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国家和政府是什么样子。到如今我还没有见过曾经治理过什么国家的人物。不谈那些实际上执政两三年或执政六个月、六个星期的阁员先生们；我来说一下别的人们，这些人他们在吃晚餐的时候，或是在他们书房里，议论风生地谈论他们为政之道，如何改革军队、教会，如何管理司法和财政等等。
布尔择斯的修道院院长在将近1645年的时候，以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名义开始治理法国，著了一部《政治遗书》。在这本书里他主张把贵族征人骑兵，服役三年，要求国会和审计局征收入头税，不许国王动用盐税；他以为用五万人开始作战，必须征募十万人来作后备兵。他肯定说：“只要普罗旺斯一省就有比西班牙和意大利合起来更多的最优良的港口。”
布尔择斯的修道院长从来没有旅行过，而且他的著作漏洞百出，记时紊乱；他签署红衣主教黎塞留的署名，笔迹是他从来没有用过的，而他借这本书的口气发表议论，好像他根本没有发表过议论一样。此外，他用整整的一本书来说明理性应该是一国的准绳。并且他努力想从根本证实这一创见。这是本晦涩难懂的书。法兰西学院各位院士人人都在他们的人院演说里过分地称赞这本政治名著。
迦先·德·库尔蒂兹先生看到黎塞留的《政治遗书》的非常成功，就在海牙印行了一本《柯尔柏的遗书》，附了柯尔柏先生上书国王的一封书信。假若这位大臣真的著了一部类似的政治遗书，显然必会被禁止出版；因为这本书却被几位作家引用过。
另外有一个卑鄙的小人，不知道姓名，也出了一本《鲁瓦的遗书》，比《柯尔柏的遗书》更坏得多；有一位名舍甫勒蒙的修道院长给洛林的公爵查理也出了一本政治遗书。我们还有红衣主教阿尔贝罗尼、贝勒伊斯勒元帅以及芒德兰等人的《政治遗书》。
1695年印行的《法国的行政》的作者，德·布阿吉贝尔先生托名沃邦元帅，制定了一项不能付诸实施的王家税收计划。
应当承认有些很贤明很适宜于执政的人，或是在法国，或是在西班牙，或是在英国，都曾经写过论述国家行政管理的作品。他们的书起了不小的良好作用：这并非是说这类书籍出版能够改正那时在位的大臣们的错误，因为一位大臣从不自改其过的，也不可能自我反省，他已飞黄腾达了；也不愿听忠言，再也听不进劝告了；他也没有时间来听，因为日常的事务多了；但是这些好书却培养着即将走上仕途的后生，培养着那些亲王，而第二代人是会受到教益的。
各国政府的优点和弱点，近来都经过仔细的研究。您已经遍游四方，博览群书，见多识广，恳请您告诉我，您究竟愿意生在哪一个国家，哪一种政府的统治下？我想法国的封建领主会高兴生在德国，在德国他就可以为王，不必再做臣民。法国的一位上议院议员假若有英国上议院议员的特权，他已经很满意了，因为他就是立法委员了。
法官和财政家在法国比在别的国家强得多。
但是一个开明贤达、思想开放的人，一个财产微薄而没有成见的人又选择哪一种国家呢？
本地治里议会的一位欧洲议员，颇有学识，同着一位比较平常的更有文化修养的印度婆罗门教徒沿着大陆回到欧洲。“您觉得蒙古政府怎样？”议员说。“讨厌，”婆罗门回答说，“您说一个国家怎么能由鞑靼人治理得好吗？我们的刺查王、昂拉官、伊斯兰教巡抚都很兴高采烈，可是公民们却一点也不高兴；几百万公民非同小可啊！”
议员和婆罗门一路上辩论着，经过整个亚洲内地。婆罗门说：“我有一点感想，就是在世界上这么大的地方，没有一个共和国。”议员说：“过去曾经有过推罗共和国，但是这个国家没有存在多久；还有另外一个共和国，在石地阿拉伯的一个名叫巴勒斯坦的小角落里，假如我们可以把一帮贼盗和放高利贷的人的国家也美其名日共和国的话。这帮人时而由一些法官治理着，时而由一种类似国王者统治着，时而又由一些大祭司治理，曾经七八次沦为奴隶，而且最后终于从他们篡夺过来的地方被驱逐出去。”婆罗门说：“我以为地球上只能有很少的共和国。人是很难自己管理自己的。这种自治的福气只能由一些弱小民族享有，他们隐藏在一些岛屿上或大山里，就好像逃避猛兽的兔子一样；但是日子久了，他们仍旧总是被发现、被吃掉。”
当这两位旅行家达到了小亚细亚的时候，议员就问婆罗门教徒说：“在意大利的一个角儿上有一个共和国，已经存在五百多年了，它拥有小亚细亚、亚洲、非洲、希腊、高卢、西班牙和意大利全境，您真相信有吗？”婆罗门教徒说：“那么这个共和国很快就会转变为君主国啦？”那个议员就说：“您猜对了；但是这个君主国已经垮了，我们天天在写漂亮文章来探讨它衰亡的原因。”印度人说：“您未免太劳神了。一个帝国崩溃了，因为它本来存在着嘛，一切当然都有个衰亡；我很希望大蒙古帝国也一样要崩溃。”
“提起这个来，”欧洲人说，“您认为在一个君主国家里更需要的是声誉，在一个共和国里更需要品德吗？”印度人问清楚声誉指的是什么，便回答说在共和国里应该更需要有声誉，在一个君主国里却更需要有品德。“因为，”他说，“一个人想叫人民选举他，没有声誉是不成的；至于在宫廷里，他很容易得到一官半职，依照一位伟大亲王的格言来说，一个侍臣，要想掌握权势，就应该盛气凌人。说到品德，只要有点品德的人才敢在宫廷里坚持真理。有品德的人在一个共和国里才能泰然自若，因为他不必迎合任何人。”
欧洲人说：“您以为法律和宗教也像在莫斯科需要皮货，在德国需要纱罗一样，都是随着气候改变的吗？”婆罗门说：“是的。不错，各项法律都关系到物理，都是按照人民居住的纬度计算好的；一个德国人只需要一个老婆，一个波斯人就得有三四个女人。宗教的礼仪性质也一样。在我们那一省，既没有面包，又没有葡萄酒，假如我是个基督徒，您可叫我拿什么做弥撒呀？说到教义，又当别论：气候对它没有什么影响。您们的宗教不是在亚洲发起的又从那里被驱逐出去的吗？它现在不是在靠近波罗的海的地方存在了吗？在那里它本来是不为人所知的。”
议员说：“您最喜欢在什么国家、哪一种政权之下生活呢？”他的旅伴说：“除了我国以外到处我都喜欢，并且我遇到很多暹罗人、东京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他们也是这样说。”欧洲人说：“但是，再问您一遍，您到底选择哪一种国家呢？”波罗门回答说：“选择人们遵纪守法的国家。”议员说：“这仍旧是句老生常谈。”婆罗门说：“这话也并不坏呀。”议员说：“这一国在哪儿呀？”婆罗门说：“还得去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