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是10月18日。
从瓮安县城去江界河40多公里，走路得要一天时间，我决定乘车返回江界河。我来到县城的汽车站，可是从这里到江界河村的汽车一天只有两趟，早上的已经开走，下午班的又还得等到下午。我在汽车站四周走来走去打听去那里车辆的情况。那些停在汽车站四周的出租车司机见我胡子拉碴的样子，大约有几个从报纸上把我给对上号了。有一个走过来对我说，你是徒步乌江的那个记者，我认得你，少收你点（钱）送你去江界河村？他怕我不信，还有意把手里的一份都市报拿给我看。也许他们说的是真话，确实在原价上少了很多，但我还是觉得车费太昂贵，不愿坐出租车赶到江界河。他们也不再劝说，各自揽活去了。
我在汽车站转悠了很长时间终于坐上开往江界河对岸——猪场镇的中巴车。
在一个岔路口下车后徒步往江界河村方向走，我一边走一边问路，走到当年红军纵队强渡乌江岸边的江界河村时，已是下午3点过钟。我逢人便问，村里还有没有老人能见证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情景，好不容易才得知村里有一个老人叫犹泽雨，土生土长的犹家坝人，说是有84岁了，可能晓得一些事情。一翻周折找到了犹泽雨老人的家。老人上山做农活去了，等了很久老人才背着一背红薯叶从坡上回来。
老人不仅身体硬朗，而且口齿清楚。提到当年红军强渡乌江北进遵义的情景，老人的回忆让我感触很深。他说，当年红军不乱进家门，不乱拿东西，就是和对岸的部队打起来了也不忘招呼村里人隐蔽。而地方上的那些军队，有点和土匪、棒老二没有区别，他要你的东西总是给你很少的钱，不行也得行，甚至强买强卖。对于红军的看法，和我过鸭池河时，84岁的徐少清老人所说的是一致的。
说老实话，虽然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我常常以更久远的历史眼光去判别具体事件的真伪，从不人云亦云，即使不能把真理诉诸纸笔，也不会与别人瞎嚷嚷，乱起哄。当年共产党的军队被老蒋称为“共匪”，使我曾经有过闪念：当年“共军”是不是真像“国军”说的那样不讲道理没有希望，真像他们描述的那样“匪”吗。后来我自己说服了自己，或者叫分析、研究（作为后人只能这样做），如果说真有匪气的话，那肯定是“国军”而不是“共军”。当时的“共军”是由广大的劳苦大众组织起来的军队，只要能走路能打枪、革命精神彻底就行，他们本身都是些受苦受难的人，他们的言行可能土气，但不可能滋生“匪”气。就是有鸿鹄之志的头领们有的虽然出生名门望族，但他们十分清楚，要打天下救国救民，首先就得好好做人做事，没有铁的纪律，没有和普通百姓打成一遍的良好品质，处于劣势的“共军”能夺取天下？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个道理。相反，“国军”倒是有些“匪”气了。当时他们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连穿着、装备都是“共军”望尘莫及的。俗话说，人一阔，脸就变。阔的人都是大腹便便的，从来不把底层群众放在眼里。在这种优越的条件和环境下，能保证“国军”没有“匪”气？纵观历史，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真理往往掌握在一些少数人的手里，而掌握真理的英雄们一但拉人树旗革命，在没有成功之前，总是被势力强大者口诛笔伐、骂得一塌糊涂。其实是他们心虚，害怕对立者战胜了自己，所以竭尽诽谤之能事。殊不知手舞真理的弱小者结果还是把老虎打倒了。
这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
另外还想说的一个问题可能会招来麻烦，但我还是不得不说。关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及四渡赤水的历史真相，今天有不少人认为是毛泽东胸有成竹的最初战略计划，拟定必须“四渡”与“长征”。这也太不客观了。红军从井冈山出发，是不是早就决胜于千里之外了？长征其实是共产党后来取得成功的一个总结。我们现在大胆假设，如果长征失败了，谁还会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再说毛泽东在这之前的指挥权已经被“剥夺”，“遵义会议”之后才重新确立他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根本事实，红军是被“逼”得没法了，不得不去经受折腾、苦难以避开更大的灾难，从而才走上那条艰辛之路“躲”到陕北去的。我曾经去过延安的杨家岭和枣园，这两个地方都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当年“孤注一掷”指挥迎战蒋介石集团和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地方。60多年后，当我这个后来者目睹到仍然那么荒凉的土地时，我真的为“共军”的英明和毅力而感慨不已！踩着那苍凉而瘦弱的黄土高原，我仿佛看到了苦难的力量还在黄土地的上空呼啸。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共产党的军队当年吃的苦是我们这辈人无从想象的。但我相信，也只有吃过苦的人们才能引领历史和社会前进。中国历史上有建树的皇帝没有一个不是经历战争和苦难洗礼的。刘帮、李世民、朱元璋等，哪个没有经历一翻磨难，哪个没有经历战争。当然毛泽东不是皇帝，共产党的军队也不是封建王朝用来巩固皇位的机器。但任何推动历史前进的集团都有一个共同的时代特点：得民心者得天下！
