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早晨七点钟，我和唐玲玲就起了床。虽然没睡成懒觉，但她显得很兴奋。我们要去老贺在怀柔的“别墅”过这个周末。她喜欢“大自然”，如果说还有什么学生时代的痕迹在她身上保留下来的话，那就是对所谓“田园牧歌式”生活情调的浪漫向往吧。当然这种向往仅限于偶尔到乡下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而不是当农民。
要带的东西在前一天晚上就收拾好了。早饭准备在路上找个小摊子吃豆浆油条。我洗漱过后就没什么事了。唐玲玲却一进卫生间化妆，就像在那里拿了绿卡要永久居住似的不出来了。我去看了看，见台子上摆了几十种奇形怪状的瓶瓶罐罐，她紧盯着镜子里自己的脸，看都不用看，伸手就能拿到需要的那一瓶，抹完了这个抹那个，工序极为繁复。我说亲爱的，今儿就算了吧，选美比赛已经奉命取消。她小心翼翼地把睫毛夹取下来说你一边儿呆着去！我到餐厅里煮了一壶咖啡，慢慢地喝着等她。她过来一看，也喝了一杯。喝完又去补妆。我说这他妈的简直赶上拍电影的了！当然我是在餐厅里对自己说的，她没听见。
总算出发了。我开车。她坐在我旁边，规规矩矩地系上了安全带。我扭头看了她一眼，夸她妆化得好，浓淡相宜。她说是吗？啪地一下把前面的遮光板放下来，对着那上面镶着的长条小镜子又没完没了地照起来。一边照，一边给我指挥道路。
我们在城里穿街走巷地绕着，停了三次，接上来唐玲玲的三个密友。那都是些已经或正在办理离婚手续的中年妇女，她们目光锐利，苦大仇深，对男人的卑鄙虚伪自私懦弱了如指掌。我最害怕的就是她们。也怪了，唐玲玲回到北京以后，不知怎么一下就被吸进了这个圈子，如胶似漆地粘成一片。她们在一起泡咖啡馆、打保龄球，掏心挖肺地交换对付男人的心得。唐玲玲很快就把她丈夫的全部情况向她们交了底，就像必须履行的入会手续一样∶上自我爷爷奶奶是什么时候死的、我妈的护犊子的表现、我爸的窝囊，下至我个人吃喝拉撒睡的习惯、我的脚气病、世界观、买什么舍得花钱买什么抠……无所不谈。甚至连“我们那位性冷淡”“做爱像公事公办”这样的话都说过。她对我还有一个总体性的形容，是这么说的∶比方说他在路上看见地下扔着十块钱，如果旁边有人，他肯定连看都不看就走过去了；但是如果一个人也没有，他马上就会捡起来塞进自己兜里。这个富有深刻含义的寓言故事“轰”地一下就传开了，她们都说准确啊！天下乌鸦一般黑啊！她们的老公或前老公，全是这种人！
这三位上了车以后，就像失散了三十年的亲骨肉一样和唐玲玲热烈交谈起来。唐玲玲扭过上身趴在椅背上，以同样的热情呼应着她们。我点上一支烟，将音乐声调大了一些，专心致志地开车。
“玲玲，你今天的妆化得真好哎！”
“是吗？”唐玲玲说，指指我，“他也说不错。”
“哟，他还注意你化妆哪？不赖呀！可以评模范丈夫啦。我老公从来不管我化不化妆。”
“这方面他表现还可以。”唐玲玲说，听得出来相当高兴。
“我们那位，简直就是木头疙瘩！”另一个说。“别说化妆了，你就是生天花长了满脸麻子他都瞧不见。可是见着别的女的，看得那叫细呀！有一次看见我一同事，就打了个照面儿，回来告诉我说那人五官还可以，但是耳朵后面的皮已经老了。统共跟人家说了三句话，居然连耳朵皮都看清楚了！”
“你老公可花，一看眼神儿就知道。”
另一个叫着我的名字说∶“史辉，你当年是怎么把玲玲骗到手的？”
“什么叫骗啊？爱情嘛。”
这句话引来一阵大笑。
“这可笑吗？”我说，“难道你们认为连爱情也是可笑的吗？”
“还来劲了！说他胖他就喘。”一个说。
“据说你最近表现不错，陪玲玲喝酒来着。任重道远，继续努力啊。掌声鼓励！”
她们还真的劈哧啪喳给我鼓起掌来。
