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觉察到林奈特那天有点异样。她买了咖啡端着走过来，我迎着她，说：“哈啰，马克好吗？”
她没有笑容地说：“你怎么总是先问马克，不先问我好不好。”
这回话来得太突兀，我一愣，但马上明白她说的是对的。我确实每次与她打招呼都先问马克，虽然我没有特别的意思，只是礼貌。
其实我几乎不认识马克，他是个热门系科商学院的学生，高个儿，一头淡棕色头发，人长得挺帅，穿着尽管随便，却也一看就知是有教养人家的子弟。我只是在系里研究生的一次集会上见到他一次而已。看得出林奈特很高兴能把他带来，让大家有机会看到她的男朋友，而马克也用西方骑士崇拜情人的眼光看着林奈特，跟着她从这堆人走到那堆人。可能是因为我是集会上除了林奈特外唯一的中国人吧，马克特地跟我多聊了一会儿。当然聊的是中国文化之伟大。跟中国人还能谈别的什么题目？可能就从那以后，每次见到林奈特，我就老是用问候马克来开始寒暄。
这次是林奈特打电话找我，问我是否愿意第二天下午三点一起喝咖啡。我从不记得林奈特有坐咖啡馆的习惯，但我还是很高兴地答应了。我提前一刻钟来到学生会对面的金熊咖啡馆。
那是个阴惨惨的下午，天空像孵蛋太久的母鸡，疲倦得直恶心。那些一向在广场四周台阶上晒太阳的学生都挤进了咖啡馆，空气湿乎乎的，浸满了低沉的喧闹。我挑了一张玻璃门边的桌位，把桌上散乱的报纸抹到一边的空座位上去。
我和林奈特虽然曾长久在同一系里，实际上只同学过一次，那是上普特南教授的叙述学讲座。她是个很认真的学生，太顶真了一些，尤其当她向教授那几条有名的假定挑战的时候，好脾气的教授脸上不得不老是挂起宽容的微笑。林奈特上了一个多月，决定放弃这门课。“我没法忍受半途而废的理性思辨。”她说。她从书包里掏出一条带子，把长发束起来，赶去上别的课。
我重新起头：“你最近好吗？”
“马克到弗雷斯诺他母亲家去了。”林奈特挪挪身子，坐定下来，却回答我原先的起头方式。
我不知如何解释，只好设法改一个题目。
“论文怎样了？”这该是个谈得下去的题目。她是亚裔研究系的学生，是那个新系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之一，而那个科目在全国还没多少大学开系。她总是说，从文学系转过去是做对了，文学系是太古老的系科。
“这正是我想请教你的事。”林奈特脸上这才第一次挂出微笑。“美国文学中的中国女性形象，我原以为只是材料罗列，现在才明白这题目不好做。”她把咖啡推到一边，俯身向我，“是不是文学中的所谓‘形象’都是一种程式化？”
我松了一口气，找我只是“谈本行”而已。
社会化的形象是超越主体控制的，我说。但也决不是客观化，可以说，它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动态过程中发展出来。我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可能是她脸上关注的表情鼓励了我，能在一个漂亮女人面前卖弄才学总是令人高兴的事。我开始从文学现象谈到非文学现象。
“例如。”我说。事情弄得出乎意料就是从这例如开始的。
“例如，在莫诺盐碱湖再往西的西埃拉山中，有一个上世纪的矿城，叫博迪，现在早已无人居住，成了鬼城。”
“我知道博迪。”林奈特说。
“那里现在有个小小的博物馆，陈列鬼城的遗物——威士忌瓶子、手枪、马具、旧招贴画等等。收集这些东西，并非按一定程式进行的，有什么就收集什么。但这并不等于这些展品没有表现程式化的形象。”
“不错，”林奈特说，“我两年前去过这地方，看到展品中有一管鸦片烟枪，算是代表矿城中的几百中国苦力。我向馆员抗议，但是他说那是他们能找到的唯一中国物品。”
听林奈特的英语真是一种享受。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美国人，尤其是女性，英语都似乎说得清脆悦耳，声调起伏有致，没有美国语调中那种蛮横的土气。她们做教师肯定是好材料。
那烟枪倒不是唯一的中国物品，还有一双绣花小鞋，我说。
林奈特张开嘴，看着我，伸向咖啡杯的手停在桌面上。过了几秒钟，她才说：“我怎么没见到？”
我说，我是两年前经过博迪鬼城的，比她晚一年。“还有一卷手写的广东民歌，也可能是粤剧唱词，纸已经破烂了，字迹倒还清楚，可惜广东话写音，看不太懂。可能他们还没有发现这个女人的东西。”
“一个中国女人？”林奈特皱着眉头说，“她在那里干什么？”
我没有回答。她的神情好像不是在问我，而是在问她自己。
好一阵我们没作声。最后她说：“我得去那儿看个究竟。”
