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战争机器已经开动，但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战争艺术的最高境界。身经百战的李世民，自然也十分想做到这一步。所以在正式出兵之前，唐朝使者再次前往高昌，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使得麴文泰能够来长安朝见。
麴文泰拒绝了唐使提出的这一要求，理由是自己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麴文泰本该意识到唐政府已经打算动手了。他应该去估量一下自己能否承受战争带来的后果，以及如果不能承受的话，自己该怎么做。
唐朝方面的目的，是控制住高昌，使之成为自己在西域前进的桥头堡。倘若真的动武，长安方面不可能只针对高昌，势必要把背后的西突厥一并考虑在内，这样的话，讨伐军的数量应该会相当可观。那么战事一起，无论最后谁胜谁败，损失最大的都是作为战场的高昌。
唐政府希望麴文泰来朝见，这事对麴文泰而言无非两个结果，一是被当做发泄的对象杀掉，二是被扣做人质度日如年。这两个结果他都不想要，所以他始终不肯前往长安。
实际上我倒是给麴文泰想出了个主意。
麴文泰大可以在国内指定好接班人，安排如果自己一旦失去自由就立即由新王登基，再启程出发。这样，如果唐政府的目的是杀人泄愤，那对于高昌只是损失了一个普通人，即使说得严重点，也就是一个前领导人，但是国内政权会继续照常运转，没有大影响。而唐朝则会在各小国和部落间名声扫地：人家都已经按要求来了，也认错了（姑且不论是真心还是假意）你还要杀人，实在让人心寒，也毫无领导各国的气度。这种情况对于一向自诩为天下之主、忠孝治天下的唐来说，无疑是一笔赔上老本的买卖。
如果是打算像当年秦国扣留楚怀王讹诈楚国那样，把麴文泰扣留为人质，作为和高昌乃至西突厥谈判的筹码。那么和前一种情况一样，麴文泰此时已不再是高昌王，价值会大幅缩水，除了感情方面的因素外，很难在大的问题上产生足够的影响。唐政府同样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再去为难麴文泰的意义不大。
这个主意虽说不上有多高明，但在历史上这种例子也并不少见。战国时期就有两个：楚怀王去会见秦昭襄王、赵惠文王去会见秦昭襄王都是先安排好后事再出发，秦国都没有占到多大便宜。
可是无论是麴文泰还是他手下的文臣武将，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很天真地认为，唐朝不会忽视路途的艰辛，不会忽视西突厥的武装干涉，这战争，是断然打不起来的。所以，唐朝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忽悠，那么我们不听忽悠，自己玩自己的，就可以继续好好地过小日子了。
得知了高昌的反应后，唐太宗李世民眉头紧锁：嗯，看来又要用解决政治问题的最高级手段——战争了。
虽然此前薛延陀主动请缨，要求自为前部攻击高昌，但是此次出击意在整个西域，要考虑日后的政治利益。邀请外援固然可以省些力气，但战果却是要大家分享的，以后利益冲突在所难免。所以李世民谢绝了薛延陀的提议，决定单独进军。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十二月，李世民任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行军大总管，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彻为副总管，率领数万大军远征高昌。
即使在得知唐朝出兵的确凿消息之后，麴文泰仍然感觉高枕无忧。他哈哈大笑着告诉治下的百姓们：长安离我国七千余里，其中沙漠戈壁就有二千里，那里地上没有水也没有草，冷起来风如刀割，热起来风似火烧，大军如何通得过？何况上次我去长安，亲眼见到关中和陇右一带荒凉萧条，压根比不上当年隋朝全盛时的繁荣。现在他们不管自己穷困潦倒，来对我们发动攻击，嘿嘿，如果来的多，则粮食运输不及；如果来的少，不到三万人，那么我们就能对付得了。中国的兵法所说的以逸待劳，正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只要我们坚守不出，他们攻城不下，只能干瞪眼。而能够携带的粮食最多也不过二十天的份量，只能撤兵。到时我们出兵攻击，一定大获全胜！大家不必担忧！
