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活动
甘肃各族人民称道的“好省长”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在北平召开，与会代表635人。邓宝珊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新政协选举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时，当选委员180人，作为代表解放战争中的爱国起义将领的共7人，他们是程潜、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林遵、邓兆祥、刘善本。
会议的第三天，即9月23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特别宴请了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起义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应邀参加的有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等26人，作陪的有李济深、周恩来、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等。席间，毛主席频频提议为起义人员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立下的功绩干杯！他说：“由于国民党中一部分爱国军人的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部队起义壮举的肯定。这一历史评价也永载在了史册上。会议成立了六个分组委员会，分别负责政协组织法、共同纲领、政府组织法的草案整理、宣言起草、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代表提案审查等工作。邓宝珊参加了郭沫若为召集人的宣言起草委员会。在中国人民百余年来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奋斗过程中凝聚的空前的团结下，人民政协以高效务实、民主协商的方式完成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系列任务。
参加了开国大典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水利部部长。同时决定邓宝珊回甘肃担任省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专就此事对邓宝珊讲，蒋介石不信任你，始终不让你当甘肃省主席，我们让你回甘肃工作，献身桑梓，相信你一定会做好工作。新中国建国初期，爱国民主人士担任省主席的还有程潜（任湖南省主席），一时有“南程北邓”之谓。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人彭德怀、习仲勋即从西安来电向邓宝珊表示祝贺和欢迎。
是年12月底，绥远军政委员会成立，傅作义前往就任该委员会主席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省军区司令员，邓宝珊陪傅到了归绥。绥远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刚开完，邓宝珊接到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王世泰从兰州发来的电报，电称：甘肃省人民政府已于近日组成，定于次年1月8日正式成立，请邓先生前来主持成立大会。邓宝珊旋返北京，于1月3日乘周恩来总理所派专机飞往兰州。
1950年1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宣布正式成立，邓宝珊任主席，王世泰、张德生、马鸿宾任副主席，委员25人中有许光达、任谦、辛安亭、俞方皋、马锡武、黄正清、孙作宾等。
在人民获得解放的新时代里，邓宝珊对甘肃建设事业的发展充满了希望。解放初期，他以很高的热情投入工作。他告诫自己不能有“作客”思想，要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张德生、王世泰及省委副书记孙作宾对邓宝珊很尊重，经常与他商量省内各项重大问题，各项措施都在取得一致意见后实行。他们之间的日常往来和谈心也很频繁，感情上日益融洽，建立了相互间的信任。通过这些机会，邓宝珊也很快熟悉了建设新中国的政策。王世泰后来回忆说：“解放初，……（我们与邓）先后共事将近四年。四年时间是短暂的，但他那深邃的政治见解、丰富的社会阅历以及他那豁达的胸怀、谦逊的品德、赤诚的态度、真切的感情，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四年间，我们肝胆相照，亲密无间，合作得非常好。”
1950年2月，邓宝珊赴西安出席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典礼和第一次委员会议。会上，他就甘肃省人民政府的工作作了报告。西安滞留期间，邓宝珊和彭德怀、习仲勋有多次会见和晤谈。彭、习赞扬了邓宝珊在孙中山领导下为民主革命所作的贡献，以及他与中国共产党三次合作的爱国表现。表示将全力支持他在甘肃领导政府工作。在西安，邓宝珊还出席了杨虎城将军的追悼大会和遗体安葬仪式，并在西安《群众日报》上发表悼念文章，表达了对老友的深切怀念。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解放初期，甘肃的民族关系比较紧张，社会治安不够安定。邓宝珊积极做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工作，引导他们把本民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前途紧密地联系起来，消除历史成见，揭露特务和反动分子破坏民族团结的阴谋。他还经常召集一些社会人士和起义将领在一起座谈，在会上他既讲自己几十年戎马生涯中的思想变化，也讲共产党人应天顺民的大政方针，用现身说法的方法晓之以理，启发大家努力学习，提高觉悟。甘肃在解放后的短短几年中，出现了民族团结、经济恢复的大好形势，其中包含着邓宝珊的许多辛劳。1953年10月甘南藏族自治区（后改为自治州）成立时，他亲率代表团前往祝贺，随后又深入黑错（今合作）、临潭、卓尼等地看望广大僧俗群众，历时一个多月。当时甘南交通不便，路途相当艰苦，邓宝珊不以为意。一次因路基很坏，又逢天下大雨，汽车一再陷入泥坑。邓宝珊下车步行，踏着泥泞走向县城。