我们来到老贺家时，已近正午，第一拨爬山的人已经老早就上山了。剩下的十来个人都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三三两两地聊天。
老贺是经济学教授，五十岁出头，头发花白，说话有些结巴，所以文章写得好，讲课却不大受欢迎。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和他成了朋友，在他的影响下看了不少书。他说小说只是消遣，睡觉之前翻翻就行了，读书要胸怀“经邦济世”之志，为老百姓找出路。遗憾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辜负了当年的这一番教导。老贺和他太太是青梅竹马，青年时代一起悬梁刺骨彻夜苦读，从来没想到要劳逸结合互相娱悦一下，所以直到多年后入洞房那天才第一次交欢，一时传为美谈。他们在怀柔一个小山村里买了一所农民的房子，才两万块钱，周末和暑假就来这儿住，戏称“别墅”。又好客，经常招朋友来玩儿。
这房子在一个山坡上，坐北朝南。三个房间，中间是堂屋，有灶，东西两间房里都有土炕，地面是水泥的，墙壁刷得雪白。院子很宽敞，石块铺地，有两张石桌，还支了两把白绿相间的遮阳伞，好象是三里屯酒吧一条街上卖啤酒的。东北角有一个厕所，装了抽水马桶和自来水龙头。
唐玲玲和她的密友带了各种食品来，在堂屋的桌子上收拾。我遛了一圈，走出屋，站在门口抽烟。放眼望去，山下房屋错落，在很远的地方才看得到庄稼，刚才来的那条路是沿着山脚新开的，被炸开的山体露着白花花的石头，像人体的某个部位裸露出白骨一样扎眼。荒山秃岭，林木稀疏，哪有一点蓬勃的气象！近处，人们分成两堆围坐在那两张石桌四周，谈笑喝茶嗑瓜子儿。大部分都是中年人啦！拖家带口，心事重重，每双眼里都闪动着老谋深算的狡诈目光。老贺的秃脑门儿在太阳底下发出亮晶晶的紫铜色。这里边有一多半人都是早就认识的，想当年小伙子英俊潇洒，骑着崭新的自行车满街拍婆子；大姑娘任性风流，掐碎了多少颗少年单纯的心哪！这才一眨眼的功夫，怎么都变成这样儿了？
老贺的女儿已经上大学了，粗胖粗胖一个黑丫头，跟她妈年轻时一模一样，但从小营养充足底子好，精神面貌不同。天还不够热，她已穿了一条带毛边儿的牛仔短裤和短袖衫。
“史叔叔，”她过来跟我说话，“女子足球世界杯赛您看了吗？”
“没有啊。”
“就在洛杉矶踢的，您没去呀？”
“噢，当时我在北京。”
“您不看球吧？”
“不看。”
“那您看什么呀？”
“我呀？也就是……”
“您有偶像吗？”
“你呢？”
“‘后街男孩’。”
“我只听过‘甲壳虫’，知道约翰·伦侬。”
“太老了！他被人开枪打死那年我刚出生。”
“我的偶像是可可·费尔南德兹。”
“可可·费尔南德兹？干嘛的？”
“洛杉矶东区一家脱衣舞场里的脱衣舞女。”
“Oh，My God！（哦，我的上帝！）”她说了一句英文。
唐玲玲在里面叫起来∶“史辉，说什么呢你！”
我赶紧从门边溜走，混进老贺他们那圈人里。结果他们也都听见了。
“你也是！”老贺说我，“这么大岁、岁数了，没个正形儿！”
“哪么大岁数啊？我不才四张儿嘛！四张儿五以下都算青年，这是团中央规定的。”以前北京人管十块钱叫“一张儿”，现在又用到岁数上了。
郑小红坐在我对面，一只手拉着她儿子，说∶“史辉，你说话注意点儿，这儿有小孩儿。”
我说∶“他才六岁，听不懂。”
“我是说你话里别带脏字儿。”
“我没带脏字儿啊。”
“刚才没带，一会儿就该带了。你说话脏字儿特多，提醒你。”
嘿，邪了门儿了！今天谁都跟我过不去。
“我都四张儿啦！”我大声说道。“没招谁没惹谁呀，该四张儿还是四张儿。”
