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周的激战，镇嵩军从咸阳败退。孙良诚率军追至三桥，双方对峙，战斗酷烈，国民联军伤亡甚众。这时大家都急切盼望后继部队赶到，邓宝珊亲赴礼泉迎接刘汝明师到来，向刘介绍前方情况。刘军到前线后能立即投入战斗，与此次商谈很有关系。40年后刘汝明在台湾回忆时说：“他（邓宝珊）把前方敌我的态势，详细向我说明，这时西安城以东、渭水以南是镇嵩军的天下，城以西，渭水以北，则是些零星的陕军，……他把敌军的兵力位置也调查的很清楚。他给了我一份要图，要图上画的清清楚楚，日后我得力于这张图不小。”原来，乾州军事会议后，国民二军方面只提供出一份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关中地图，且是多年以前测绘的。这对援陕部队帮助不大，邓宝珊立即组织熟悉地形的十多个人，昼夜绘制要图，提供给各部队使用。
战斗在延续中，因作战时间已长，士兵得不到休整，孙良诚一度有撤退打算，遭到苏联顾问赛福林的坚决反对。孙于是连电乾州速催邓宝珊到前线商量对策。邓当时患有腿疾，步、骑均甚痛苦，迟迟不能成行，孙良诚急不可待，命马文彦亲自前去催促，他说：“宝珊若来，可抵一师之兵。”马到后，于右任又打电话以命令方式催邓速往。未几，史可轩（史宗法）持于右任手令来面交邓宝珊。因为邓腿疮疼痛，卧床不起，马文彦找了一抬轿子，才得以起身。11月中旬末，邓宝珊来到三桥。接着，国民军联军在猴儿寨（后卫寨）开第二次军事会议，邓宝珊提出了一个迂回作战方案：进军子午，绕南山直捣刘镇华驻在西安城东韩森寨的司令部。孙良诚和与会将领以及苏联顾问都表示赞同。会后，邓宝珊忘记腿疾之痛，参与指挥作战。有人为他担心，他说：“作战打仗，命都不要了，还管得了腿疼？”
11月26日，刘汝明师和高树勋旅由子午镇、旺曲绕向敌后。入夜，人衔枚，马去铃，通过了村寨之间的空隙地，于次日凌晨赶到三兆镇。27日白天，吉鸿昌的第十九师在未央宫方向发起攻击——从全局讲实际上是佯攻，目的是转移敌人对侧背的注意；刘汝明、高树勋等则发起了对韩森寨刘镇华司令部的攻击，双方打得很激烈，白刃相接。刘汝明又派人破坏敌电报电话线路。在双方夹击下，刘镇华军全线混乱，失去指挥。这时孙连仲师赶到，城内外国民军各部一起出击，刘镇华军终于土崩瓦解，狼狈东窜。28日，西安解围。入城部队看到的景象惨不忍睹：大路上上千具尸体横置竖陈，还有人努力爬向城外，有人依墙根而坐，已不能动。老人哭泣，妇孺哀号。后杨虎城告诉入城将领，城内粮食已近乎尽绝，再晚解围几天，全城都要饿死了。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冯玉祥及其领导的部队的统战工作，蔡和森在1926年9月26日致信给李大钊说：“伊（冯玉祥）在此进步甚大，颇可乐观。与伊同行的有俄顾问桑古斯基及刘伯坚同志，刘系马二（冯玉祥）自己请求其回去者。于髯公（于右任）在此与马二接头结果颇佳，于先马二起程一星期，想已先见之矣。于与马二接头之主题为国（民）党与国（民）军之关系。此间要人意见：（一）此时国军工作应注意基础的政治工作，不要注意上层组织，西北政府（季龙计划者——原注）固不需要，即国（民）军与国（民）党之联委（于提者——原注）亦不需要，二者关系之形式即为（国）民党一二受之中央委员与冯个人之接头。（二）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军政治工作就在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三）不要限制冯职权。”
国共合作的形势造成了1927年初西安高涨的革命局面。恢复了正常生活的人民群众被国民革命的宣传所吸引、所鼓舞，妇女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在西安及其附近开展起来了。于右任兴奋地改旧“皇城”（满营防兵驻地）为“红城”，新潮激荡，人心奋发，前所未有。
为了治理陕西军政，冯玉祥必须倚重国民二军的力量。所以在成立“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时，请于右任担任了总司令，同时任命邓宝珊为副总司令。“驻陕总部”是一个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战时临时军事政府，在于、邓的支持下，许多共产党人在其中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如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魏野畴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缺），史可轩任保卫部部长，葛霁云任民政厅副厅长（厅长初由邓宝珊兼，后由郭子兴代理），杨晓初任财政厅厅长，杨明轩任教育厅厅长。《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联席会议组织法》规定：“联席会议在中国国民党指导监督下，为处理陕西全省军民政务最高机关。”“联席会议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副司令，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特别党部委员，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组织之。”参加联席会议之指定人员为七人，首次联席会议的参加者为于右任、邓宝珊、史可轩（宗法）、刘霭如、王授金、赵宝华、魏野畴。其中史可轩、王授金、赵宝华、魏野畴为共产党人。