好一篇领导讲话！好一份作战蓝图！
可惜，整个蓝图的前提都是不成立的。
当年玄奘从长安到高昌，也是走的同样的路线。一个单人匹马的和尚都走得的路线，为何唐朝大军走不得？
唐朝穷困潦倒，还是不知多少年前的景象。麴文泰同志明显缺乏与时俱进的思维，总是用老眼光、老办法来对待新问题。稍微想想也知道，一个内交外困的政权，如何能一举消灭东突厥？
至于唐军的战斗力和本国防守的能力，麴文泰也实在是过于轻视敌人，重视自己了。
实际的情况是，唐军很快顺利通过了那些不毛之地，到达沙漠边缘。而听到这个消息的麴文泰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惶骇，计无所出，发病而死。也就是说，他被活活吓得病死了。
麴文泰解脱了，剩下的人发现被国王的话忽悠了，自然慌作一团。不过最要紧的事情还得先做好：麴文泰之子麴智盛继位为王。
这时的唐朝远征军抵达柳谷（新疆哈密市东）得知麴文泰已死，麹智盛继位的消息。不少将领都认为现在高昌国王新立，人心不稳，正是发动奇袭的好时机。突击首都高昌城，定能一举拿下，事半功倍。
当年出击吐谷浑时的部门领导人侯君集此时已是大军的最高指挥官，他所要考虑的问题已不再局限于纯军事的范围，还有更多的方面。
此次出击的兵力数以万计，不能算少，对付高昌根本用不了这许多人，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意味。但是消灭高昌不是唯一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在西域站稳脚跟，不断打开局面。那么光是攻城略地是远远不够的，人心向背才更为重要。现在，朝廷方面宣称是高昌国无礼在先，我们这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出兵。麴文泰虽然死了，但他祖辈在高昌为王，在民间颇有声望。如果死人还没下葬就在他的灵前大动干戈，倒显得我们理亏，不是吊民伐罪的王师之道，也无法获取当地人的信任和支持。
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唐军没有发动突袭，而是一边宣传麴文泰的罪状，一边光明正大地擂动战鼓，高举旗帜，军容严整地继续向西挺进。
很快，唐军到达了高昌城的重要屏障——田城城下。
在吐谷浑之役大放异彩的少数民族将军契苾何力是此次远征军的先锋。他首先派人劝告田城守军不要作无谓抵抗，该及早出门投降。
可是他得到的是毫无余地的拒绝。
第二天一早，唐军向田城发动攻击。当天中午攻克。俘获七千余人。
当晚，唐军继续向高昌城进发。城中虽然大部分人比较悲观，但还是有人记住了麴文泰当时说的“以逸待劳”之计，于是派修整多日的军队开城出击，试图打远道而来的唐军一个措手不及。
这次出击的结果是“逸”不胜“劳”高昌军队大败而回，逃入城中。
麴文泰当年还说过，唐军远来，粮食最多只够吃二十天，我等闭门不出，他们粮食耗尽自然要退兵。于是大家打算死守。
麹智盛还希望通过发动感情攻势来扭转局面，他写了一封信给侯君集，信中说：得罪天子的是我老爸，不是区区在下。现在我老爸因为不听天子的话，遭到上天惩罚，已经去阎罗王那报道了。可我刚刚即位，没做过什么错事，应该没有什么罪过。还请将军能够体谅在下的痛苦，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年轻人，饶了我吧！
侯君集看到这封信，不由得微微一笑，随即提笔写下回信。内容很简单：如果你真心后悔，想改过自新，就应该绑住自己的双手，到我的军营大门来报到。
这种条件，麹智盛自然不会答应。高昌城中认为，他们还有最后的希望——西突厥的援兵。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西突厥倒确实派了一位亲王进驻高昌北面的可汗浮图城（新疆吉木萨尔县）作为声援。但这也只是西突厥外强中干，虚张声势而已。