郑小红比我大两岁，外语学院毕业。当年她是校花，长得明眸皓齿，追她的人成群结队。我有一段几乎天天摽着她，给她借书、搞音乐会票和内部电影票，但她一直管我叫小孩儿，对我毫无兴趣。大学三年级那年，她悄悄告诉我她怀孕了，让我帮她找医院的关系打胎。正好我一个小学同学是人民医院的司机，他以为孩子是我的呢，慨然相助，把她送进医院。他还嘱咐我打完胎要用鱼汤补。我买了条活鱼，熬了汤，放在一只小铝锅里，用尼龙网兜提着，趁热给她送去。她打开锅盖，噗哧一声就笑了，说“史辉呀史辉，你这个小坏孩儿！鱼汤是下奶的……”我听了，好一会才明白这话的意思：“噢！是吗？你不用下奶哈？那我自己给喝了得了，挺贵的。反正我喝多少也下不来奶。我岁数比你小，还没长全呢。”她毕业以后分在外企，听说轰轰烈烈谈了几次恋爱，有老人也有小孩，不是被骗就是被伤，现在唯一值得骄傲的是为了爱一点儿种族歧视也没有。最后嫁给一个香港商人，生了这个儿子，去年离的婚。
郑小红得到的瞻养费据说可以保证这辈子吃喝不愁了。她穿一件红色的POLO夹克外套，里面是质地精良的黑羊绒套头衫，脖颈上戴一条细细的金链子，下端坠着一个小十字架。皮肤依旧很白，但失去了血色，原来细溜溜的脖子上充塞着多余的脂肪，已经出现了双下巴。
老贺还是那么土，一件天坛牌的确良硬领白衬衫，腰以下塞在裤子里，裤子是鸡蛋黄颜色，料子的，腿一动滴里当啷晃。可能是插队时落下的习惯，袖口和裤腿都捋上去一截儿，一副随时准备下地干活儿的模样。
老贺说∶“小红，这儿有风，你带孩子到屋里去吧，别吹着。”
小红说∶“没关系，这孩子皮实着呢，很少生病。”
他的确显得很结实，长得不太像妈，嘴唇厚厚的，双眼凹进很深，大概随他爸爸。
老贺说∶“山里的风硬，去年夏天我光着膀子在这儿坐了一会儿，到晚上腰就疼了。”
我说∶“那是你上岁数啦。”
小孩突然一拍桌子，对老贺说道∶“操你妈！”
这可不是我教的！
“操你妈！”又是一句，声音清脆响亮。
小红喝道∶“所罗门，你怎么骂人哪！”
所罗门不理，转身跑到屋檐下，拣了几个小石子，又跑回来，一颗一颗向老贺投过去。老贺镇定地躲闪着。有一颗打在我的胳膊上，不太疼。
所罗门，以色列人的王！
爬山的人回来了，一共五、六个，包括老贺的太太和两个年轻女孩。
大家说吃饭吃饭。唐玲玲她们把堂屋里的食物往外面的石桌上运。密友之一对我说：“史辉，别愣着，干活儿！”唐玲玲手上端着酱牛肉、熏鸡，一边走一边说“你指望他？他眼里根本没活儿。”密友说“都是你惯的，就得训练训练他。”我走进去，见桌上一大堆纸盘子纸碗和一次性筷子，便一股脑抱在怀里，刚出到院子，密友之一就指着我笑起来，说“瞧这人，抱一大堆纸！真会偷尖耍猾。”
我没什么食欲，便开了一罐百威啤酒，站在一边慢慢地喝。
老贺的太太一身汗，坐在桌前狼吞虎咽，但样子并不贪婪，只是吃得香而已。她因为胖，十分注意运动，可是成效并不大。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在念研究生，一副不做居里夫人誓不为人的架势。那时她和老贺虽然已经结了婚，但各自住在自己学校的学生宿舍里，相约每周只见一次面，又因为没房，所以每周的这次见面就是夹上一块塑料布、带上一把伞、买几个面包苹果梨，在紫竹院或玉渊潭的草地上铺开了吃一顿，谈的都是极为抽象高深的话题。老贺对此甚为得意，觉得很像他在十九世纪俄国小说里读到的某些场景。现在，贺太太唯一没变的就是那副又尖又细像小孩子一般的嫩嗓子。老贺曾经告诉我，一个人的吃相最能反映他的性格。以此观之，贺太太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呢？距离居里夫人恐怕比较远，倒更像一个精力旺盛、脾气随和的老太太了。老贺站在她身后，细嚼慢咽，垂着眼全神贯注地吃着。这又反映了他的什么性格？看着这俩口子，我有时也挺羡慕的，他们的人生目标是如此之简单明确，对现状是如此之心满意足，倒也他妈的满难得的咧！
