当前中国股市的股票平均换手率太高——2000年上海股市的换手率达499.1%，明显处于过度投机的状况，如果没有投资活动与之并行，单纯炒作并不能使物质财富增加。他写道：“看来我对股市功能定位的设想的确与一些证券专家有原则的分歧。例如厉以宁教授曾经有一个‘击鼓传花’的传神比喻，为他心目中的股市定性。他说，股市是可能全赢可能全输，就像击鼓传花游戏，鼓声停了，‘花’在谁手里谁就被套了，但是下一轮鼓声再起的时候你还有机会把‘花’传出去。”他不能同意这种“靠‘击鼓传花’游戏就能增加国民财富”的观点。
他似乎还特别在意吴晓求和韩志国等人对他的动机和专业能力的批判，因而专门就“专业精神”与“平民意识”发表了一番评论。他说：“老实说，我把诘难者指责我过多地为中小投资者讲话，有太多的‘平民意识’，看作一种表扬，只怕自己的工作当不起这样的赞誉……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经济学家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是什么’的问题。然而，经济学涉及人们的物质利益，因而往往是现实性很强的一门学问，除了揭示事情的真相，在大多数场合还要进一步作应用性的研究，提出规范性的意见。依我看，这便是最起码的专业精神，而关注社会公正和社会中人的命运也是经济学家的本分。”
在《前言》的结尾部分，他写道：“我在前面提到的诘难，有些来自我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他们在过去为实现市场经济改革的共同目标对我提供的帮助和支持至今记忆犹新，回想起来仍然令人感动。不过我总是觉得，争取建立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当我们作为时代的幸运儿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的时候，不应忘了还有许多平民群众，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当看到一些生活无着的下岗职工拿着自己的微薄积蓄无奈地投身于极不规范的股市而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吗？”
日后来看，吴敬琏与五教授的这场大论战，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没有结论的战斗。双方的论点互有交集。通过这场论战，让一个事实更为清晰地呈现了出来：进入新世纪之后，利益的博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意识形态，成为观察经济政策走向的第一指标。“改革”这个名词，有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可以被利用的工具。在这一点上，吴敬琏显然是清醒的。
就在经济学家们激烈争辩的同时，中国的股市跌宕起伏。在2001年1月急跌之后再现涨势，几个月后，股市大盘再现高位，6月14日，上证指数达到2?245.42点，3天后，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由于市场担心证券供应量急剧增加，再加上股价操纵行为泛滥，内幕交易层出不穷，严重打击了投资者信心，股价由此一路走低，开始了绵绵数载的大熊市，到2005年6月，上证指数跌至998点最低谷，前后历时整整48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