当唐军抵达高昌城下后，西突厥可汗阿史那欲谷大为恐惧（自东突厥逃亡而来的他还牢牢记得当年唐军的兵锋之利）顾不上按照盟约前来救援高昌，而是向西逃走千里之遥。这下，那位亲王可慌了手脚。于是他选择了主动献出城池，投降唐军。
如果说唐军随身携带的确实只有二十天的粮食，那么，这也已经非常充足了。
高昌城城墙上，高昌人惊恐地看着如同潮水般涌来的唐军。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城外的护城壕沟就被填平，各种攻城器械轮番冲击，抛石机把石块像雨点一样向这座被包围着的孤城倾泻，很难找到安全的躲避之所。
就在城中人狼狈不堪地躲避石块的时候，他们还清楚地听到了城外那些十丈高的巢车中，唐军的“弹着点观测员”们高声的通报：击中x人！，“往左些，发射的石头要大点！，“他们躲起来了，往前面还有目标！
观测员们的语气中，包含着兴奋、轻松和不屑。听得唐军将士开怀大笑，听得所有高昌人垂头丧气。
在得知西突厥已经指望不上后，走投无路的麹智盛终于在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八月八日开城投降。立国一百八十一年的高昌王国就此灭亡。
占领了首都的侯君集继续派遣军队去接管各地的政权，共接收22座城，8046户，3万余人口。
看到这个数据，我真是有些难以想象，麴文泰全国不过数万人口，怎么口气就这么大，敢于和能够动员数十万部队的唐朝抗衡？有些人，真是很难理解。
捷报传来，朝廷上下喜笑颜开，身为皇帝的李世民最为积极，打算把高昌的土地设州立县，并入中央直管的版图。
这时，因身体欠佳而被改封为“特进”文官正二品，非领导职务）的魏征又提出了不同意见。
魏征认为，麴文泰罪有应得，已经死了，但这种惩罚不该再延续到他的儿子身上。应该保留高昌国，令他们死心塌地地效忠唐朝，安抚百姓。这样，四方蛮夷自然都心悦诚服，大唐威名恩义远播他方。如果贪恋土地，建立地方政府，则势必要派兵驻守，才能保证控制权。而这些士兵又不能从本地征召，只能由就近的陇西（今甘肃）一带提供兵源。这样，军队从陇西前往驻扎地路途艰险，还可能遇到敌对者的袭击，一来一往就要损失十之三四。这样多年以后，陇西将因此耗尽人力和物力资源，陷入穷苦。可是我们却不能指望从高昌一带得到丝毫的物质支援，白白消耗自己。这种做法就是把有用之物消耗在无益之事上，可行性不高。
魏征的话有一定道理，属于稳定性高、低风险的政策，对于巩固已有的成果，发展本土的核心区域很有帮助。
然而，对于一个正处于上升通道，扩张势头异常迅猛的政权而言，魏征的意见难免有些过于保守。诚然现在优待并扶植麹智盛，可以建立起一个亲唐朝的政权，但是并不能使高昌人就此淡忘亡国之恨。如果高昌持续发展下去，终有一日会趁中原政权衰落之际脱离控制，投靠他人或是自主独立。到那时，中原只能眼睁睁看着高昌为所欲为，却无能为力。
更何况，中国随着历史的发展，疆土是在不断扩大。西周时中央只能控制从黄河到江淮一带的土地，秦始皇扫平六合之后翻越五岭，把岭南的两广和安南纳入版图；汉武帝征服西南蛮，控制了四川南部和云贵一带，又通西域，开丝绸之路，把新疆置于中原的保护之下。
上面所说的每一次扩张，魏征先生的话都可以作为反对的依据。但如果真的按这个意见来办，那么今天的中国，还是只有从黄河到长江，从泰山到秦岭这么大的土地。
不是说魏征的话没有道理，而是要看国家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倘若国内有一大摊子事务忙不过来，此乃守成之上策；但如果国内足够繁荣，那么虽然陇西的消耗不能指望西域补充，却可以从富庶的江南等地取得足够的物资来用于西北。
在这件事情上，李世民坚持了自己的观点。
当年九月，高昌故土改名为西州，可汗浮图城改名为庭州，以下各有属县。后来，为了在西域打下坚实的基础，唐政府进一步在交河（吐鲁番）设立安西都护府，作为政治中心和军事基地，也成为唐朝向西扩张的前进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