老贺身旁的陈及律就不同了，别看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叨着挑食，他可从小就是一副欲壑难填的面相，不管看食品看钱还是看女人，双眼总是直勾勾的。他是我哥哥的同学，有一度几乎天天来我们家，而且全都是卡在晚饭的时间来，等饭一上桌，根本不用我们让，他毫不客气地端起碗来就吃，吃得狼吞虎咽，饭粒儿菜汤掉一桌子。时间一长，我哥也受不了了，说些不酸不凉的话刺他，给他作脸色看。可是他视若无睹，毫不介意。我们家人也集体商讨过对策，采取了假装家里没人或者拖延开饭时间等办法逼他走；他呢，满脸“瞧咱们今天谁饿得过谁”的从容表情，蹲在门外或坐在屋里，硬是不走，非把这顿饭吃下去不可。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如今，他成了这伙人里顶尖儿的大财主，你就是下帖子请他来吃鲍鱼筵席，也未必请得动。不动产方面，他现在有七座楼，因为其中的三座在海南，被套住了相当一部分资金，所以这几年气焰已经没那么嚣张了。不然的话，他绝不会和老贺这种人恢复来往。当年他在我们家蹭饭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可等闲视之，他那么宠辱不惊、沉着冷静，那么能忍那么不要脸，日后必成大器。
小红满院子追着所罗门跑，抓住一回，就往他嘴里塞一口东西。她已经把外套脱掉了，羊绒衫适度地箍紧她的身体，实话说身材还是满不错的，只是比原来整整大了一号——腰粗了，臀部肥大，胯也有点松，唯有乳房比原来大得好，很饱满地裹在羊绒衫里，跑动的时候有弹性地颤动着。那就是我曾经熬了鱼汤准备下奶的那两只乳房啊，二十多年来，它们不知接待过多少张各种肤色的贪婪的嘴，最后哺育出这个会说“操你妈”的宝贝儿子所罗门。
刚才爬山的女孩儿中有一个瘦瘦的高个子，正在另一边和我的哥们儿踏踏聊天。她只有二十出头的样子，不算多漂亮，但眉黑如漆，眼珠黑白分明，顾盼之间，显得聪明、心里有准儿。我走了过去。
我扔掉空罐子，又拿了两罐啤酒，一罐递给踏踏，一罐问那女孩儿要不要？谢谢，不要。于是我自己开了喝起来。踏踏向她介绍说我是“美国一计算机公司的老板”。女孩“噢 ”了一声，但很难分辨这一声噢传达的是何种信息。
踏踏是我认识的人当中唯一一个怪人。他大学毕业后，曾做过一年中学教师，以后就辞职不干了，用我的话说，“二十多年不事生产”。他冬天只穿单衣单裤，在大街上原地踏步取暖，“踏踏”的绰号即由此而来。如果他约你出去玩玩儿，可千万别轻易答应，因为他嘴里的“玩玩儿”可能是骑自行车去沈阳遛一圈。他要说爬山，那就是从北京的金山岭沿长城一直爬到山海关，逮哪儿睡哪儿，抓着什么吃什么。他每年不多不少出一本油印诗集，已经出了十几本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首写他与昔日情人重逢的诗，其中有两句是这么说的∶
过去我所熟悉的那块三角地
如今已成了收费风景区
我把这些添油加醋地对那个女孩儿说了，引来了她一阵阵笑声。
“你这个人了不起呀！潇洒。”她对踏踏这样说。
踏踏憨厚地笑了笑，说∶“史辉多好啊，开着大奔，走到哪儿都跟着司机、女秘书、保镖……一大串儿。”
我看了看女孩儿，她也正在看我，这时有点不好意思地一笑，把目光转向踏踏，说∶“你们早认识啦？”
踏踏说∶“好多年了。他老给我送烟，我那房子不锁门，他进去就把烟放在我床头。”