她说着就站了起来。“我现在就去。”她说。
我吃惊地抬头看她。虽然我知道她做事一向出人意料，自有主张，但这决定太突如其来。我对她说这不现实，开车到那里至少五个小时，而且，我对她说，看来要下雨，而在这个季节，西埃拉山中应当下雪了。
她伸出手来向我告别。“谢谢，不用担心。”她的笑容还是典型东方女性的笑容，温雅、娴静。
我也站了起来。这就有点疯狂了，这鬼城跟你的论文没有直接关系，那不是文学，是一堆上世纪的破烂，放在那里款待难得走进那山坳的几个游客。但她只是抿嘴一笑，就往外走。有人在咖啡馆里弹起了吉他，唱起什么讽刺总统的歌曲。有人在喝彩起哄，但大部分人还是在噪音的轰炸中谈自己的事，有的人在做功课。有个女人不知怎的给逗得仰天大笑，椅子侧转挡住了我们的路，我们绕着道儿走出去。
在门口，我的话她听得见了。我说：“嗨，别想一着就是一着的。”
她转过头来，粲然地笑了。“你这么关心我是不是太早了一些？”
我窘了一下。对美国姑娘开玩笑的自如劲儿，我总是感到难以招架。但我还是叮嘱她，请她无论如何打电话来，因为“我对那边的事也很感兴趣”。她点点头，转身就走开了。
看着她网球选手似的步伐走上未雨先湿的台阶，看着她优美地摆动的背影，我突然想起来马克的母亲家住在弗雷斯诺，正是去莫诺湖一带的必经之途。我嘲笑自己的愚蠢，然后转过身，在低垂的天空下朝图书馆走去。
那天傍晚，天黑之前，雨终于挤破了云堤。雨下得很大，加利福尼亚一年难见几场的大雨。对面开来的汽车，前灯被雨化成一片不成形的黄色，激怒着我的眼睛。不难想象林奈特一个人如何摸着黑雨进山，整个视野中没有一盏灯，山影变成面目不分的大块，只有自己的车灯照亮眼前的几尺路面，循着这一块小光斑转过一个又一个路弯。
但不知怎地，我觉得这情景不太可能，只是一个恐怖的想象。第二天上午，有两节是我做助教的文学导论课。然后我回到系里五个助教合用的办公室。我一进门，鲍伯就告诉我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是还要打来。
“好像有急事，你最好等着。”
“中国人？”
“不，好像是个美国女人。”鲍伯诡秘地笑了一下。我本能地认为这一定是林奈特。等的时间很长，我改完了学生的作业，又开始看自己的功课，而我一般不在办公室读自己的书。中午之后，这个办公室人进人出，是个静不下来的地方。电话铃响过几次，每次都让我一惊，但都不是我的。接电话的人也实在说得太长，我第一次发现人们在电话上说那么多无聊的废话。最后我决定离开一会儿，找个地方吃午饭。正在这时，来了我的电话。
“你在哪儿？”我觉得自己嗓音都变了。
她很镇静的嗓音在说：“我想知道我为什么没找到你说的东西。”
“陈列馆就在那间老酒吧旁边。街顶头是老教堂。你可以找一下管理员。”
“雪很大，一个人影也没有。”
“什么？你一个人在鬼城里？”我高声起来。
“别嚷嚷。别管那劳什子陈列馆了，你能告诉我哪里能找到玉香吗？”
“玉香是谁？”
“嗨，别装糊涂。你知道黄玉香，广东新会客家籍人，1886年到美国，进入旧金山一家华人妓院，第二年随一群中国矿工来到博迪。她是居住在这个西埃拉山矿区的唯一中国女人。你当然知道。”
“你哪儿来的这些材料？”
“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博迪几年之后上哪里去了。不知所终，她老境如何？死在哪里？我必须找到她本人。”
“林奈特，你听着。”我尽量把字咬得斩钉截铁，“你必须现在就离开博迪，回到弗雷——”
“别！”她在电话中惊叫起来，打断我的话。这时，一个妇人的声音响起来：“你的时间用完了，请再放进硬币。”
“回到弗雷斯诺再给我宿舍打电话！”我大声吼出来。但不知道在空间的嗡嗡声淹没几百公里的电话线之前，她有没有听到。
放下电话，我感到办公室里一片寂静，满屋子的人都张着嘴看着我。看到我转过身来，他们又都回过头去谈各自的事，整个办公室又是一片嘈杂声。
我走回自己的桌旁，心里很不安，感到这一切都是我招惹出来的，毫无必要，而且可笑。现在林奈特一个人在雨雪空濛杳无一人的西埃拉荒山中，看来是发着高烧。她怎么开车出山呢？我决定向商学院办公室打听马克家中的电话，但我马上意识到我至今不知道马克姓什么。剩下能做的事只有及早回到宿舍里，以免错过林奈特可能打来的电话。
到傍晚，下了两天的雨终于停了。沉沉的雾气闷住了一切，还没到夜天就黑了，几点灯光好像花了很大力气从黑雾中钻出来。我做做这个，做做那个，终于明白林奈特一个人在鬼城里这件事太烦人。我无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只好捧起一本最枯燥的文学理论书，坐在床上，守着电话机读起来。在我终于睡着之前，一直没有电话。