国民军联军制定的管辖区域《临时行政大纲》规定：“国民军各省驻军总司令及各省政府，承联军总司令之命令，分管一切军政、民政事宜，但在作战时期，戒严地带，由联军总司令规定，各省驻军总司令得指挥民政事宜。”在1927年5月1日国民联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后，“驻陕总部”相应改称为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部。同年6月13日陕西省政府成立之前，陕西的军政、民政事务，均由“驻陕总部”统辖。
“驻陕总部”积极推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改革措施。当时，由于右任、邓宝珊签署发布的命令、文告中，有临时劳动法，对保障工人劳动权利和工作时间、工资、医疗、民主权利、劳动保险等均有规定；有有关教育的法令，涉及改革旧教育内容和制度，普及民众教育，宣传实行贫农教育运动，严禁军队挪用或截收教育专款等；有支持工农运动和群众反帝运动，声讨北洋军阀、土豪劣绅的内容；有关于改革旧政制，刷新吏治，选拔行政官员的举措。这些，对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发展革命形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国民军联军在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的指导下，在五原、包头、银川、兰州、西安等地开办了许多所军政干部学校，并办起步兵、炮兵、骑兵、机枪、交通、军械、军需、军医、航空、铁甲等军事学校和军官教导团，招收培训各类军官八千余名。经过短期培训，给各部队输送了大批骨干，提高了国民党的政治军事素质。在这些军政干部学校中，由共产党人担任领导、属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所辖的两所学校尤其著名。
“驻陕总部”创办的这两所干部学校，一所是中山军事学校，另一所是中山学院。史可轩兼任中山军事学校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刘志丹等任教官，李林以副校长兼任教务主任。这所当时被称为“陕西黄埔”的新型军事学校，虽然只存在了短暂的半年，却培养许多进步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为北伐队伍输送了力量。中山军事学校先后招生七百余人，培养营、连、排级干部，教员和学员中有共产党员近百人，他们之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骨干。中山学院由刘含初、李子洲分任正副院长，五个校务委员中有四个共产党人，他们是刘伯坚、刘含初、杨明轩、李子洲。该校任务是培养政治工作干部，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共招收学员九百多人，办有军事政治班、农民运动班、妇女运动班、教育人员养成班等。刘伯坚亲自在两校上课，他的课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鼓动性和影响力很大。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史可轩（1890—1927），名宗法，以字行。陕西兴平人。他是北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先后参加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在日本留学时多次亲聆孙中山的教诲。1926年5月身为国民军二军将领（旅长）的史可轩，经王若飞、陈家珍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史可轩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率部队前往黄龙山区时，为反动地方军人田生春杀害。1975年，邓小平给在“文革”中横遭诬蔑的史可轩烈士的亲属复信说：“史可轩同志是个好同志，应确认为烈士，并予证明。”中山军事学校副校长李林（？一1929），湖南宝庆人。大革命时期于1926年由苏联回国。在五原作战中负伤，1927年伤愈后到西安任中山军校副校长。大革命失败后赴苏北工作，后往广东海陆丰地区从事军事指挥。1929年在江西作战中牺牲。
邓宝珊对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的工作都给予了支持。1927年6月7日，他参加了中山军事学校欢迎农民代表的大会，“到会者除农协代表80余人及该校全体外，复有邓副司令及杨教育厅长。当各代表莅会时，该校学生排队鼓掌欢迎，双方呼喊口号，声彻云霄。继操场举行阅兵式，开会已3时半。主席宣布开会后，该校长史可轩、特别支部委员惠介如、学生代表张汉权等，均有热烈之欢迎词。农民代表、邓副司令、杨教育厅长相继演说，一时革命情绪充满会场。最后，该校先散礼物茶点。霞光新剧团演《白色恐怖》、《双拾金》以资助兴。直至6时余，宾主尽欢而散云。”
这一时期，邓小平、史可轩、许权中等还在国民联军中创建了一个由中共直接掌握的正规旅，由中山军事学校的总队长许权中任旅长。中山军事学校中共党组织负责人高克林（高文敏）也参与其事。形成这个正规旅的组织基础是中山军事学校的教官、学员和“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的骨干分子。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部队。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陕西的活动，和于右任、邓宝珊的真诚合作是分不开的。当时，和于、邓发生工作关系的共产党人还有惠有光、李大章、王璋峰、刘继曾等。他们后来对邓宝珊的爱国立场和进步倾向都给予了赞扬和肯定。邓宝珊和国民军联军政治部代理主任刘伯坚的深厚情谊也是这时开始的，我们将在后面再叙及。