犹泽雨老人提到当年红军纵队与主力强渡江界河的情景，又使我扯了这么多。 打住。
我与犹泽雨老人坐在他家坝子里攀谈红军强渡江界河，几个小女孩不停地在旁边捣乱，她们长得很漂亮也很机灵，穿着干干净净，压根不象农村孩子。她们叽叽喳喳吵攘着玩农村孩子的游戏，一会又找来竹竿拨打坝子边树上黄黄的釉子，让你感到这个乡村非常的美丽。江界河南岸这个村子过去叫犹家坝，地势平缓，土地肥沃，人杰地灵，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才数不胜数。解放前这个村寨只有三、四十户人家，二百来号人。1959年，瓮（安）遵（义）公路通到两岸，江界河上白日夜晚轮渡繁忙，两岸灯火通明，酒家、旅店生意兴隆，村子迅速成了水陆的重要码头，那种热闹劲当地的村民至今记忆犹新。也怀念不已！
1996年，江界河大桥竣工，瓮遵公路改道，村子离江界河大桥从乌江溯流而上估计就在1公里左右，可是江界河村却像遭遇了寒流顿时冷了下来。一切又重新回到原来没有过渡时的状态。傍晚，我与犹泽雨老人的小儿子犹家元来到江边，见岸边泊着好几只渔舟，望着对面的山峰，我试图能够找到红军当年突破对岸的那个缺口，然而这只能是个虚妄。一会，江上划来一只小船，渡口很宽，眼看着小船慢慢变成一个黑点。遥想当年热闹的渡口，我只能凭借岸上残存的遗迹想象曾经车来人往的情景。就在离江岸不远的村头，立有一块红军强渡江界河的纪念碑，是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碑上介绍了红军当年强渡江界河的基本情况。纪念碑孤零零的立在那个地方，村子里的孩子们在碑上爬来爬去，似乎成了他们把玩的一块爽心石头。他们不可能知道这块石头的意义，也不明白石头背后的惨烈和悲壮。据说，强渡江界河是红军长征初期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大大鼓舞了军中士气，可是也死了几十名工兵战士。这是1935年1月的前三天，天寒地冻，冲锋陷阵的勇士中弹落进急流就再没上岸，有人把名字留了下来，有人连名字都没来得及记住。他们为信仰而死，为一个朴素的道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值得值不得，不是我们说了算，也不是那些主义者和既得利益者冠冕堂皇总结的那样玄虚。他们当时也许是为了生存、也许是为了心中的真理、也许是为了某个主义、也许是为了将来能有出头日子、也许什么也不为，懵里懵懂就来到了这条路上。但是他们死的很勇敢，很有气概。因为他们心中是亮堂的。不象今天那些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坏蛋，毁了国家、害了人民，在法律和良知的枪口对准他们时象一条狗畏首畏尾求个不死，非死不可了还要求死得好看一点。呸，简直连狗都不如！
不过这块立在江边的纪念碑遗址即将面临被淹没的“威胁”，下游构皮滩电站建成后，水位上升，江界河村部分村民必须搬迁。对于历史文物，瓮安县是怎么考虑的呢，初步的设想是在山顶上的公路边修建红军强渡乌江纪念馆。能不能建还很难作决断。但我想，再过许多年，今天我看到的江界河也就面目全非了。就象我现在看到的江界河也不是1935年时的江界河一样。别的我不敢细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当年的乌江流量绝对比今天大，两岸的树木比现在茂密。
眼下我想象着江界河的过去，许多年后，有人也许会来到这里想象江界河的今天。
其实下午我是完全可以离开江界河朝前面走的，但我内心很不情愿。我感到一路走来江界河这个地方特别让我流连，不舍匆匆离去。这兴许是因为村子的古雅、家家门前淡黄的釉子的吸引；兴许是对寨里活泼可爱孩子的感念；也或许是对那有韵致的一弯江水的遐思……我喜欢这个地方，潜意识甚至有一种美丽的念头，朦胧的，飘渺的，但很让人牵挂的感觉：她，会不会出现，会不会来到眼前，会不会在一个美丽的地方有一次美丽的邂逅……我希望走完乌江后江界河能不时地让我想起，不时地让我怀念。就怎么留下来了，就这样住在了知书达礼的犹家元家。当然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如果说发生了什么，那就是犹家元贤惠的妻子做了一餐很可口的饭菜和晚上很舒适的睡眠。
长安虽好不得久留。早上起床后，按常规洗脸就走人，可是犹家元夫妇硬是不让走，说出门在外不是太方便，不像在自己家里，说什么都得让我吃过饭再走。
人家说的很诚心，我不好拒绝这份好意。就坐下来等，很快，犹的妻子就把饭弄好了。这顿饭吃的照样舒服。别的我就不绕舌了，我想说的是，犹家元夫妇都是高中毕业生，用过去的话说是有文化的农村人，事实也是如此，正因为他们读的书比别人多一些，曾经又去过沿海打过工，见识不浅，所以我与他们交流很容易达到共识。在他家多呆些时间也不觉得时间浪费。我想，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可以使人亲近，可以使情感升华。虽说这只是我徒步乌江的一个小小站点，但是却留下了很多充满回味的东西。当我记述着这些文字时，我离开江界河已经是一年零三个月了，其间，犹家元用手机给我发过三次短信，虽然是三两句话，却包含了很深的人生哲理。最后一次短信发于2003年的秋天，我回电话过去时，他说正在开车，不方便多说，只简短地告诉我，他现在在跑长途货运，有时间想来贵阳一叙。我想肯定能见到江界河的犹家元，但不知道是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