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韦斯巴芬和提图斯时代，当罗马人对犹太人开肠剖肚时。一个很有钱的犹太人为逃避厄运而带着他所有黄金和他的一家人逃到了甸迦别，他有妻子、儿子和女儿。他的随从中有两个是宦官，一个是厨师，另一个是种葡萄的农夫。一个善良的艾赛尼人为他们供应食品。他们在甸迦别码头上船，渡过红海，进入波斯湾寻找俄斐的土地，但他们不知道它在哪里。您可以想像得到，一场可怕的风暴起来了，把这个希伯莱家庭刮向印度海岸。船在马尔代夫群岛的一个岛屿失事，该岛无人居住。
老财迷和他妻子被淹死了，儿子、女儿、两个宦官和供应食品的人得救了。他们尽力从船上抢救出一些食物，在岛上搭了个小草棚，舒适地居住在那里，您们知道位于马尔代夫群岛中的这个岛屿离海岸有5海里远，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椰子和最好的菠萝。当其他的上帝选民（指犹太人）在别处遭到杀戮时，他们生活得很愉快，然而艾赛尼人哭了，因为他想到他们也许是地球上仅存的犹太人了，亚伯拉罕的后代就要被灭绝了。
“您可以让它兴旺，只要您同意，”年轻的犹太人说，“和我的妹妹结婚。”
“我很想结婚，”供应食品的人说，“但这是违法的。我是艾赛尼人，我发过誓不结婚。根据法律，必须遵守誓言。尽管我很担心，犹太族可能绝灭，但我绝不娶您妹妹，尽管她非常漂亮。”
“我的两个宦官不能使她生孩子，”年轻的犹太人继续说，“如果您愿意，我来做这件事，您来主持结婚仪式。”
“我情愿被罗马人开肠剖肚100次，”供应食品的人说，“也不愿成为您乱伦的工具。如果她是您父亲的妹妹，这还可以，法律允许这个，但她是您母亲生下的，那是绝对不行的！”
14年以后，他妹妹去世了，他又对艾赛尼人说：“您能摆脱了您那陈旧的偏见了吗？您愿意和我的女儿结婚吗？”“苍天不容！绝对不行！”艾赛尼人说。“那好吧，我自己和她结婚。”父亲说，“不管怎样，我不想让亚伯拉罕的后代灭绝。”艾赛尼人被这可怕的话震惊了，他不愿意再和不遵守法律的人一起生活，便逃走了。新郎失望地在他身后叫道：“留下吧，我遵守自然法则，我为民族服务，不要抛弃您的朋友们。”艾赛尼人不管他如何喊叫，他的头脑中只有法律的概念，于是他逃到了邻近的岛屿。
这是阿托尔大岛，人口稠密，高度文明。他一登岸就被抓去做奴隶。他含糊不清地学讲阿托尔语言。他激烈地抱怨他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别人告诉他说，这是法律，因为该岛差点受到阿达岛居民的突然袭击，于是就明智地规定了所有在阿托尔登陆的外国人都必须当奴隶。“这不可能是法律，”艾赛尼人说，“因为《旧约全书》中没有这一条。”这个人回答说该国的法律书上就有这一条，于是艾赛尼人就只好继续当奴隶了。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很善良、很富有的主人，主人对他很好，他对主人也很有感情。
一天，有几个强盗来到主人家，他们问奴隶们主人是否在家，而且是否有很多钱。“我们向您们发誓，”奴隶们说，“他没有钱，他不在家。”但艾赛尼人说：“法律不允许我们撒谎，我向您们发誓，他在家，他有很多钱。”于是主人遭到抢劫，并被杀害了，其他奴隶在法官面前指控艾赛尼人背叛主人。艾赛尼人说他不想撒谎，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不能使他撒谎，于是他被绞死了。