我说∶“他家谁都可以进，比旅馆还随便。有一次他夜里十二点回去，一看，床上已经睡上人了，拉开被子瞧瞧，不认识，但又不好意思把人叫醒，结果他自己在外头刷了一夜。”
踏踏说∶“我看他睡挺香的……”
我说∶“他那房子居然还让贼偷了一回，翻得乱七八糟。可是不仅什么都没丢，桌上还多了一块钱。估计是那小偷一看，这人混得比我还惨，帮帮他吧。穷不帮穷谁照应啊？”
女孩儿始终在笑，兴味十足地一下看看他，一下又看看我。我发现她的笑容纯真甜美。
她对踏踏说∶“你这样的人真是太少了！现在的人都很实际……”
我一直在看着她，发现她的眼神忽然灵敏地一变，好象周围环境起了什么变化。转头看看，原来是唐玲玲她们围了过来。
唐玲玲问我∶“你都吃完啦？”
“没有啊，还没吃呢。”
“怎么不吃啊？”
“吃，马上吃。”说完抽身而去。
连喝两罐啤酒，感到膀胱胀满了。我拐进了厕所。
这厕所修得相当够意思，地面铺着白色的方瓷砖，墙上也贴瓷砖，是相同的材料和质地，只不过大小不同，比例是1∶3吧，与现在的贺太太和她的青年时代的大小比值差不多一样。郑小红的比例还没有这么大，不过也快了。马桶是座式的，又大又墩实，沉着镇定地等待着吞咽各种颜色和气味的粪便，活像当年在我们家等着开饭的陈及律。马桶上方的墙上挂了一幅小油画，画的是一片白桦树，一个孤独的旅人一只手撑在树干上，低下头轻轻地叹息。马桶的水箱盖上放了一束盛开的野花，散发出山野里的清香气味，那是贺太太刚才爬山时采来的。那个女孩儿瘦瘦高高的，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笑容如同这山上野生的黄腊梅，尚未受到充满了汽车废气和各种烟尘的城市空气的侵蚀。在我现在的朋友圈子里，这么年轻又是这种气质的女孩已经很少了，或者干脆说根本就没有。啤酒在我胃里泛起了泡沫，能感觉到一串串汽泡升了上来，不由得打了个嗝儿……怎么还没撒出尿来呀？
大概从几个月前开始，我注意到了这个现象。经常是站到便池前面，好半天排不出尿来，越急着想排，越排不出来，等得心焦气躁。今天可能上了点儿火，又来了。
有人在厕所的门上咚地撞了一下，接着门把手哗哗响了两次，然后没声了。心想快点撒吧，外面有人等着哪。可就是尿不出来。
忽然想起前列腺病的症状就是尿频尿急或者排尿不畅，男性过了四十岁以后百分之六十的人都有这毛病。嘿，别介呀，我刚刚四张儿！不能就这么不问青红皂白一揽子地把我收进那百分之六十里边去吧？我没招谁没惹谁呀！前列腺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好象它是挨着输尿管的，因此前列腺发炎或肿大就会影响到排尿——这是我听来的只言片语，当时也没好意思往深了问。我缺乏基本的医学常识，这回吃亏了。最关键的是，如果真得了前列腺炎会有什么后果呢？阳萎？上帝啊！路还长得很嘛，还有多少活儿等着我去做呀！你可千万不能一赌气半路就给我撂挑子！
门把手又哗啦哗啦地响起来，只听贺太太说了一句“里面有人”，然后传来了那个高个女孩儿开玩笑似的口吻“那我排你后边儿”。她们俩都笑了，嘁嘁嚓嚓地说着什么，但怎么听也听不清。
我一只手撑在对面墙上，调整呼吸，向下运气。快点儿吧快点儿吧！抬头看见那幅画，发现自己的姿势跟那位画中人一模一样。那正是一个为排尿不畅而痛苦着的中年男子，哪里是什么叹息的旅人？快点快点快点四张儿四张儿四张儿四张儿。整四张儿。向下运气，打通小周天，尿液就可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从明天开始，我一定刻苦攻读医书，把人体的所有奥秘搞它个水落石出！明天，郑小红如果突然回心转意说愿意跟我上床的话我应该伸开双臂表示热烈的欢迎，时候儿不早啦，逮着一个算一个吧！向医生们致敬！所有的医生都应该像美国的医生一样个个是财主到处受人尊敬，因为他们能够为患者解除生之烦恼让人们心满意足地死去。“伟哥”上市后，美国的一位名人欣喜若狂地写道“人类等待它已经等了四千年！”所以没有什么是克服不了的……