在发生“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夺权以前的17年中，邓宝珊一直是甘肃省政府的领导人。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中期，邓宝珊对省政府的工作抓得很具体。为了掌握实际情况，他每年都用不少时间下乡视察指导工作，足迹遍及全省各县。1954年，他陪习仲勋到甘肃一些地方视察农业，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受到了中央高度重视。1956年秋，邓宝珊到甘肃中部干旱地区的会宁县视察，提出要到该县最干旱的硝沟坪去看看。黄土高原缺乏绿色植被，水土流失严重，一道道深沟大壑，交通十分困难，邓宝珊时而和大家一起下车步行，时而又一起推汽车上坡，几经周折，才到达目的地。返途中，天黑又遇大雨，河水暴涨，车不能过，他和大家一起爬坡抵达县城。当县里领导向他表示歉意时，邓宝珊却高兴地说：“我今天看到了甘肃最干旱的地方，也体会到了山区群众生活的艰辛，此行是很值得的，一点辛苦算不了什么。”在场干部听了都很感动。到各县视察时提出要去边远偏僻的山区，是他经常的作风，如遇劝阻，他反而坚持非去不可。
深入基层，掌握具体情况，不仅使他在领导工作中做到了心中有数，而且及时纠正了一些工作中的问题。土改运动中，他发现个别地区出现了违反党的政策的一些做法，便立即提出，使问题得到迅速纠正。
邓宝珊在旧时代就期望甘肃民生问题的解决，但动荡的环境使他的期望终归成为泡影。解放后，邓宝珊建设甘肃的愿望一天天成为现实，这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喜悦。他经常深入工业建设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慰问苏联专家，接待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并与指挥建设的领导干部交谈工程进展情况。他曾感慨地说：“从左宗棠办甘肃机器局、兰州织呢局到解放前，甘肃的近代工业没有显著的变化，民族工业自生自灭，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也办得很不景气。解放后仅仅十年，许多大企业就在甘肃建立起来了，这是最生动的新旧社会的对比。”
甘肃的粮食问题，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不能自给，不仅拖了工业的后腿，更使占甘肃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的温饱没有保证，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受到影响，受教育的少年儿童占的比率很低。这些都使邓宝珊思想上压力很大。因此他对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有关农业发展的建设事业尤其关心，想通过解决干旱问题，扭转甘肃农业的落后状况。50年代，全省大中型水利工程，他几乎都亲自去视察过。对于各地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他也指示有关部门给予积极支持。他不顾年高，参加植树劳动，挥汗如雨地干着，给干部群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使相当一部分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受到伤害。看到这种情况，邓宝珊心中十分痛惜，他给身边亲近的人说：“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怎么一夜之间都成了右派？”也就在这一年，甘肃一些农村出现了饥荒问题，邓宝珊就此提出救灾问题。然而，继张德生之后的甘肃省委主要负责人无视问题的严重后果，主观地否认饥荒问题，并因此对邓宝珊不满。为了打击党内外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同志，这位省委领导公开散布说，有人讲有的地方农民饿肚子，这是“‘邓氏地主王朝’发出的靡靡之音”。甚至还想把邓宝珊也打成“右派”。邓宝珊听到后说：“颂歌盈耳神仙乐，好话谁不爱听呢？可是凡事总得尊重事实嘛，好事跑不了，坏事却说不成好事。我个人的进退荣辱并不是什么大事，群众的吃饭问题要紧！”中央领导同志了解到有人对邓宝珊的错误态度后，严厉地批评了这位省委领导。第二年，这位领导的主观主义、盲目蛮干发展到了顶点，造成50年代后期甘肃干部队伍中“左”倾思想的泛滥，邓宝珊工作的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一度对具体工作的过问少了起来。但1959年甘肃出现严重的缺粮问题时，他还是向周恩来总理反映了情况，对所发现的问题，提出补救办法，以减少群众的疾苦。有一次，他在定西县内官营符家川一个水利工地视察，看到民工的干粮里掺有油渣，就去附近群众家里了解情况，进而发现这个地区有许多群众已揭不开锅了，立即赶回定西，责成专署迅速运粮救济。
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兰州会议，坚决纠正了原甘肃省委的“左”倾蛮干错误。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汪锋来到兰州。汪锋很尊重邓宝珊有关救灾和恢复农业生产的意见，在生活和健康方面也很关心邓，退还了他交公的园地，调当时最舒适的红旗牌轿车给他使用。邓宝珊一度忧郁的心情好转了。他带病去甘肃最干旱的定西地区视察，指导救灾工作。每到一地，总是逐户看望受灾农民，仔细了解当地受灾程度，询问救灾款和药物等的发放时间、数量等，总结好的经验加以推广。他那平易近人、诚恳实在的态度，深得人民群众的欢迎与信任，群众都愿意和他接近，同他说心里话。