在从印度回法国的旅途中，别人给我讲了这个故事和许多其他类似的故事。到达法国后，我去凡尔赛办事。看见一个美丽的妇女从身旁走过，还有几个美丽的妇女在一旁侍候她。“这个美丽的妇人是谁？”我向同我一起来的律师打听她。“是国王的女儿，”他说，“她很迷人，也很仁慈。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成为法国的女王。”“什么？”我对他说，“如果我们不幸失去国王所有的亲戚和有王室血统的王子，她都不能继承她父亲的王国？”“不能，”律师说，“萨利克法明确禁止此事。”“谁制定的这个萨利克法？”我问律师。“我不知道。”他说，“但是据说一个叫做萨里安的古代文盲民族有一条成文的法律规定：在萨利克的领土上，姑娘不能继承不动产，这条法律也被非萨利克国家接受了。”“至于我，”我说，“我就会不理睬这条法律。您已经向我保证，这个公主是迷人而仁慈的，因此，如果她不幸成为王室惟一的幸存者，她就无可争辩地有权继承王位。她的母亲从她父亲那里继承遗产，我希望这个公主能继承属于她的遗产。”
第二天，我的诉讼案在一个法庭得到审理，头脑装满这些杂乱的律法，只因一票之差就失去了一切。律师告诉我说，假若在另一个法庭里，我会得到这关键的一票而打赢官司。“这很滑稽，”我告诉他，“这么说每个法庭都有自己的法律。”“是的，”他说，“对巴黎的习惯有25种注释，也就是说，巴黎的习惯法是模棱两可的，这已经被证实了25次，如果有25个法官议事室，就会有25个不同的判决。”“我们在，”他继续说，“离巴黎15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叫诺曼底的省，在那里您会得到大不相同的判决。”于是我想到诺曼底看看。我是和我兄弟一起去那里的。在第一家客店，我们碰到了一位绝望的年轻人。我问他有什么麻烦。他回答说是因为他有一个哥哥。“为什么有一个哥哥会不幸？”我问他。“我的哥哥比我大，”他告诉我，“这里的法律把一切财产都判给老大，下面的兄弟什么也得不到。”“您生气是对的，”我告诉他，“在我们省，我们平均分亨财产，有时兄弟们会因为各自的利益而不和。”
一些小小的奇遇使得我对法律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我发现它们就像衣服一样：在康斯坦丁堡我得穿土耳其式长袍，在巴黎却要穿短上衣。
人类法律都有一种惯例，就要确定他们中最好的。德里和阿格拉的市民说，他们和帖木儿做了一个很坏的交易，而伦敦的自由民为同奥兰治的威廉国王做了一个很好交易而感到庆幸。伦敦的—个市民对我说：“确是需要制定法律，但法律是靠武力来维持的。”我问他是否有时武力也不能维持法律，是否威廉这个杂种和征服者没有定约就给他们下命令。“是的，”他说，“我们那时是牛。威廉给我们上轭，通过刺我们来迫使我们走路。从那以后，我们虽然变成了人，但我们保留了角，我们用它来刺杀想迫使我们为他工作的人。”
头脑装满了这些杂乱的律法，我认为应有一条符合所有人类常规的自然法则：我劳动的果实一定是我的，我必须尊敬父母，无权害我邻居的命，邻居也无权害我的命，等等。但是从基大老玛到轻骑兵上校门泽尔，每个人都合法地杀死并抢劫他们的邻居，而口袋里公然放着许可证。每当我想到这里，就感到很失望。
盗贼中有法律，战争中也有法律。我便打听这些战争的法律。“如果一个勇敢的军官，”有人告诉我说，“在没有枪的恶劣情况下坚持抵抗一支皇家军队，这些法律就会使他被绞死。法律规定：如果对方绞死了您们的一个战俘，您们就可绞死对方的一个战俘。如果在邻国仁慈的君王规定的那天，某些村庄没有把他们所有的粮食给您们送来，法律规定就要血洗这些村庄。”“太妙了，”我说，“这使我们理解了法律的精神。”
在彻底地了解各种法律后，我发现有些法律规定比较明智：牧羊人如果拿一点外国的盐巴给他的羊吃，就要判处9年苦役。我的邻居就因为砍下了两株属于自己的栎树而打官司打得破了产，因为他没能遵守一个他不可能知道的手续。他的妻子悲惨地死去，他和儿子度日如年，过着一种比死还不幸的生活。
尽管这些法律执行得有点过分，应承认它们是正义的，令人可恨的是：有些法律允许成千上万的人合法地去屠杀另外成千上万的邻人。在我看来，每个人天生具备法律，但不是每个人具备足够的正义感去制定好的法律。