门被咚咚咚地敲响了，老贺大声问道∶“谁在里边哪？”
“我！”
“史辉。”老贺的声音变低了，好象在对别的什么人解释。
哗——突然尿出来了，浑身一阵颤抖，感到无比轻松。
老贺他们拉着我喝白酒。我推辞说不能喝。但他们不依不饶地非让我喝，贺太太把一只装着二锅头的纸杯子杵到我怀里，我只好接下了。唐玲玲在一个纸盘子里放了几样卤肉、凉拌菜和一点米饭递给我，说“你先吃点儿东西，别空肚子喝。”我接过来赶快吃。
老贺说∶“瞧人家玲玲，多关、关、关心老公啊！”
“玲玲对他好着呢！什么事，先想他，然后才想到自己，像雷锋同志一样。”一个密友评论说。
“在外女强人，回家缝补浆洗一日三餐操持家务像个旧式家庭主妇，那玲玲真是数第一。史辉算抄上了！”另一个补充道。
“男人永远想当大孩子，得哄着。可也不能过于温顺，你对他太好了吧，他就登鼻子上脸，不拿村长当干部。”第三个引出结论。
老贺感叹道∶“这小子上趟美国，拐回来一个这么漂亮、贤惠、能干的太太，真是有福气！”
我一边吃一边点头说∶“是，是……”
“你别光嘴上说‘是、是’，拿出点实际行动来证明一下。忠不忠，看行动嘛。”一个密友这样说。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辈子有益于人民，一辈子对人民有好处，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另一个密友谆谆告戒我。
第三个研究男人最有心得：“男人都是爆发型的，来得猛，去得快。刚开始一团火热，恨不得把你当天使供起来。三分钟热气儿一过，冷酷无情。玲玲，‘七年之痒’，考验史辉的时候到了！”
这样一说，连老贺都不接茬儿了。
喝二锅头的只有我们少数几个，大部分人是啤酒或者果汁，但大家都举起了杯子。我喝了一大口，嗓子眼儿像突然被堵塞住了，一时倒不上来气，但随后一股热流上下贯通，舒服得几乎落下泪来。第二轮举杯时，我看到了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在盯着我，所以我特意举起杯子隔着石桌与那个高个女孩儿象征性地互相致意。这一次一口就喝干了杯中酒，贺太太立刻又给我添上。我放下纸盘子说想吃点儿稀饭。唐玲玲说在屋里，说完拿了一个纸碗就走。我跟了过去。
在堂屋一边舀稀饭，唐玲玲问我∶“那个女孩儿是谁呀？”
“哪个女孩儿？”
“你不是还向人家敬酒呢吗？”
“噢，不知道。”
“干什么的？”
“不清楚。”
“哟，你们刚才聊得那么热闹，怎么一问三不知啊？”
“我真不知道！”
“算了算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儿，真没劲！”
重新回到院子时，大家正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离婚的事∶谁离谁没离，为什么离为什么不离，怎么离的，真离的话千万要坚持住什么样的基本原则……这可真叫“吃饱了撑的”，怎么会聊起这个来！三位密友精神大振，四面八方地解答着疑问，迸出一句句警世格言。我用不着别人劝了，自斟自酌起来，感觉有点轻飘飘。
老贺喝了酒后，紫脸膛变成了红脸膛，醉眼朦胧，结结巴巴地说∶“我认识的人里，百分之八、八十都离婚了。一见面先问这个∶还没离哪？光看统、统、统——计数字多少多少吧，还没觉得什么，一看周围的人，吓、吓、吓一跳。”
