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作家写道：“中国局势的可怕的悲剧性方面在于，当中华民族被号召摒弃它自己的文明而采用现代欧洲的文明时，在整个欧洲却没有一个有学识之士能够给予一个最模糊的概念，来说明这个现代欧洲文明究竟是什么。”我在别处读到一篇由一位法国人所写的评论。他在其中写道，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明。由于未读到全部的论述，我无法确定他指的是什么。作者似乎是想说明中国体现了一种理想，而不是某些事物的产生和集合，也不是有关事物性质中的某一特性的信息；亦即它代表的不仅仅是财富、知识与力量的发展，而且是生命的哲学和生活的艺术。对于“文明”一词，由于它是个欧洲词，我们尚未来得及弄清它的真实含义。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接受了它，仿佛是接受了一匹别人赠送的马，由于对它完全信赖，因此从未想到要去数它的牙齿。只是在最近，我们才开始怀疑，我们是否真的认识到，当西方人提到“文明”时，他们指的究竟是什么。我们问自己：“它的含义与我们自己语言中用以表示人类至善至美概念一词的含义是相同的吗？”
文明不可能仅仅是偶然采取了某一特定形态的、不断增加的各种事件的总和，也不可能仅仅是极好的一种倾向。它应当是我们在社会中，为了达到至善至美的目标而逐渐形成的、对于某种指导性的道德力量的一种表现。当“至善至美”一词用于某一无生命的事物时，或用于其生命主要是生物学上的某种生物时，它具有其单一、确切的含义。但是，由于人类是复杂的，并且总是不断行进在超越自身的道路上，因此，当“至善至美”一词运用在他们身上时，其含义就不可能囿于一成不变的概念之中，这就使得不同的民族对于这一术语可能会有形形色色不同的定义。我们自己语言中的梵语词“达摩”与“文明”的词义最为相近。事实上，大概除了某些既无生命力又缺少氛围的新的生造词，我们也无其他词可用。“达摩”的特定含义指的是那种使我们精诚团结，引导我们获得最大幸福的原则。这个词的一般含义是指某一事物的本质。对于人类来说，“达摩”是他处于真理中的最佳表达方式。假如从外在的与物质的观点出发，他可以拒绝达摩，可以选择做动物或机器，由此可以使他不受损害，甚至还可以获得力量和财富。然而对于作为一个人的他来说，与其这样还不如死去。我们的圣典中说道：“通过非达摩，人们事业发达，诸事遂愿，战无不胜，但在本质上却早已灭亡。”如果一个人仅仅是一台相当不错的赚钱机器，那么在他身上是不会体现出人的各种完美品性的。他不啻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在自己的生活中为咧开大口的“否定达摩”，那又聋又瞎的偶像建立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圣坛；而所有源源不断敬奉给它的昂贵的祭品都被倾入那犹如无底深渊的大口之中。按照我们的圣典所说，即使他趾高气扬，大喊大叫，猛力地做着手势，他也已经灭亡。
同样的思想也由伟大的中国先哲老子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他说：“死而不亡者寿。”在此他也表明了类似的理论：当一个体现出他的真理时，他活着，而那真理本身便是“达摩”。按照这种理想，“文明”就应该是用以对人类在共同生活中的“达摩”进行表达的方式。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被繁荣的西方拖在它的战车后面，被它的烟尘窒息，被它的噪音震聋，因我们自己的孤弱无助而地位卑微，又被它的速度所压倒。我们承认，驾御这一战车就是发展，而这种发展即是文明。假若我们胆敢问一声：“向何处发展？为何人发展？”人们就会认为，对于发展的绝对性竟然会存有这种怀疑，这真是典型而又可笑的东方人所独有的想法。近来，更有一个声音传来，吩咐我们不仅要重视这辆战车上的科学的完美，而且还要重视横在其路途中的沟渠的深度。
不久前，我读了美国的《民族》周刊上的一篇短评。被这家周刊所评论的事件发生在当“一架轰炸机迫降在阿富汗马赫苏德的一个村庄中”，以及当“没有负伤的飞行员们从飞机的残骸中出来时。当时他们所面对的只不过是五六个老年妇女，她们正巧在躲避炸弹的袭击，正挥舞着令人胆寒的刀子。”评论撰写了援引了伦敦《泰晤士报》的如下报道：
一个可爱的姑娘保护了这些飞行员。将他们带到附近一个山洞。一位族长正把守在洞口，大声喊叫着，挥舞着刀子，不让聚在周围的大约四十个人靠近洞口。炸弹仍从空中接二连三地落下，因此那群人便拼命往洞里拥。飞行员们不顾人们的敌意表示，挤过了人群。……人们向他们提供饮食，附近的族长们还来拜访他们，显得十分友好。一位祭司也来探望他们，他同样也很和蔼可亲。妇女们照管安排他们的饮食。生活用品从拉扎与拉兹马克安全运来。……在24日晚上他们被送往拉扎，并于翌日黎明时分到达。护送者们将他们的俘虏装扮成马赫苏德人，以此防备有人袭击他们。……意味深长的是，飞行员们的保护人首先是在男女青年一代中发现的。
在上述报道中，发现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事实，即西方已经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他已打开了穿越地球上那一神秘莫测的地区的通道。炸弹的威力所产生大规模杀伤的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在昔日只有众多人的勇猛所产生的力量才能与之相比。然而这种巨大的发展却使人类变得渺小。他得意洋洋地想像，当他展现出所产生的成就以及所持有的力量时，他也就表现出自己的创造力了。然而他身上的人性被扼杀了。
那些前去轰炸阿富汗的人，是将最新发明的科学玩具的那些器具的完美功效去衡量他们的文明的。他们如此强烈地认识到这些东西的价值，以至于他们不惜让本国人民以及那些有可能亲身尝受到这些机器的致命的其他国家的人民，都去承受其忍耐力的极限。这种承受不仅存在于金钱中而且也存在于人性中。这些人用人类的死亡率换取了玩具的出生率，而他们似乎还很高兴。他们的科学如此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物质方面的巨大成就，因此他们不愿再去计算精神所需付出的代价。那些保护了前来大批屠杀男人、妇女和儿童的飞行员的马赫苏德人，在拥有这种致命的玩具方面却是原始的，未开化的。然而他们却淋漓尽致地证实了人性的真理，通过这种真理他们能够表现出他们的人格。而若从所谓北欧日尔曼民族的观点，从那些自封为人类统治者的人的观点出发，这就是愚蠢。对于一个马赫苏德人来说，好客是他所必须具有的品德，因此他不能错过他的机会。即使在对待某些一贯进行无情的敌对活动的人时也是如此。从实利的观点出发，马赫苏德人为此付出了十分昂贵的代价，如同我们对于我们最珍视的东西所必须付出的那样。’文明的使命即是要为我们树立正确的价值标准。马赫苏德人也许会有许多错误，对此他们应负有责任。然而，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更有价值的东西是好客而不是复仇，这一点不会被称做发展，却一定是文明。“冷酷”在危机时刻不屑于顾忌太多，而坚决根除制造麻烦的原因。它运用其不分青红皂白的武器，无情对待罪犯与无辜者，战斗员与平民，在这些方面它确实是有效用的。通过这种自始至终冷酷无情的方法他们事业发达；他们事事遂心如意；他们战胜敌人；然而他们却是不完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