突然铃声在黑暗中响起来。我跳起来，抓过电话。一个声音从远处传来：
“是我，你听见吗？”
“听见。”我说，努力想止住突然袭来的冷颤。电话那一头闹哄哄的。
“酒吧可真挤，”她说，“生意难做。”
忽然间，我明白了她是在哪里。我嚷起来：“别离开你的中国同胞！那些鬼佬很危险，别到酒吧间去跟他们打交道。”
“你关心我是不是太早了一点？”还是那个揶揄的口吻，“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厨子，洗衣工，能有多大盼头？”
“请你，”我尽量克制住自己，使自己的声音明白清晰，“请你尽早回到旧金山来。”
我听到她周围的人粗声哄笑起来。“旧金山？”她说，“他们把我赶出旧金山唐人街。反正离乡背井，哪里不都一样？”这么说，你在那里，小脚穿上了绣鞋，穿着斜襟的红绸褂子，手里拿着檀香扇，在一个中国苦力不敢进去的白人酒吧间里，那里随时会爆发斗殴，用手枪和匕首，那些满脸胡茬的人捏起你的下巴，满口酒臭的嘴拱上来。我一时无言，被这景象压垮了。
“听着，”她说，“我知道你看到过我的歌本儿，我想你从来没有听我唱过，我唱支广东情歌怎么样？”她好像是对着酒吧间里的人说这话，因为接着酒吧里就爆发出一阵欢呼。然后电话里传来了她的歌声，绵绵幽幽的粤语，好像不是语言和乐音，而是别的什么更深沉的声音。
世间难揾一条心。
得佢一条心事。我死亦要追寻。
一面试佢真心。一面妨到佢噤。
试到果实真情。正好共佢酌斟。
我想人客万千。真吤都有一分。
箇的真情撒散。重惨过大海捞针。
细想缘分各自相投。唔到你著紧。
安一吓本分。
各有来因。你都莫羡人。
“真好。”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歌声太古老，太亲切，好像被忘却了的过去，覆盖的落叶被风渐渐卷起。但是听筒中传来的醉醺醺的喝彩和笑声又提醒了我，这是流落在天涯异乡的一枚孤独的灵魂。我说：“唱得真好。可是你什么时候回家来呢？”
“家——？”她的声音突然严厉起来，“你想用这个字来吓唬我吗？”
我正想辩解，电话挂上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黑暗中。我跌跌撞撞地冲进浴室，拉开灯，只看见镜子中我的眼睛像夜一样黑。
一大早我就向朋友们打听是否认识商学院的马克，林奈特的男友，说我有最紧要的事要找他。认识林奈特的人很多，许多人答应帮助问问看。下午，有个人打电话给我，说他就是马克，从弗雷斯诺打电话来，问我到处找他究竟有什么事。
“林奈特怎样了？”
我焦急的声音大概使他吓了一跳，他回答说：“她此刻很好。你问这干吗？”
“我前天看到她开车离开学校，我有点担心。”
“为什么？”
“因为——因为她当时好像脸色不好。”
马克犹豫了一下，然后尽量显得平静地说：“她是昨天上午到弗雷斯诺来的，发着烧。你说她是前天离开学校的，那么前天夜里她在哪里？”
“那么说，昨天夜里她是在你家里？”我有点惊奇地问。
“昨天夜里她还在发高烧。嗨，你最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马克说。他再也不掩饰他的恼怒。他大概认为我知道一切内幕底细。
“我很高兴她一切都很好，”我顿了一下，“我很高兴你，也很好。看来没什么事，是我过虑了。”
“你不说！既然你不想说——好吧。谢谢。再见。”他不愿再谈下去，我也很高兴他不再追问。我恨自己多事，究竟有什么必要为一个聪明、能干、健康的美国姑娘担心？哪怕她是中国血统。看来，脆弱的是我，被西埃拉山里的鬼魂吓坏的是我。
从那以后，有很长时间我一直没有听到林奈特与马克的消息。我几次给他们在快乐谷合租的公寓打电话，没人接。而且，他们的电话平时总套着录音器，是林奈特轻快悦耳的声音，伴着摇滚音乐：“哈啰，林奈特和马克正在别的地方享受生活，但我们也不想怠慢朋友，下面有三分钟时间让你留话，我们会尽早给你回话的。谢谢了，伙计。”然后是急促的鼓煞在一声响亮的拨弦上。但是，现在我打电话时，只有铃声空空地回响，像风吹过西埃拉山中倾圮的小屋。
两个月后，我才遇见林奈特，在校园里，在课间匆匆赶到另一个教室的人流中。我叫住她，她急步跑过来，脸上还是那妩媚的微笑，显得比以前更健康、更迷人。
“嗨，”她搂了我一下，“你知道吗？我的论文进展很快，谢谢你的指点。”
我想问，好多问号。但我看见她眼中毫无疑惧的光彩，没往下说。她明白她在做什么，也明白她做得不错。她不需要旁人担心。