贺太太说∶“咳，家庭这个事儿，主要是互相体谅，为对方多付出一些。本来陌生的两个人嘛，慢慢走到一块儿，哪能没矛盾？一有矛盾就离婚啊？忍让一下就过去了……”
一个密友说：“关键是，如果‘是可忍，孰不可忍’呢？你忍，他认为你是软弱可欺，不但不能感动他，反而助长了他的气焰。”
研究男人最有心得的密友道：“中国的男人，一方面自私懦弱，另一方面又都具有暴君的性格。他要占有一切，控制一切，女人只是他私有财产的一部分。”
第三个说道∶“夫妻关系的关键是平等，如果不平等，只是单方面的付出，那成什么了？不是奴役和被奴役了吗？所以女人自己首先要是独立的，你只有是独立的才能和另一个独立的构成平等关系……”
我突然听到自己的声音加入到这个无聊的谈话里∶“中国的知识女性啊，看了几本书，知道有个女权主义，接受了要保持独立的这么个概念。可是她的本能、潜意识，不给她争气哎！恨不得把男人栓在自己腰带上，根本离不开。即使经济上不依赖，她心理上还是依赖的，因为太依赖了，所以就老怕这个依赖对象不可靠，于是就产生了危机感。危机感越强，依赖度越深，依赖度越深，危机感就越强，掉进这么一个圈儿里绕不出来了……”
“那贺太太呢？”唐玲玲打断我问道。
我正陶醉在自己强有力的逻辑推断里，没注意到她语调里含着的愤怒，所以仍带着哗众取宠的口气说∶“他们不一样，他们规矩。虽然岁数没那么大，但他们是属于老一辈人里的。老一辈人完整，咱们人格分裂。你看啊，从一开始，人家就是先领营业执照，然后才进行夫妻活动的，就像领了驾驶执照才能开车一样。我们当年都是无照驾驶嘛。”
郑小红噗哧一声笑起来。
“你喝多了吧？”唐玲玲问。
（我事后想：那句“无照驾驶”的话，一定是令唐玲玲想起了我们那个没有出世的孩子！）
“没有！这点儿酒，差得远。”我牛哄哄地答道。
“酒后吐真言？”
“用不着酒后！真理的光芒是遮盖不住的。就是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我也绝不改口儿！”
“那咱们就离婚！”
我一怔，头脑立刻清醒了。
“你说什么？”
“跟你离婚！”
“嗳！夫妻之间可不能拿这个话开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啦！”
“可不是开玩笑嘛，俩口子好好儿的……”
“好好儿的？我才不受你这个气呢！”
我见她当着这么多人居然霎时间就变脸，这么让我下不来台，也不由得怒起来。
“我让你受什么气了？发表点儿个人意见，跟大家讨论，不成啊？”
“史辉，你自己好好想想，我嫁给你十年，靠你什么了？是图你的钱，还是图你什么？你像个男人吗？配做丈夫吗？有一点点责任感吗？有本事你跟大家说说！”
我气得一句话说不出来。
“你说啊！你说啊！”她叫嚷道。“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说啊！”
贺太太说∶“玲玲，别生气了。你看他都不说话了，咱们也少说两句……”
“那是他当着你们的面，装的。他可会装了！没人的时候对我凶着呢！当年，要不是他那么逼我，我们的孩子……”说着，竟然哗地一下流下眼泪来，捂着嘴抽泣了两下，站起身向屋里跑去。三个密友影子般尾随而去。
老贺说我∶“你看你！甩、甩、甩开腮帮子乱讲话！这么大了还像个小孩儿——孩儿似的。”
陈及律说了一句∶“真是妇女的冤仇深哪！”
贺太太对我说∶“还不进去哄哄去？认个错，道个歉。天上下雨地下流，小俩口吵架不记仇嘛。”
我想了想，站起来向屋里走去。我觉得这他妈简直就像是进威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