然而，年时日高带来健康状况的下降，已开始影响邓宝珊的工作了。
民革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建国前夕在北平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经常会见傅作义、邓宝珊等国民党起义爱国将领。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提出请傅、邓组织一个党派，参加政治活动。傅作义回答说：“我是个军人，不懂党务，搞不来。”邓宝珊表示：“我们没有经验，不会办党。”这件事情遂再没有提起，但傅、邓对毛泽东的关心十分感激。
新中国的成立，使邓宝珊的思想境界有了一次新的升华。他看到人民政协和它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会集了大批爱国进步人士和优秀干部，真可谓“猛将如云，谋臣似丽”，他为此而欢欣鼓舞！新中国建立后，他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很高，仅以人民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会刊中反映的情况，在60项会议提案中，邓宝珊提出的和副署的就有9件。他提出在甘肃省会兰州创办一所可容纳千名学生的民族学院，“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以适应工作需要”，会议审查意见是：“西北创办民族学院，政务院业已决定。来案乃送中央人民政府核办。”1950年8月，新中国第一所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现名为“西北民族大学”）正式开办招生。他又提出“统一规定工作人员薪资小米（或面粉）价格案”。其理由是：“目前各地工作人员（供给制干部在内）的薪资小米价格，参差不齐。譬如兰州的粮食价格在西北各地中较低，而日用品的价格较高，因此一个每月20袋面粉的教授在兰州只能得到三十万元左右（在西安可以得到六七十万元），很难维持一家的生活，因而情绪低落，影响工作。这种情况应有加以调整的必要。同样，供给制干部的供给标准，也因为受到粮价较低的影响，伙食标准无形降低。”解决办法是：“（1）工作人员的薪资按当地折实单位牌价计算，或（2）以各大行政区为单位规定统一的薪资计算价格。譬如西北大行政区以西安的粮价作计算薪资的标准。”这一提案受到了重视，问题得到了解决。
建国前后，在反对蒋介石、争取民主建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各民主党派活动十分活跃，民主党派成员为团结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建立新中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49年1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二大”在北京举行，邵力子当选为常务委员。此后，邵力子积极说服邓宝珊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邓宝珊表示自己不熟悉党派工作，不肯参加。邵力子并不灰心，他认为西北军留在大陆的将领很多，邓宝珊在他们中是有影响的；同时，在西北国民党人士中，邓宝珊也很有代表性。他继续说服邓宝珊，邓终于在1953年加入了民革。当年，民革西北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张治中任主任委员，邓宝珊任副主任委员。次年，邓又兼任甘肃省分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任民革甘肃省委主任委员。在西北地区民革工作的开展中，他起了重要的作用。
1956年2月，民革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邓宝珊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大家叙旧谈新，为新中国短短几年中取得的建设成就欢欣鼓舞，也为自己后半生看到了国家日益走向富强的景象而庆幸。民革“三大”继续选举李济深为主席，并增设副主席，何香凝、程潜、谭平山、蔡廷锵、张治中、熊克武、龙云、邓宝珊、陈绍宽当选。在1958年的民节“四大”上，邓宝珊继续当选为副主席。
解放后，邓宝珊对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倾注了许多心血。他广泛联系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鼓励大家在积极参加祖国建设的同时，关心祖国统一大业。他自己曾多次写信和撰写文章，遥寄在台湾或海外的故旧。表达对他们的系念，减恳希望他们本着爱国不分先后，爱国就是一家的精神，捐弃前嫌，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贡献力量。他多次发表对台广播讲话，把怀念与希望的声音直接送到台湾故旧的耳边。
邓宝珊一生阅历丰富，交游广阔。他深知历史经验是教育人民的宝贵教材。1959年，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提出积极组织爱国人士撰写文史资料的倡议，邓宝珊对这一工作十分重视和支持。他撰写或口述的回忆辛亥革命和陕西护法斗争的文章资料准确、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后来常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所引用。在他的鼓励下，甘肃民革成员写了大量文史资料，质量也比较高，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