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伯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过一种烤钵炼金法，即先取金或银的样品，和铅一起放进用骨灰制成的容器中加热。铅变成一氧化铅，与杂质一同析出，较重的金或银则变成金属小球，沉到容器底部。这种方法后来一直作为提纯和检验的手段沿用下来。1510年出版的《试金手册》（Probienbüchlein）中，这种方法成为一套检验矿石，主要是检验金银矿石的完整体系的组成部分。17世纪德意志的炼金术士贝契尔（Becher）声称自己能将铅转变为银，方法是：在坩埚里放入熔融状态的铅，将金、银加进去。这两种贵金属被铅（贱金属）吸收，就作为“金属小球”留在容器的底部，这样金银就与杂质分开，提纯。他的这个方法明显就是烤钵试金法的翻版。
（四）物质分类及对物质变化的再认识
阿拉伯炼金家在实验的过程中摸索出按基本物理性质划分物质种类的分类方法，也为后世借鉴。格伯将矿物分为三类：一是“精英”，即遇火会完全挥发的物质；二是“金属体”，即可以锻薄，并能在锤锻时发出响声的易熔物质；三是“矿体”，即在锤锻时会发生破裂和变成粉末的易熔和不易熔的矿物。这三大类又划分为小类。精英类包括硫黄、砷（即砷的硫化物）、汞、卤砂和樟脑。金属则包括铅、锡、金、银、铜、铁和一种成分不明的合金“中国铜”。矿物又分为三类：一类含有相当数量的精英，呈块状，如孔雀石、青金石、绿松石或云母；另一类含有少量精英，如贝壳、珍珠、矾；还有一类几乎不含精英，如石华、矿粉、陈矾等。拉齐将物质分为挥发性精英、金属体、岩石、矾、硼砂和盐类。阿格里柯拉（Georgius Agricola，1494—1555年）1546年出版的《矿石的性质》（De re Metallica）一书中，将矿石分为五类：泥土、狭义的玉石、液浆的结晶（盐）、金属、化合物（如方铅矿、黄铁矿等）。这与阿维森纳在《医药手册》的《物理学》一章中，将矿物分为岩石、可溶物、硫和盐四大类相似，他们都是采用的物理性质作为分类的标准。用物理性质作为分类依据，这种认识为大部分阿拉伯炼金家所赞同。
赫尔蒙特（Jan Baptist van Helmont，1579—1644年）也是用气体各个比较明显的物理性质来讨论其所认识的气体，他并没有对这些气体加以鉴别，只是进行了粗略的分类，分为以下几类：（l）有毒的气体；（2）燃烧木炭和其他可燃物生成的气体；（3）酒发酵产生的气体；（4）硫酸和酒石盐，或蒸馏过的醋和碳酸钙，起泡沫生成的气体；（5）从矿泉水的气泡放出的气体；（6）打嗝出的气（这六种气体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二氧化碳）；（7）硝酸和金属（例如银）作用所产生的有毒红色气体；（8）从熔融硝石和木炭生成的一种气体（这两种即二氧化氮）；（9）含在腐物中，可燃，干馏有机物生成的可燃气体（氢、甲烷、一氧化碳的混合物）；（10）灵气或活气，一种气体性质的生命精气，是其他气体非常迅速和猛烈地作用于物体上的原因。这种按物理性质分类的方法，直到现在仍然作为一种重要的分类方法在使用。
欧洲炼金术士和医药化学家不仅沿用格伯的硫汞理论，而且通过大量实验对物质和物质变化的理论又开始重新认识。马格努斯是炼金术的拥护者，支持金属组成的硫汞学说，认为所有的金属都是由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组成，也就是直接由不同比例的水银和硫黄构成，因为硫黄是由空气和火为主，水银含水和土。这个观点被认为是继承了格伯的理论。在《论炼金术》一书中，他还指出，金属发生转变是可能的，只要改变金属的密度和颜色，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要采用必需的化学品并对贱金属进行相应的加工。雷蒙德·卢尔提出以汞为中心的理论。在他看来，汞可以使贱金属的表面变成银的，所以，汞被看作是银的灵气、金属的祖先，而且事实上是万物的本源。上帝制造汞，汞然后像在回流蒸馏中那样地周转，并分化为各种别的东西。培根认为汞、硫是原始物，汞是金属之父，硫为金属之母，黄金则由纯汞及纯硫制成。
布鲁斯在他发表于1330年的《新宝珠》（Pretiosa Margerita Novella）一书中认为：
一切金属的原初质料是湿的、粘滞的、不能燃烧和细微的，在矿穴中与细微的土质结合，金属微粒以相等的分量与土质不可分地互相混合。水银是金属最近似的物质，是从各种金属不可分的混合物中产生出来的。硫是某种土质的脂肪，经过缓缓煎熬可以稠化和硬化。亦即硫和汞的关系犹如一雄一雌，一为合适的药剂，一为合适的物质。硫磺有易熔的，有不易熔的，金属视含硫量的多少也有易熔和不易熔之分。水银在地下深处可因含有适量的硫而凝结。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互相作用的硫和汞，是金属的基本要素。使普通金属能够变成黄金的根据就在于：普通金属中的硫并未充分发挥作用，因为如果普通金属当初是完美无缺的，那么，要使它们变成黄金，事前就必须把它们还原成最初的金属物质
