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蛰居”期间邓宝珊有时也去北平住上一段时间。邓在北平住小羊毛胡同5号（现北京火车站附近），这里也就临时成了与其相识的陕甘进步青年和共产党人的秘密聚会之所。在上海和北平邓宝珊不仅为他们提供活动的方便，还尽力帮助解决他们的食宿。当时，邓宝珊自己经济上也很困难，却往往倾囊相助他人。
1931年上半年，邓宝珊还为释放被红军俘虏的岳维峻一事，和中共中央军委进行过联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岳维峻投蒋后，被改编为陆军第三十四师，任师长。后参加对红军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1931年3月，红军在豫南双桥镇一次战役中活捉了岳维峻。当他知道了红四军参谋长徐向前曾在国民二军工作过时，说：“蒙多多关照，只要不杀我，我答应你们提出的一切条件！”徐向前等红四军领导人决定留他将来做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岳维峻家属托邓宝珊与中共方面进行联系，愿拿出几万元来赎岳之命。邓宝珊当时一度还准备自己去鄂豫皖边区参加红军，以此交换释放岳维峻。后红四军提出要20万套军装。张国焘到鄂豫皖，收了岳的家属送来的十万套军装和不少银圆，却借口岳“组织反革命团体”，把岳枪毙了。破坏了红军不杀俘虏的政策。邓宝珊对这件事曾很有意见。
在与中共地下组织保持联系的同时，邓宝珊与国民党内的反蒋人士来往频繁。他住法租界花园别墅弄堂时，邓演达几次见访，有一次是由黄琪翔陪同来的。邓宝珊与他们之间的信函联系，是由张玉燕和女儿惠霖一起去送取的。邓宝珊赞成在中国成立第三党，但不主张在反蒋的同时也反对中国共产党，认为应与共产党尽量合作。中原大战后回到上海，邓宝珊参加了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1931年上半年，该组织积极准备武装起义。8月，将原设计委员会（负责收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情报，分析各部队素质及将领思想状况）改组为军事委员会，邓演达任主任委员，其他四名委员是黄琪翔、季方、邓宝珊、严重。并决定邓演达带领数名得力干部去江西指挥陈诚（时亦参加该组织）的第十八军在临川、清江一带起义。同时对武汉、陕西、四川、河南、山西、福建等地所有建立了联系的部队，也分别派联络员通知他们一齐响应。决定之后三天，邓演达不幸在上海被捕。这一意外事件使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顿失核心，中央机构瘫痪，很多干部遭到迫害，地方组织大多瓦解。起义计划只好搁置。
邓宝珊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秘密来往以及参加反蒋政治、军事活动，渐为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所注意。邓演达被捕后，葛霁云等以张玉燕的名义写给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的一封联系信被查获。特务于是串通租界巡捕房，突然搜查邓宝珊住处。邓宝珊住二楼，他有意大声吵嚷，向住在三楼保管书信、文件的葛霁云报警，同时拖延时间。葛霁云闻讯，在邓惠霖帮助下很快把一些重要的书信、文件放人烟囱顶部。及特务、巡捕上了楼，什么证据也未获得，只好怏怏而去。特务机关并不就此罢休，乃勾结巡捕房将邓宝珊逮捕。经张玉燕奔走告知，此举引起国民党内一些开明人士的不满。于右任动员了一些国民党元老出面交涉，张玉燕托请当时在上海开业的著名女律师郑毓秀出庭辩护，以证据不足得以无罪释放。郑的丈夫是魏道明，二人均是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出身，归国后成为国民党司法界的要人。邓宝珊对郑的这次搭救一直很感激，后常有书信往还。
中原大战中的一段经历
1929年1月，蒋介石在多次战胜反对势力后，踌躇满志，召开了编遣会议，刻意削弱其他军阀的实力。蒋又于是年3月包办召开了国民党“三大”，进一步排斥、打击反对派。这些，使在北伐中崛起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受害不轻。逐渐演化的矛盾终于导致了1930年5月至11月的蒋、冯、阎中原大战。
战争爆发后，樊钟秀拥兵数万驻许昌，其背向对冯、阎十分重要。樊钟秀对早年孙中山授其“豫军讨贼军”总司令、“建国豫军”总司令，并提名他为国民党“一大”中央候补监察委员等事十分感激（国民党“一大”的中、监委及候补委员名额不多），认为是知遇之恩。后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遗教十分不满，又对冯玉祥支持蒋介石之举很不以为然，仍坚持“建国豫军”旗号。1928年后，樊被迫下野，旅居上海。1929年6月，孙中山遗体南运安葬紫金山时，樊未得到通知，愤慨之至，不邀自来，反蒋情绪溢于言表。次年初归河南，召集旧部重振部队，自任总司令，以孙世贵、任应岐分任军长。樊虽反蒋，对冯却狐疑甚大，故对冯、阎通电迟迟不予响应。