在国民革命形势的高涨中，邓宝珊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钦佩共产党人忘我的革命热情、坚贞的革命气节、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对中国的前途也满怀乐观和信心。于右任当时写给邓宝珊的一个条幅，反映了他们当时共同的心情：
宝珊老弟同志两正
黄流打枕终日吼，起上柁楼看星斗。
一发中原乱如何，再造可能得八九。
神京陷后余亦迁，奔驰不用卖文钱。
革命军中一战士，苍髯如戟似少年。
呜呼，苍髯如戟一战士，何日完成革命史？
大呼万岁定中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同日起！
舟入黄海作歌十六年四月 于右任
这是于右任上年赴苏联途中所作的一首诗，此时写赠邓宝珊，是别有一番感受和情意的。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杀害了李大钊同志，和他一起就义的还有谢伯俞、杨景山、邓文辉、姚彦、陶永立等19位革命者。消息传到陕西，引起了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的万分悲痛，国民军第二集团军举行追悼大会，并向各部队发出讣告：“李大钊……等二十人已于四月二十八日被秘密绞杀，噩耗传来，悲愤万状！如此重大之党狱及惨杀，实为中国革命史上最壮烈而又惨淡之一页。应即在各部队、各地方机关举行大规模的追悼运动和其他各种宣传方法，务使全军将士及当地民众，均对于此事变真象和意义，有明确的认识，增加我们消灭敌人的决心和义愤”。驻陕总司令部亦召开追悼李大钊的大会，由于右任报告“守常略史及其努力工作之经过”，与会者愤激地高呼口号：“打倒刽子手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刽子手张作霖！”“努力反日反奉战争！”“守常等同志精神不死！”“国共联合万岁！”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军联军仍拥护武汉革命政府，接受改编为国民军第二集团军，出师潼关，策应武汉方面继续北伐。冯玉祥自己兼任中路军总司令，沿陇海铁路出潼关进河南；宋哲元为北路总司令，集兵力于宁夏，出察、绥，待命进攻；岳维峻（时已为晋阎所释归来）为南路军总司令。邓宝珊被任命为南路军副总司令（一说参谋长）兼第五军军长。南路军集合国民二军在陕各部，继孙连仲部之后，经商洛、荆紫关入河南，5月28日到达河南南阳。邓宝珊本人暂留陕西。第五军司令部在南阳建立后，举办军官教导队于唐河，武汉方面叶挺部派出十多名军官前来帮助训练，其中多数是共产党员，有柳直苟等。6月陕西省政府成立时，于右任被任命为主席，实际由石敬亭代理，邓宝珊任省政府委员。7月18日，陕西省政府改组，石敬亭任主席，邓宝珊与严庄为常务委员。邓旋赴河南。
当第二集团军即将在河南与北伐军会合时，“宁汉合流”的阴谋正在暗中进行。冯玉祥作为一个反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动摇倾向的军人，倒向了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以“调解宁汉纠纷”为名，6月10日与汪精卫会谈于郑州，6月19日又与蒋介石会谈于徐州，促使蒋、汪达成了合作反共的默契。6月21日，蒋、冯发出联合通电，第二集团军开始了“清党”，驱逐军中全部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遣送苏联顾问，封闭工会、农民协会。北方出现的大好革命形势被断送了。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革命最后失败。
和共产党人的情谊
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刘伯坚烈士家书，既是一份反映共产党人高尚气节的珍贵史料，又是记录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国民党进步人士友谊的见证。刘伯坚和邓宝珊的友谊，要从西安共事时说起。刘伯坚从苏联返国后，即与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取得了联系，大批共产党员因此来到冯玉祥的部队工作，其中不少是中共党史上的著名人物。除上述文字中提到的外，还有宣侠父、安子文等。刘伯坚在国民军联军政治部代理主任（主任原定李大钊担任，未能到任，刘以副主任代之）任内，以其充沛的革命热情，干练、严肃的工作作风，以及善于演讲和写文章，在国民军联军官兵中赢得了很高声誉；同时他又以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精神，与国民军联军高级将领中的一些爱国人士建立了肝胆相照的朋友关系。邓宝珊、杨虎城、吉鸿昌、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就是刘伯坚当时的好朋友。季、赵、董、吉后来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为人民解放的事业献出了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