阿诺德在给儿子的信中称，“格伯说所有的物质都由汞组成，普通的硫可以在太阳和月亮中找到，在汞中更易于发现。”在他的著作《玫瑰经》（Rosary）的第一章中便接受金属的生成是源自硫和汞的理论，且更强调前者。这也是14世纪其他作者如约翰·达斯汀和贝尔纳都承认的。达斯汀在他的著作《所需的欲望》中认为过去的炼金术手稿中人们应该是用盐、矾和硫在名义上代替了四元素。贝尔纳也坚持“硫和水银”就是四元素以某种比例存在于汞中。气和火代表硫，水和土代表汞。汞是医治金属的药剂，而不太重要或者普通的硫是金属不完善的原因。只有汞是完善的，它包括自身内部固有的硫。被埃利亚斯·阿什莫尔（Elias Ashmole，1617—1692年）称为“精通这门神术”而且是“一个明智的哲学家并跻身于炼金术哲学家之列”的乔叟，对此也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汞既是“主体”又是“灵魂”，且在其文学作品中还不止一次地提到炼金过程中的“四种精素”和“七种主体”。“四种精素”是汞、砷、硫、卤砂，“七种主体”是金、银、铁、汞、铅、锡、铜。以上这些观点代表着13、14世纪的炼金术士们对物质的总的看法，在他们的论述中我们看不出在理论上有何新颖之处，只感觉到他们是在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前人著作和手稿中的东西。
16世纪以后，随着医药化学的兴起，人们对汞—硫理论不断进行补充。帕拉塞尔苏斯在硫、汞的基础上增加了一种新的要素：盐。他认定硫为易燃的元素，汞为流动性和挥发性的元素，盐为固定的和不活动的元素。因此，柴燃烧时，“燃烧的是硫，蒸发的是汞，变成灰烬的是盐”。这三种元素在不同的物体中表现各不相同，就像盐、硫、汞在自然界的物种中有不同的存在形式一样。硫以一种形式存在于金子中，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银中，还以第三种形式存在于铅中等等。而且，硫在石头、石灰、泉水和盐状物中又是一种形态。不仅硫有不同的形态，盐也一样在宝石、金属、石头、盐状物、硫酸盐和矾中各有其形态。汞也不例外。其中的硫、汞、盐并不是现代化学里所通用的元素，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他还将它们比作身体、灵魂和精神。巴西尔·法兰亭（Basil Valentine）则加上一个生基（Archaeus），即是帕拉塞尔苏斯所说的阿契厄斯，是一个支配和统治所有生物及生命过程的精灵。人体中的每一器官都被赋予各自的炼金精灵。这些精灵实质上就是体内以炼金术士的方式起作用的生命力，它们能将外部供给的有用的物质和无用的物质分离开来。
赫尔蒙特认为：真正的元素是空气和水，水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空气。这两个元素谁也不能转变成另一个，每种元素也不能还原成更简单的状态。另外两个所谓的元素，即火与土，不配得此头衔，是因为火根本没有一种物质的外形，它不是一种元素而是常常用来改变物体结构的一种工具。土可由水生成。“事实上，一切盐、粘土、实际上一切有形物体实质上都只是水的产物，而且都可以再由自然界或者人工还原为水。”他在证实这种观点时指出：几乎所有物质在灼烧分解后总是析出水。同时，他还做了化学史书中经常提及的“柳树实验”，以此来证明“所有植物都只由元素水生出”。约翰·鲁道夫·格劳伯（J. R. Glauber）在理论上是帕拉塞尔苏斯和赫尔蒙特的折中，他接受三要素或者说三元素，但他用水代替帕拉塞尔苏斯理论中的汞。格劳伯认为“植物的要素是水、盐和硫，而金属也是由这些要素组成的”。虽然这些理论仍然没有跳出中世纪的窠臼，没能从本质上揭示出物质及其变化的原因。但是由这些理论所引出的实验从客观上丰富了化学实验的内容，并且导致了一种实验风气的产生和流行，促使人们不断探索思考物质的本性，有助于欧洲近代实验化学的兴起。
二、实验对欧洲的影响
阿拉伯炼金术作为阿拉伯文明的一部分，在西传的过程中，不只是对欧洲化学、医学等一些近代学科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作为一种文明所携带的文化现象对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的诸多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一）炼金术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炼金术自欧洲重新复苏后，一直备受各个阶层的重视。上自王公贵族、知名学者，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对其青睐有加，竞相研究，炼金术成为世人广泛关注的学科。在英国，有两所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们还能够有相对宽松的环境来研究这门学问。达斯汀在给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信中赞美道：“金子的本性高于其他金属。”为了制得金银，人们应该将金或银和汞混合以产生万灵丹药，用来点化贱金属。