冯玉祥遂电邀邓宝珊前来。恰邓往北平，冯又派员前往相邀。邓马上来到郑州，冯命其立即出发去说服樊钟秀，动员其公开反蒋。缘邓、樊有靖国军以来的老关系。邓即与邢肇棠取捷道入许昌，见到了樊钟秀。他对满腹狐疑的樊说：“醒民兄，我痛感时局不安，欲返三原或天水故里，顺道前来探候，叙述片刻，即便登程。”这样打消了樊的戒备心理，并对邓的忽至速别有些不舍。樊又认为邓宝珊在军事政治上老谋深算，有向邓讨教之意，执意要留邓住下细谈。入夜相叙，邓只和樊讲旧相识们的生活境遇、古人逸事等，樊终于着急地问他：“这次冯、阎讨蒋，我以重兵驻守于此，将持何态度，方保万全？”邓这才徐徐转入政治话题。他说：“我深忧时局，目前国家不治，黎庶不安，颇有隐退乡里之意。对于军事，已经无心多加研究，未便多言。”樊以为邓确有苟安之心，反而劝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我岂可坐视？”邓宝珊乘势进言：“诚然！不过今日的当政者只为个人权力四处杀戮，我们举止失措，就会陷入为人驱使、病国祸民之境。兄台现集兵数万于此，弄得不好，也无非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罢了！”樊低头许久，问邓自己目前当持何态度，邓宝珊说道：“我等志在国家。为此努力，即不垂名于青史，虽死亦可瞑目，若弄权于乱世，必为后世所唾弃！此次冯、阎二君讨蒋，实乃为国为民之壮举，可联合而不可坐视，更不可相抗！望兄三思。”樊乃决意通电反蒋。冯玉祥任命樊为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命邓宝珊协助樊指挥作战。
继而，蒋介石欲拉拢樊钟秀抄袭冯玉祥的后路，派张继到许昌劝樊，许以重金，要樊让出许昌，以便蒋军通过平汉线直取郑州的冯军大本营。樊在邓支持下坚予拒绝，并印发告官兵书，历数蒋背叛总理遗教的罪行，表示反蒋决心。许昌方面的军事形势，是中原大战初期蒋介石失利，冯、阎进逼的重要因素之一。
5月25日，樊钟秀视察阵地返回司令部时，行至南门外吊桥，适逢蒋军飞机低空侦察，樊不听随从劝避之言，反立桥头仰首大骂。此时蒋军轰炸机飞临投弹，樊受重伤。当晚，自觉无救，嘱部下听邓宝珊约束，言毕即逝。樊死后，邓之幕僚汪剑平、王新令活动第八方面军各将领同意邓接任总司令。不久，冯玉祥正式任命邓任此职。一时，冯军各方贺电沓至。邓宝珊就任后整饬军纪，调遣部署，坚守许昌。蒋介石许以官阶、金钱，企图收买，邓始终不为所动。
及冯、阎失利，张学良通电拥蒋，冯、阎通电联袂下野的前夕，樊钟秀的外甥、第八方面军警卫师师长焦文典哗变，拘留了邓宝珊，准备押送南京，作为向蒋投诚的进见礼。焦文典是一野心军人，樊死后自以为总司令一缺应由他继承，对邓之上任心怀不满，经蒋以优厚饷额的引诱，遂搞了这场哗变。事为南京新就任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闻知，向蒋军前方总指挥何成浚交涉，要求将邓、焦二人一并解送南京，由监察院依例弹劾后处理。焦文典得讯处境狼狈，只好派四名士兵押送邓往何处。随行的有邓的私人秘书葛霁云，随从副官曹远峰，译电员雷和。八人一行出城后行至坝陵桥，巧遇岳维峻所派寻找邓宝珊下落的任德修。任德修说服士兵，并给每人十块银圆，令回许昌告诉焦文典：“邓先生被岳招抚使接往禹州（今河南禹县）去了。”不久，邓宝珊复返上海。
中原大战的失败使冯玉祥的国民军武装集团最后瓦解。国民军这一武装集团的性质几经变化：五原誓师前它是反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方军人进步势力的组合，产生于有民主、进步倾向的北京政变，其中包括两个力量来源——直系军阀中分裂出来的一部分武装力量和陕西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后遗留下来的武装力量。五原誓师后到冯、蒋徐州会议前，国民军参加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武装力量。由于国民军的主要领导人并没有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在大革命开始遇到挫折时，他们急剧右转，冯、蒋合作使国民军演变成了一支军阀武装——国民军新军阀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我们并不拘泥于国民军、国民军联军、西北军这样一些名称上的变化，而是把国民军作为一个冯玉祥领导的武装集团实体来考察的。
这个武装集团解体后，其骨干将领所走的道路是很不相同的：有彻底拥蒋，受到蒋介石一定信任的；有由反蒋而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的；有采取与蒋介石不合作态度，而与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国民军出身的爱国将领走上抵抗日本侵略的战场，有的成为捐躯沙场、流芳千古的烈士。但也有少数当了汉奸，如刘郁芬、孙良诚、门致中等，自毁名节，留下万世骂名。解放战争时期，原为国民军系统的国民党将领大多数先后起义归向人民。
鉴于国民军的兴灭是中华民国历史的重要一页，邓宝珊生平活动和国民军历史有重要联系，这里就其性质的变化作了一点简单论述，以帮助读者理解邓宝珊这一时期所走过的政治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