把居住在各个角落的纯朴的、安分的农民集合起来，人们都将很乐意地接受：应该允许他们把剩余的粮食卖给邻居，而相反的法律则是不人道的、荒谬的；应该体现农产品价值和大地的果实一样不该贬值；家庭的父亲应该是一家之主；宗教应该使人们团结起来，而不应该把人们变成宗教狂和迫害者；不应该剥夺劳动者果实去资助迷信和无所事事的举动。在1小时内，就会制定30条这种对人类有用的法律。
假如帖木儿到了印度并去奴役他们，那您就只能看见专断的法律。一条法律会压迫一个省的人民去装满帖木儿一个收税官的私囊；另一条法律会判说王公心腹情妇的坏话不敬罪；第3条法律会夺去农民一半的收成，并对他拥有另一半收成的权利提出质疑；最后会有这样的法律：根据它们，鞑靼人差役将来抓走您摇篮里的孩子，把健壮的孩子训练成士兵，把最弱的孩子变成宦官，使得父母失去天伦之乐。
那么做帖木儿的狗和做他的国民，这两者中哪一个更好呢？很显然，无须我去讲明。
生活在社会中的绵羊，它们被想像成温和的性格，因为从来没有看见它们吞噬动物。甚至可以假设，它们无邪地、无知地吃着草，就像我们吃苏格兰的奶酪一样。绵羊共和国是黄金时代忠实的形象。
鸡窝是最完美的君主国。没有一个国王能比得上一只公鸡。由于虚荣心，促使它骄傲地走在它的臣民中间的。如果敌人进犯，它不凭借它的可靠知识和绝对权力来命令它的臣民去送死，而是自己冲上前去，把它的母鸡挡在后面，直至战斗到死。如果胜了，又可以唱赞美歌。在私生活中，没有比它更有礼貌、更正直、更无私的了。它拥有所有的美德。如它啄到一粒麦子或一条小虫，它就会送给出现在它面前的第一个臣民。总而言之，所罗门即使在他的后宫中也比不上一只公鸡。
如果蜜蜂确实是由一只蜂皇统治的，则所有的工蜂都与她交配，那更是一个完美的政府。
蚂蚁王国被认为最有民主。它是所有政府中最卓越的，因为里面每只蚂蚁都是平等的，每只蚂蚁都为所有蚂蚁的幸福而工作。
海狸共和国比蚂蚁王国还要好，从它的建筑物来看是这样的。
猴子像江湖骗子，而不像文明的人，没有像以上提到的动物那样由固定的、根本的法律统一起来。我们在模仿天赋思想的琐碎和变化无常等方面最像猴子，这些特性从来就没有过一贯的持续性。
当大自然形成人类时，她给了我们某些本能：保护自己的自尊心，保护别人的仁慈，所有动物皆有爱情，能综合更多的思想，比所有的动物加起来还要多的不可思议的天赋。在给了我们应得的一份以后，自然对我们说：“做您们能做的事。”
一个国家都没有一部好法典。原因是法律是逐渐地根据时间、地点和需要等等而制定的。当需要改变了以后，保留下来的法律就变得过时了。因此禁止吃猪肉、喝酒的法律在阿拉伯是合理的，因为那里猪肉和酒是有害的，而在康斯坦丁堡这样做则是荒谬的。
把所有的财产都判给大儿子的法律在那个时代是很好的。因为那时儿子是城堡的首领，城堡迟早会遭到强盗的袭击。弟弟们是他的主要军官，农民是他的士兵。惟一可怕的事是弟弟会杀死或毒死萨利克地主——他的哥哥，以便成为一家之主，但是这类情况不多，因为自然是这样综合我们的本能和激情的：对于杀兄的恐惧更甚于我们欲取而代之的妒嫉。这条对于希尔佩里克时代城堡主人合适的法律，应用到城市中分配财产上来就显得无用了。
让人们感到惭愧的是：只有关于赌博的法律在各地是正义的、清楚的、神圣并得到遵守的。为什么印度人规定的国际象棋规则，全世界都乐于遵守，而教皇的教令如今成为众矢之的，这是因为国际象棋的发明者精确安排的一切使下棋人感到满意，而下教令的教皇只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印度人想平等地锻炼人们的思维，给他们乐趣，而教皇则想让人们的头脑变得如同野兽一般。因此国际象棋的基本规则已保留了5千年不变，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熟悉它；而教皇的教令只在少数人那里得到承认，在那里连最卑鄙的法官都暗自痛恨并蔑视这些荒谬法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