人文主义学者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受柯西莫·德·美第奇之命翻译的第一部拉丁文著作不是柏拉图的作品，而是《赫尔墨斯全集》（Corpus Heremticum，1460）。由于能够炼出黄金，这一显而易见的优势也让统治者们觉得有利可图。在炼金活动的中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二世（Maxicmilian II，1564—1576年在位）与鲁道夫二世都满怀希望地热情款待许多有名的炼金术士。鲁道夫二世甚至还有一座自己的实验室，且已经超过其他地方成为炼金术士们趋之若鹜的场所。炼金术受欢迎的程度不难看出。
但是也应该看到，炼金术在实验过程中导致的物质的物理和化学变化，强化了人们对物质认识的神秘感。加之受阿拉伯炼金家著作的影响，14到16世纪欧洲炼金术士的手稿中隐喻手法和神秘主义日益增强。这种趋向被一些邪恶之人或心术不正者利用，他们抓住人们对财富的渴求欲望，渲染一夜致富的炼金结果。一时间神秘主义滋长，骗术猖獗。人们也往往因为受到蛊惑而轻易上当，参与到炼金的过程中。炼金离不开实验，也正是由于遵循实验科学的法则，经过千万次的实践让欧洲人认识到，按照炼金术士的那一套方法真正达到炼出金子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因此炼金术被认为是骗人的把戏，炼金术士们的行为自然就具有欺骗性，其道德极端败坏，受到人们的不信任和唾弃。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们将炼金术士带进作品中，让他们做了骗子的形象代言人，这在以前的文学作品中是没有的。但丁在他的《神曲·地狱篇》第二十九歌中，就刻画了两个炼金术士的丑恶形象。一个是亚勒索的格列甫利诺，一个是迈诺斯。他们都是在世间用炼金术骗人，而被但丁打入地狱第八圈第十断层的最后一座，可见罪孽深重。不仅如此，还让他们“从头到脚都是斑斑的疥癣”，奇痒无比，“只能把指甲深深掐入肉中”，才能求得一时的苟安。作者对炼金术士的痛恨之情由此可见一斑，让他们负载罪孽而深陷痛苦，永世不得超生。同时也可看出当时的人们对炼金术士的憎恶之情。
在文学和戏剧之乡的英国，炼金术士也频繁地出现在当时的文学和戏剧中。乔叟写于1390年的《神圣卫士的传说》中（The Canons Yeomans Tale）将炼金术士卡农（Canon）及其侍从约曼（Yeoman）置于受嘲讽的地位，揭露伪炼金术士的行为。作者讲述了约曼向赶往城里的朝圣者们吹嘘他的主人如何伟大，能将一切他所要求的东西变为金子。卡农不能制止这些流言蜚语，只有逃跑，而约曼则被实验失败后失望至极的人们称为骗子。
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英国剧作家本·琼森（Ben Jonson，1572—1637年）于1610年写作的喜剧《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被认为是“整个伊丽莎白时代舞台上最出色的一出现实主义喜剧”。剧本描述了炼金术士萨特（Subtle）和他的两个同伙费斯（Face）、多尔·康芒（Dol Common）利用他们的主人因惧怕瘟疫而逃往乡下的机会，在伦敦主人的大房子里施行骗术，愚弄大众。烟草商、贪婪的骑士、赌徒和两个自以为正义的清教徒都大上其当。《炼金术士》集中表现的是使人变成傻瓜的职业骗子，汤普森也提到，受琼森讥讽的炼金术士名为西蒙·福曼。即使在某些作品中有过对炼金术士不算贬斥的描述，譬如莎士比亚《约翰王》、《尤里乌斯·恺撒》等，但通常作者另有隐喻，或强调炼金的耐心和毅力，不言失败，始终保持乐观向前的精神，或迎合，或披露当时浮躁的致富心态下人们对未来的一种虚幻憧憬。总之，罩在炼金术士身上的光环已荡然无存。
透过时人对炼金术士的鄙夷、揭露和鞭笞，我们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否定的只是对试图通过物质分解、合成的化学方法获取黄金的结果，而对物质的自然法则和实验方法却有着正确的认知、评析和持久不衰的兴趣。16世纪30年代的布林格西奥就划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炼金术“路径”：一条是由心怀叵测的炼金术士们走的路，他们只管行骗和敲诈；另一条则是工匠们走的“公正的、高尚的、正确的路”，他们将欧洲导向了一条寻求实验和研究的科学精神之路。弗兰西斯·培根认为炼金术中的实验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它是建立在“想象与信仰”之上的，但通过方法的改变就可以恢复其富有成效的结果。炼金术与炼金术士的行为虽遭到否定，但炼金术中包含的对自然的观察和理性思想却保留下来。实际上，通过新的观察证据对自然进行全新的调查研究这种理念，也是在神秘主义的传统中不断成长壮大起来，并最终战胜神秘主义得到独立发展。
（二）实验科学观念在化学中的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